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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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求“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陈云说，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还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这样，就需要党内外人士团结起来，根据地的、做地下工作的，外来的、本地的，没有哪一方面的也不行。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
物价风潮下的策略
开国刚半月就迎来最猛烈的物价风潮，陈云下令：
这次要给投机资本一个教训！
陈云预期中的物价风潮，终于来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陈云担任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然而，仅仅过了半个月，开国大典的礼炮余音犹在人们的耳畔回响，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就向年轻的共和国猛烈袭来！
年轻的共和国能不能顶住这次风暴的冲击？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北京，投向了新中国财经工作最高负责人──陈云。
11月初，陈云对物价形势进行了认真的研判。他从实际出发制定现实的目标，即在财政收支暂时还不能平衡，生产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把稳定物价的目标定为使物价根据通货增加情况稳步适度上涨，防止猛涨。对于增发通货引起物价上涨，陈云一直是头脑清醒的，增发多少通货，物价会有多大幅度的上涨，他都预先考虑得很清楚。而物价波动虽然是投机资本扰乱市场引发的，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通货膨胀。从现实情况看，通货膨胀一时难以根治，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物价，如果不充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片面强调物价稳定，用行政手段和市场调控手段“冻结物价”，则不但达不到目的，相反会因政府调控能力受损而造成物价失控。
11月13日，中财委致电各地，分析形势，布置战略。电报分析了这次物价猛涨的原因，指出根本原因是纸币发行量大增，国家没有回笼或抵消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造成通货膨胀。在物价涨了两倍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与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已能适应，物价有了稳住的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稳住物价，电报中发出12道指示，对贸易、财税、金融部门进行全面动员，集中力量同时出击：……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11月25日，根据中财委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一场征讨投机资本的战斗开始了！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资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上海的投机势力损失最为惨重，有些资本家卷入投机过深，这时候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很多也因大批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以至破产。在上海，光是私营的粮食批发商就倒闭了几十家。京津地区参与投机的资本家，很早就受到政府大规模调运的压力，加上过去吃过亏，收敛得快，这时候就庆幸自己躲过了灭顶之灾。
这场战斗，人们称为“米棉之战”。投机资本遭到痛击，上海和全国的物价则迅速稳定下来。
米棉之战，投机资本吃了大亏。但凭着10余年的积累，他们的残余势力仍然还有力量进攻。最主要的，通货膨胀仍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势所必然，这就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一点，陈云注意到了，十分警惕。
投机资本家始终看准粮食是新政权的薄弱环节。进入1950年，上海投机资本开始暴炒粮食，而国营贸易部门存粮太少，不敢接战，粮价半个多月涨了80％。2月6日，上海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损失惨重，市场动荡加剧。国民党兴高采烈，叫喊“如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的统治”。由于电厂遭袭，影响了工厂生产，投机资本又开始暴炒纱布。而且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预料1950年春节上海市场物价一定要大涨，事先就调集资金，抢购和囤积物资，准备在春节后开市时大赚一把。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4次物价风波。
对物价波动，陈云已经预为之计。
经过紧张的调运，国营贸易部门有了稳住阵脚的实力。春节后开市第一天国营公司挂出牌价和春节前一样，而且粮食、纱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开供应。
这时投机资本家妄图背水一战，到处借钱，接连3天抢购粮食、纱布，拼命哄抬物价。但国营部门却仍在源源不断地抛出物资。到到第4天投机资本已经力不从心，资金用光了，想组织退却，把抢购的东西吐出去，却苦于没有买主，血本无归。
到3月份，全国物价涨风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物价3月份比2月份下降15％，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陈云指挥中财委，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涨价。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经过物价四波四稳的较量，人民政权终于击退了投机资本的挑战，在财经没有完全统一、财政收支还有较大赤字的情况下，打退了投机资本的进攻，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为恢复经济及最终消除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
财经分散，收支脱节
，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
陈云疾呼：防止物价大波动关键在统一财经、整顿收支
对投机资本的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使得全局性的物价暴涨危险性大大降低。同时，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军事费用这项最大、最难以控制的财政负担得到极大缓解。这样，彻底消除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最大障碍，就是财经分散、收支脱节。这一状况使得中央财政收入无法切实掌握，支出无法切实控制，财政收支不平衡，为弥补赤字不得不搞财政发行，导致物价继续上涨，甚至有剧烈波动的危险。
陈云认为，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但是，多年来习惯于各搞一摊的地方财经干部，对统一财经想不通。一说要统一，就强调一大堆的困难。什么不能及时保证下级的开支啦，影响下级干部积极性啦，等等。陈云感到，必须引导大家从大局来看问题，充分认识统一财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解决大家心中的疑惑。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召开。13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提出要统一财经。
陈云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收支机关脱节，收入主要在省县两级，中央收不到东西，支出主要靠发行货币，继续下去将天下大乱！
会议期间，陈云还分别找各大区财委领导谈话，做工作。他首先找的是华东财委的干部，直截了当地问他们，统一是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华东是全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但解放初期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他们接受全国的支援也最多，对财经统一的重要性有很深的感受。陈云此前也做过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当然是先统富的。
富的地区首先赞成统一，穷的地区就更好做工作了。因此，会议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方面顺利地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
会后，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
《决定》最主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重点在于统一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以保证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
财经体制这样巨大的变动，必然引起各级财经干部的思想震动和疑虑。为此，陈云于3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答复人们心中的疑问。
陈云断定，只要严格实行统一财经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财政情况就能逐渐好转。而实际上，财经情况好转的速度，大大超乎陈云的预料。在财经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财经部门整理收支，缩小赤字。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全年收入比原概算增加31。7％），支出相对减少，1950年4月就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支持下，经过财经部门的艰苦努力，全国财经形势出现重大转折。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毛泽东对这场战役和战役领导人陈云给予了很高评价。薄一波回忆说：“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第四章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
有条不紊
有些干部想乘打垮投机资本的胜利之势一举消灭私人资本，
陈云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何必那么急急忙忙
在物价斗争中打退投机资本的四次进攻、统一财经后，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局面：1950年3月，全国各地物价开始下降，市场普遍出现粮食、纱布等重要消费品滞销现象，造成工厂纷纷倒闭，商店歇业，大批工人失业。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
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关注。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工商业。1950年三四月份，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的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工商业，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做好调整工商业工作，必须纠正党内初露端阋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了一些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情绪，对种倾向进行了批评、纠正。
建国初期，为了稳定经济，人民政府对投机资本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财经部门有的干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进，存在着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希望借打垮投机的胜利之势，一举搞掉私人资本，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处理公私关系上，要求过严过紧。
陈云当时对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限制他们？”“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
１９５０年５月８日至２５日，中财委召开了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陈云在会上做了调整工商业的专题发言，提出了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几条办法：
（一）重点维持生产。对华东纺织业准备采取国家拨给原料、私营工厂加工方式；部分工业如机器制造、橡胶、造纸等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办法。
（二）开导工业品销路。一是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二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以出口的工业品出口。
（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
（四）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
（五）重点举办失业救济。
调整工作到１９５０年９月基本完成。经过调整，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此，陈云高兴地说：“3月物价稳定，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