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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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雷雨》的修改。他为了增强人物的鲜明的阶级特征，克服所谓宿命论的思想，使一些人物都说出符合其阶级性的话，做出符合其阶级性的动作。侍萍再度同周朴园见面，便让侍萍大骂周朴园是“杀人不偿命的强盗”。而周萍的坏是周朴园教育的结果：“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这样，侍萍就不再是原先那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呼天抢地的宿命者，而是一个敢于直面反抗的具有斗争性格的妇女形象。把鲁大海也改写为一个具备“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有团结有组织的”罢工领导者，使他当场揭露周朴园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戳穿周朴园同官府暗中勾结的阴谋。为了把周朴园写得更加反动，还凭空添上了一个人物，省政府的参议乔松生。所谓周朴园同官府勾结，指的就是这个乔松生。至于周萍，就全然把他写成一个玩弄女性的纨袴子弟，他先是同蘩漪私通，继而又玩弄四凤，后来又要和蘩漪私奔。《雷雨》的结尾也做了大修改。周萍没有自杀，按照周萍的阶级本性，他不可能再自杀了。周冲也没有触电死亡，四凤也没有寻短见。从这些看来，《雷雨》也就不再是一部悲剧，经过这样的“大手术”，《雷雨》的面目是大变样了。
再看看《日出》的修改。曹禺的主观意图，是要把造成罪恶的根源写出来，突出“向敌人做生死斗争的正面力量”。这样，他就环绕着小东西的命运，又增添了一条情节线，增设了几个人物。一是小东西的父亲，是仁丰纱厂的工人，而金八是仁丰纱厂的总经理，金八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小东西的父亲是被金八杀害的烈士，为此，纱厂工人展开罢工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金八把小东西送到宝和下处，方达生已成为一个从事革命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到处寻访小东西的下落。方达生同仁丰纱厂的工人一起，把小东西从虎口救了出来。剧本又增添了田振洪和郭玉山两个工人的形象。
一个作家修改自己的旧作，本来是正常的，也是常见的。问题是看怎样修改。但曹禺的修改却是失败的。他在《曹禺选集·后记》中说：“这次重印，我就借机会在剧本上作了一些改动，但是改得很费事，所用的精神仅次于另写一个剧本。”他还说：“要依原来的模样加以增删，使之合情合理，这都有些棘手。小时学写字，写不好，就喜欢在原来歪歪倒倒的笔划上，诚心诚意的再描几笔，老师说：‘描不得，越描越糟。’他的用意大约在劝人存真，应该一笔写好，才见功夫。”似乎，他也感到“越描越糟”的不妙。但是，他又说：“我想写字的道理或者和写戏的道理不同；写字难看总可以使人认识，剧本没有写对而又给人扮演在台上，便为害不浅。所以我总觉得，既然当初不能一笔写好，为何不能趁重印之便再描一遍呢。”“‘描’的结果，可能又露出了一些补缀的痕迹，但比原来接近真实。”但是，他这个愿望显然是落空了。
一个作品，特别是一部优秀作品，它本来是作家在他写作的特定年代，以他当时的思想和艺术感受，对现实进行观察思索和艺术提炼的产儿。《雷雨》、《日出》之所以成为杰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以其自由意识写出他的独特的精神特征。既写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也写出了他的心灵。二者如水乳交融。周恩来曾说：《雷雨》等作品之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也“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①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的修改，无疑是又凭空用猛然获得的一些未曾消化过的思想，生硬地加进旧作之中，这就破坏了原作的整体的艺术构思，破坏了原有的思想和艺术的和谐统一，犹如在一座原是结构完整的建筑中，又增加上不协调的赘物，未免有些煞风景，使原有的格局、氛围、节奏、神韵都失去了平衡。
他以为这样修改“比原来接近真实”，而实际上却不“真实”，破坏了原来“真实”的思想感受，也破坏了原来的“真实”的心灵流露。“真实”，总是同作家的思想感情凝结在一起的，而心灵的真实，却是现实主义的精髓。
这次修改，多少带有某种悲剧的意味。美好的真诚愿望，严肃而认真的修改，而结果却失去原作的本真。他对共产党满怀热情，无限信赖，但是，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也远非单靠信赖所能解决的，因为它是科学。
他对《雷雨》和《日出》的修改，大体上是按照周扬在三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修改的。
周扬的《论〈雷雨〉和〈日出〉》，发表于１９３７年《光明》第２卷第８期上。它有一个副标题：“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那时，在《雷雨》和《日出》评论中，它是难得的一篇具有高水平的文章，作者对黄芝冈的评论觉得“实在太不公允”，而他却对这两部剧作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但是也提出批评意见，如对《雷雨》，他说：“正由于这个现实主义的不彻底、不充分，所以他的宿命论的倾向没有能够被击碎，如果说反封建是这个剧本的主题，那么宿命论就成了它的Ｓｕｂ－Ｔｅｘｔ（潜在主题），对于一般观众的和命定思想有些血缘的朴素的头脑有极害的影响，这就大大地降低了《雷雨》这个剧本的思想的意义。”他还认为，鲁大海这个形象写得是“完全失败了”，把他写成“一个非真实的、僵冷的形象”。同时，认为“他和周朴园的矛盾应当在社会层的冲突上去发展，而不应当像作者所做的那样，把兴味完全集中在奇妙的亲子的关系上。这里应当是两种社会势力的相搏，而不是血统上的纠缠”。
关于《日出》，周扬认为“历史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种主要的力量在《日出》里面都没有登场”，而“对于隐在幕后的这两种社会势力，作者的理解和表现它们的能力，还没有到使人相信的程度。金八留在我们脑子里的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我们看不出他的作为操纵市场的金融资本家的特色，而且他的后面似乎还缺少一件东西——帝国主义。”
现在看来，曹禺对《雷雨》、《日出》的修改，大体上是参照周扬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其实，周扬的评价是全面的，而他所提出的批评也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学术见解罢了，而曹禺却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威而真诚地但却又多少带有盲目性地全盘接受了。
如果再联系到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展开的文艺整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作着自我批判，而曹禺作为一个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使之更感到他的创作思想是有问题的。那么，他对旧作的修改也是无足为奇的了。他要前进，但却为前进付出了一次失败的代价，而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将还要付出多少代价呢？
