花间一壶酒-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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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2）
在王的学术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转折点。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学，主要是想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虽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学入文学，始终徘徊不定，“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怀疑将来选择或在“二者之间”（《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尽弃前学，改治国学，折衷感情与理智，最后归宿是史学。他治国学，是此年随罗振玉东渡才开始，和郭沫若一样，也是蛰居日本，才学问大进。这种选择与遗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有关。沈曾植曾跟他开玩笑，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见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一文的回忆），可见他是“无聊才读书”。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习惯（有人叫“担当”，我看是“恶习”，李敖叫“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杨树达先生曾检讨这一问题。他说：“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救药；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日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在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积微翁回忆录自序》）。我觉得他的检讨可能过了点，因为这样的“恶习”不惟是几千年的“恶习”，就是1949年之后，也还是读书人的“恶习”，不是全部，但也绝不是一两个人，比如50年代的前辈，他们就特别容易“上钩”。其实，人对政治关心不关心，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政治本身怎么样，赞成、反对和弃权都是政治表态，全看你的立场和能力。王国维对政治的参与虽不及罗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读书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欢当时的“世变”，但他应感谢这个“世变”，因为它绝了读书人向上爬的路子，让他们想关心也关心不了。没有这种冲击，吴敬梓嘲讽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王国维就不会拿16年治西学，也不会拿16年治国学。王治国学，从表面看，似与西学无关，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对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16年），但成绩很大，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比别人厚（当时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因为两条，一是他西学训练好，有贯通文、史、哲的人生体验，“识”比别人高；二是他在罗氏身边，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楼台之便，与欧洲和日本的学者有广泛交流，“见”也比别人广。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所治“国学”，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二》曾以此自况），也是“不中不西之学”。吴宓说王氏之学“冠绝一世”，“发前人之所未发”，乃得益于西学（《空轩诗话》），这是很有见地的。
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文化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对保存和延续文化有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碰巧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合了拍，但却不是明识时务，自觉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满痛苦。如果我们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该向他们学习，置民水火于不顾，那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绝对昏聩（“何不食肉糜”）。我们尊敬“大师”，但不必美化“大师”，更不必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可怜下场”安慰自己，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对陈寅恪我也抱如是观）。
王国维的后半生，著作数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选的《观堂集林》一书。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静安先生年谱》）。可见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论著虽然还有（如《史籀》、《急就》、《苍颉》之书，两种《金文著录表》、《纪年》研究和《古史新证》等），但其思路、观点和研究范围皆体现于此。印行《集林》的蒋汝藻说，此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蒋氏作《观堂集林》序）。
读《观堂集林》，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殷墟卜辞；（2）两周金文；（3）战国文字；（4）西域汉简；（5）汉魏石经；（6）敦煌文书；（7）铜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礼制；（10）古文源流；（11）字书韵书；（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计算，等于每年都开辟一个领域（王有不断变换题目的习惯）。这些研究，是一种介于宋、清金石学与外来考古学之间的东西。王国维的“二重史证”其实不是来自西方考古学（西方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是两门学问），而是来自宋代“考古学”（它是铭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但他的研究还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考古学（台湾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语所，大陆的考古原来也是设于历史系）。王治甲骨是从帮助罗振玉校写《殷墟书契考释》入门。此书原稿于1951年由罗氏后人售于陈梦家。陈在《殷墟卜辞综述》58－61页对稿本原貌有说明，可以证明“剽窃说”是无稽之谈。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他在这一方面贡献很多，但有些说法，如“四分月相”说（《生霸死霸考》）和“王号（西周早中期的）生称”说（《遹敦跋》），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两种说法对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都有问题。