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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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年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权力，宗教之外的权利，他都是喜欢拿过去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土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前面所说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虔敬派时，他冷冷地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占卜人不能不微笑。皮胡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排力。他留下了这样的预言：“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
三、挥舞惩戒之杖
1848年3 月18日，威廉逃离柏林以躲避革命。二十三年后，1871年3 月17日，威廉凯旋人柏林当皇帝，人民齐声欢呼来迎接他。第二天，巴黎宣布革命政府成立，全德国人民宣布他们对巴黎的起义者表示同情，这使俾斯麦害怕起来，他说：“这使我又是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在第一次帝国议会（这是打胜仗后第一次选举的）里，只有倍倍尔一个人是社会党，签订和约之后两个星期，他在台上说：“巴黎的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革命高潮的前奏！过不了几年，巴黎革命者的标语口号‘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得解放’将会变成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众人大笑）倍倍尔接着说，他劝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加入德意志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便将来获得解放，那时欧洲人民会得到自决权利，这种权利只有在共和国里才能真正实现。俾斯麦于是说：“你们不必害怕我将对最后的演说者做出的回答。你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没有必要在这个议会里回答他的演讲！”后来，他却说倍倍尔的演说是一道闪电，刹那间照亮了时局。国家与社会都面临危险，必须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必须先消灭这个仇敌。
拉萨尔死去很久，俾斯麦还同他的继承人来往，始终没有完全忘记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现在，巴黎革命闹过之后，他丢开社会主义不管不顾了。按照他的计划，他不再需要什么党来对抗自由主义了，所以他们的政策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来保护财产。他还要监禁每次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当帝国议会没有通过他的议案时，他敬告他们：“社会民主党已经有了极大进步……几年之内，市侩们将要叫喊我们需要惩办的法律啦。”在下一次选举之后，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有了十二个议席，他请惩戒之杖来决断，这是上帝统治人类的一种补助措施。他根本不清楚新的思想潮流，他说这是“乌托邦式的胡言乱语，有这种思想的人相信烧熟的鸽子会飞进他们的嘴里。”他又提议用“新鲜空气与阳光来治疗这种违反刑律的疯病。”他要用激烈的办法对付社会党，只是没有成功，因为帝国议会害怕通过非常的法律反对群众中的特别部分。
现在，一颗子弹缓解了相持不下的紧张形势。
1878年5 月间，八十岁的老皇帝坐着马车出巡，有一个人开枪向他射击，他是一个衣衫褴楼的学生，是一只可怜虫，是被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党的党员。当俾斯麦得到这一消息时，他拍案叫道：“我抓住他们啦！”
“尊敬的大臣，你说的是社会党么？”
“不是的，是自由党！”