１９５０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来了，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尽管曹禺和郑秀仍然是合法的夫妻，而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
抗战胜利后，曹禺赴美讲学，郑秀从重庆又回到南京。曹禺在美国讲学期间，就曾给郑秀写信提出离婚，郑秀未能同意。从美国回来，曹禺在上海，每隔一段时间便去南京看望孩子，仍然尽着他在家庭中的义务。在南京，他又一次提出离婚，依然没有结果，就这样拖延下来。他们的关系是很难维持下去了，当郑秀回到北京，曹禺再次提出离婚。经过双方组织的调查，经过法院的审理，终于在１９５０年底履行了离婚的手续。可以说：他们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
不久，曹禺和方瑞结婚，这也是他们长期结下的深厚感情的一个必然结果。
曹禺传第二十七章 试写新生活
第二十七章 试写新生活
北京的春天是短暂的，但却是迷人的。
垂柳枝条在温煦的春风中显得格外柔软，鹅黄的嫩叶着实惹人喜爱，丁香花，一团团，开得热烈而喧嚣，把春天点缀得更加娇媚。曹禺的心情，就像这春天一样的美好！
他依然是那样忙碌，有迎接不完的令人兴奋的工作。
他同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一起，讨论了在首都建立一个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这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眼看，这座剧院就要诞生了，怎能不让他感到欣慰。
４月初，他又同丁玲等一起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他不但参加了纪念大会和果戈理铜像揭幕典礼，而且欣赏了许多戏剧的演出：普希金的歌剧《铲形皇后》，高尔基的话剧《布雷乔夫》，维希涅夫斯基的话剧《列宁在一九一九》，莎士比亚的《无事烦恼》，歇尔顿的《造谣学校》，莫里哀的《伪君子》，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等。特别是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的《三姊妹》，他感到演出仿佛把契诃夫的灵魂都召回来了，他沉浸在伟大艺术享受的喜悦之中。此外，还访问了梯比里斯外的萨姆哥尔川地，斯大林格勒，苏米湖附近的集体农庄。
回国不久，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２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诞生了，他亲自担任院长。
这一年，最使他兴奋而又焦灼的，是他开始了新的剧作的创作准备。年初，周恩来总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生活是愉快的，可以说安排得很好；而创作，回答起来就一言难尽了。如果从１９４７年写《艳阳天》算起，已有５年没有写出新作了。周恩来希望他重新拿起笔来。当然，他不是不想写作，他内心也时常蒸腾着创作的激情，他到过工厂，到过农村，曾搜集了不少资料，但不能开笔，这是因为他对工农的生活还不熟悉，加上他在创作上历来要求自己甚严，他不愿意仓促成篇。另外，他还拿不准究竟该怎样起步，修改《雷雨》和《日出》之后，已经听到否定性的反应，究竟该写什么，怎么写，对他来说似乎都成了问题。他觉得对知识分子还比较熟悉，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但还不能定下来。他向周恩来同志谈了这个想法。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很值得写，同时认为曹禺对知识分子比较熟悉，写起来驾轻就熟，支持他大胆地去写。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还对曹禺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这次谈话使他增强了信心，下定了写的决心。
很快，北京市委为他作出安排，让他随着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工作，并且确定以协和医学院作为他深入生活的点。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他蹲在这个学院里，同教授、专家交上了朋友。院领导的会议，民主生活会，门诊，住院部，手术室，凡是他觉得该调查了解的人和事，都作了认真而详细的调查，各种记录就记了２０多本，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协和医学院是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资创办的，它完全按照美国医学院的组织机构和教学秩序来办学，长期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它拥有最现代的医疗设备，也集中了一批高级的医学专家，但是，这个医学院犹如一个国中之“国”，一切都是美国的制度。在这种条件下，教授专家无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教师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个别教师思想反动，一些专家教师不问政治，当时，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展开，就越发显得这个高等学府受美国影响之深了。
曹禺在这里搜集了大量素材，但如何写却始终困扰着他，使他迟迟不能动笔，直到１９５４年４月初才开始写作，到７月中旬写完，前后共三个半月。写作方式，是他口授，秘书吴世良记录。据吴世良说，每天上午９时到夜晚１１时，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写作，有时，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在口述时，曹禺往往很激动，完全沉浸在剧中人物的情感之中。①他一面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面排演，每写完一幕就送给医学院的领导和教授专家看，征求他们的意见。
对曹禺来说，这次创作是十分艰苦的。苦就苦在创作方法同过去不同了，创作思想上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动。过去写剧本，在构思阶段，首先涌现出来的常常是一个人物，一个场面，一段情节，逐渐地形成整个剧本的结构，既没有事先预定的主题，甚至连人物的发展也是在写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有时，连人物为什么用这样的台词，用这样的动作，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没想到该怎样去解释。可是，写《明朗的天》就不同了。写作之前，他就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创作意图，一位记者是这样记述曹禺的创作情况的：写作《明朗的天》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写作之前，曹禺同志从对生活的感受中，就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在这样一个总的意图下，对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加以仔细地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它们，以达到用社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