战国文字，当时出土资料有限，王氏所见无多（只是根据战国玺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样伟大的假说，寥寥数语，对研究战国文字、秦汉小学和汉魏的古文传授，全是凿破鸿蒙的东西，不但启发了后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大问题，甚至对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研究多属陈寅恪所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釋证”，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则属陈氏所说“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还有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也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者都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光，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东西（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颠扑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论”，而是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善于即小见大，它更关心的是问题的整体推进。除了从小到大，还要从大到小，特别是从大到小。
王国维：别让书生搞政治（3）
王国维是文艺批评家，也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更重要的他是历史学家。陈梦家先生曾说“要充分了解一个古字的意义必须先有充分的古代社会的知识”，“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他释文字虽有“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实的推测”，釋对的文字，数量也不多，但所釋文字却多是关键字，“要比孙（诒让）、罗（振玉）所釋重要的多”（《殷墟卜辞综述》61页）。
现在我们的古文字研究，在细节上有不少可以超越王氏之处，但王氏的历史眼光却是学界所贫乏。针对于此，我想陈先生的话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2003年3月10日改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附记一】此文原来的题目是作《我读〈观堂集林〉》，过于平板，现在改了一下。
【附记二】中国学术界苦于大师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一样。学者徒唤奈何，却很少反省原因。原因何在？很简单，主要是无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师。无大格局，自然无大师。而大格局者，只有社会剧变，思想风气、学术范式随之转移的时代才会有。中国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学势如潮涌，旧学阵脚大乱，即使遗老遗少，也不能不受时代风气感染（反对本身也是感染）。是时，一切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即使驽钝中才之人，预临其事者，都是祖师爷，当然大师辈出。及新学立，各自分疆划界，自立门户，学者惟祖师爷是从，弟子各得其一体，犹如富家分产，日久必衰，虽聪明绝顶，也不过是添砖加瓦，增广其事而已。大师之统还在，大师之体全无。大师是自然不会有了。
洪业：得给鬼子上一课（1）
一般读者都喜欢读传记，我也如此。我一直认为，传记是史学的正宗。古人云，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和古人交朋友，最好读传记。
洪业（1893－1980年）也是古人，但不是通常理解的古人。他去世到现在才不过20多年。过去，我对洪先生有一点了解，主要是燕京学社的那套《引得》。1974－1975年，我在首都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研究《孙子兵法》，就是借助这套引得。我了解的是他的书，而不是他这个人。傅斯年说，洪业学问肤浅，他编引得，太机械，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没有电脑检索的时代，说实话，我非常感谢这套《引得》——虽然在用这套《引得》时，我常常忘记洪业，并不在意是谁编了这套《引得》。
1996年，陈毓贤《洪业传》的中文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张弘泓特意送书给我，希望我写点什么。她知道我经常给《读书》写文章，以为我的文章会引起读者注意。但我是闲人也是忙人。我说，好好，竟一直没有动笔，只是现在翻出来，补写几句，促销的作用是没有了。
读《洪业传》，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他写过或编过什么书，而是日本占领北京期间他的牢狱之灾。这个故事可以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得给鬼子上点课”。
事情是这样的。1941年12月，美日开战，日军到燕大抓人，抓林迈可没抓到，抓了司徒雷登，还有12个教授，11个学生，其中有平生最讨厌留学生，但也是他好朋友的邓之诚先生，还有当时年轻，现在是我们学校一大老的侯仁之教授。
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有个特点，就是办事很认真，而且吃硬不吃软，他们的逻辑是软就该欺负，硬就该服从，不服就打。不但落入手中的他国“贱民”该打，上级对下级，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也毫不客气，动不动就一阵拳打脚踢。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他被比他更强的人打了（比如美国），他没脾气，心悦诚服。当时，韩国人是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叫高丽棒子，也是这股劲，深受其害的亚洲人都说，他们比日本人还凶。现在的日本人，从电影上看，好像文明多了，但韩国，还是拳头嘴巴窝心脚，逮什么抄什么，下手特别狠，听响动，咣叽咣叽，还以为是武打片，其实只是泄忿而已。
燕大的教授落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情形可想而知，“很多教授都被整得相当惨。陆志韦牙齿差不多全被打掉，有的人则被灌水龙软管。囚人被缚在地上，用水龙管的水往他脸上直灌。囚人脸上眼睛鼻子嘴巴都不断注满着水，气管噎塞挣扎着呼吸，终于晕过去”，他们常“被打得血肉模糊，呻吟着被抬回牢房”。
监狱的另一头还关着违犯军规受处罚的日本兵，“他们常被狱吏用棍棒乱打，但吃得很好，有炸肉、炸鱼等”，“日本军队里纪律严厉，地位很低的军官都可以随便打更低一级军人的耳光，下级被揍了还要深深地行礼道谢，中国教授看了惊叹不已”。
张东荪“原来是在日本留学的，但他恨透了日本人，回中国以后就不说日本话，现在记起来了”，他用日本话破口大骂，“不但骂卫兵、骂日本政府、还骂日本天皇”，硬是硬，气硬理不硬，也被卫兵打得杀猪一般。
这就是日本人。
但洪业的遭遇有点不一样。
洪业被关了一个星期左右，有个韩国人来把洪业领上楼去，进入一个研究班讨论室，现在用来审囚人了，面积大概7英尺宽9英尺长，一头有个小窗，另一头是黑板，中间是张椭圆形桌子，桌上有一叠文件，一个带着日本军帽的日本军官坐那儿读文件。他见洪业进来便挺直腰坐直，那韩国人走到他身边一张小凳子上坐下，对洪业用中国话说：
“请向太君鞠躬。”
洪业觉得他快要50岁的人要向一个20多岁的大兵行礼是个耻辱，便说：
“我对武力鞠躬。”
那军官叫韩国人拿张椅子给洪业，洪业便与军官面对面地坐下来。军官问洪业他的姓名、岁数、出生地、学历、为什么到美国读书，到过日本几次，在日本有没有朋友等等；有时拿了纸来叫洪业把人名地名写下来，这样一问一答半个钟点光景，突然间问题的性质改变了。
“你是不是抗日分子？”
“我是。”（洪业后来才知道，囚人抗日如不明说，就会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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