一瞬之间，他就定出了计划。今天谋杀老皇帝的骚动必然会促使自由党要求投票表决，以通过一部非常法律，这样一来就可以抛开自由党了，因为现在教仪之争已经被搁在一边，用不着自由党了。当天他就让司法部大臣起草新的法律，第二天就把草案送给各位大臣看。过了十天，这部早就想实施的法律（匆匆完成，其中存在许多法律错误）就被送到议会成为了议案。推出这部法律的借口是：“我们只有能够越过宪法的许多障碍，然后才能够有力地同社会民主党作战。宪法由于过于从理想上保护个人与政党，因而在几部所谓基本法里面造成了许多障碍。”试图暗杀皇帝事件发生二十天之后，整个议会（除了保守党）根本不赞成这部法律。本尼格森预言说，如若通过这部新的法律，将来会发生许多阴谋事件，远比光明正大要危险得多。凡是被这部法律攻击的各阶级将会极其仇视它。一向遵守法律的人会说：“如果有钱人有了这样的方法作后盾，而几十万国民都不在法律保护之列，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法律？”本尼格森接着说，这样的一部法律必会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利希特以相同的理由说，这部非常法律给本来是无名的人们预备下了殉道者的名字。
三个星期之后，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一个窗口又射来一枪，这回老皇帝却受了重伤，当时他正在他的马车里走动。暗杀发生后三个小时，内阁参政台德曼送信给俾斯麦，那时他正在大花园里。“我进去找他，看见他在高大的丹麦种狗的陪伴下，在阳光里慢慢地在青草地上散步。我走过去，他很高兴，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散步，新鲜的空气对他大有好处。”
“有几封很重要的急电。”
“电报真的这么重要，非得我们在空旷的乡下来处理么？”
“不幸的是，非常重要。又有人试图刺杀皇帝。子弹射中了皇帝，皇帝受了重伤。”
俾斯麦猛地站住，用他的橡木手杖重重地往地上一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我们立刻解散帝国议会！”
他匆匆离开大花园，走进房子里去，台德曼边走边把详细情况讲给他听。他一进屋就吩咐随从，准备回柏林。
今天俾斯麦高兴透了，谁也没有见过什么时候他比今天还高兴。他喜欢这位老皇帝自有他的道理，皇帝在十二年前就把大权交给他，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他的天才。因为老头子执拗，他常常感到不安，还发牢骚，但他并不像藐视别人那样藐视威廉。不管怎样他总会迁就老皇帝的古怪脾气，就像掌管家务已久的儿子忍受容易发怒的老父亲一样。为自己考虑，俾斯麦愿意长久做官，所以他希望老皇帝长命百岁。太子是他的对头，也许明天这位腓特烈太子就会登上皇帝宝座，那样的话俾斯麦掌权的日子可就到头了。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私利，使他一开始就很关心老皇帝的伤势。
俾斯麦是个打手，是一个最会记仇的人。他晚上在心里恨人，白天想计谋，目光常常射到仇敌身上。什么？这个他首创的帝国议会现在要否决他的计划！这些利希特们，温德赫斯特们，这些拉斯克们，本尼格森们，他们的势力能够禁止他同扰乱秩序的人、盗窃财物的人斗争去么！这群饶舌者最近刚把武器从他手中夺去！现在这一枪真是挽救危局的一枪，先不管这一枪是谁打的。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不知姓名的刺客属于哪一个阶级；也还不知道皇帝的伤势重到什么地步，更不知道这个八十岁的老人能否恢复健康。他只知道这个刺客使皇帝所受的伤，是他在战场上无法估量的胜利，是他在选举斗争中的无价之宝。现在，借此事件他可以把他身边的仇敌全部消灭，他要解散这个议会。
九天之后，议会果然被解散了。仅仅在几个星期内，第二次刺杀皇帝事件就使俾斯麦解散帝国议会的提案获得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当俾斯麦知道枪杀皇帝的人是个疯子，从来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且刺客说（在未自杀之前）他不愿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拉一个名人来垫背时，他并不在意这些。报纸上满是诺毕林的供词和他的罪行。整个德国的报纸天天都在揭露一个又一个阴谋。宣布在柏林实行戒严——就像大军兵临城下一般。“最好不过的是鼓动在所难免的冲突，用武力镇压起义，等到人民彻底地害怕了，然后再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严厉的法律。”这位不需要法律的宰相如此这般地在数十年之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起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在对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国内，他仍想用强制办法使这一政策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太子却反对这些政策。当老皇帝不能办理国家事务时，太子就替他的父亲治国，只是他不愿刚一接触权力就开始大开杀戒。所有的自由党都盼望老皇帝死去，渴望太子继位。可是脱特烈不敢明说反对非常法令，因为名义上这条新法律是为保护他父亲的生命安全而制定的。太子心里的感情冲突在日益增加。
正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老皇帝沉重的伤势大见好转。救了他性命的就是他那顶头盔。那一天他与他一向的习惯相反——戴了头盔。威廉本来不愿意打仗，但却打了三次胜仗，而他现在却遇到了危险。不过也说不定，平常人也许能清楚这种说法。从前国内人民很是怨恨老皇帝，现在却变得很爱戴他了。他的重伤好了之后，从床上下来，很幽默地说这个诺毕林给他治病的效果比医生们还要好，因为他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放血。整个德国都喜气洋洋，就连俾斯麦也觉得老皇帝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活泼了。俾斯麦、德意志人、太子及太子妃、乃至整个欧洲，一开始都觉得威廉皇帝是会寿比南山的。就像是一位童话里的国王，要获得一种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浪漫结局。不管怎么说，这一枪是立大功了。俾斯麦就趁着这个好机会放手去做最危险的事。
老皇帝遇刺后不久就举行了选举，俾斯麦连连改变标语口号，使得左派政党的势力大为削弱。而于此同时，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却变得相当强大。这样，俾斯麦可以强行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了，并且又乘机把条文弄得更加严酷。他一度又变得同从前一样经常对自由党大发雷霆，在温德赫斯特的协助（温德赫斯特微笑地宣布教会政策破产啦）下，改变自由的战线，轮流利用中央党与民族自由党来取得议会中的大多数。俾斯麦的新法律先试行了二年，随后延期，再施行四年。按照这部新法律的规定，官吏们有权自主进行弹压和惩办所有的旨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可以拘捕印刷者、卖书者、开酒店者，可以驱逐任何宣传社会党理论者；社会党不享有报界的各种自由及当众演讲的权利，凡是州郡长官均有权在其辖区内宣布戒严。
当讨论这部新法律时，一个新世纪的面貌不时地展现出来，好像被夏日里的雷电所照亮一般。俾斯麦，总是永恒与神圣的同盟，似乎根本没有走近过拿破仑三世似的。他对社会党大声叫道：“你们对人民做出许多色彩不同的应答时，你们带着轻视与耻笑的意味对他们说，要他们相信，凡是他们一向看成神圣的事情，都是一个庄严的谎言，如信仰上帝、信仰我们的君主、爱国主义。家庭财产、继承遗产、收人等等——当你们把他们这类信仰全部夺走时，你们轻易地引导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们重复浮士德说过的话，‘天降希望，天赐信仰，天赋忍耐……’这样的人还拥有什么呢？所拥有的还不是疯狂追逐惟一能够使他感到快乐的肉欲享受么？……假如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强盗的专制之下，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倍倍尔回答说：“试图把一个疯子的行为当成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动派改变政策的机会，当法庭尚未就谋杀皇帝事件进行审讯结案之前就决意举行政变……有一个政党是反对各种各样谋杀的，这个政党又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是不依赖个人意志的，他是反对企图要归罪于自己这个政党的——凡是所有这样的企图都是自己贬低自己……取消财产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要为保证所有人的利益而比较公平地分配财产。”他接着把拉萨尔与俾斯麦往来的详细事实都—一揭露出来，使整个德国为之震惊。
现在，仇恨与行贿的时代，侦探与肆行暴虐的时代，都开始了。全国各地都有搜查住宅、拘捕、驱逐出境的事情在发生，他曾向民主自由党承诺只有“遇到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某人驱逐出境。四个星期之后，他却公然食言，宣布在柏林及附近地区实行戒严，把六十七个社会党领袖驱逐出柏林。当汉堡自由市的选举不合他口味时。他又在那里宣布戒严。不久又把一千五百人投入监狱，总监禁期超过了一千年。在几个星期里，帝国境内关闭了二百个会团，有二百五十种书籍遭禁，六个月内，被禁的书籍达六百种，有几千人因此而无法谋生。倍倍尔把这许多事比成中古时代的事，比得很有道理。他说：“和我们有着同样思想的人们的生计都被剥夺了，被人践蹋，遭人低毁，说他们既无名誉又无法律。官吏们曾想激生骚乱……这样的杀人攻击与谋反的日子是近代德国历史上最惨的日子。”
本尼格森的预言是成真了。领袖们与他们的党员在森林里与矿区里有过不可胜数的秘密会议。在瑞士或公开或秘密的会议上，他们与他们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