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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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格森的预言是成真了。领袖们与他们的党员在森林里与矿区里有过不可胜数的秘密会议。在瑞士或公开或秘密的会议上，他们与他们的同胞相见了。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俾斯麦不停的破坏活动正上了我们的当。”李卜克内西在演讲台上很得意地说：“社会党的纪律就是一个铁箍，把我们的党员箍在一起，保护我们的党，使温和派与激进派都不叛党。播下这颗种子的人将来肯定会收获苦果的。我们将来总会取得胜利的。随他们凶去吧，爱怎么凶就怎么凶去吧，反正我们会获得自己利益的！他们的行为越疯狂，他们就完蛋得越快！”
四、众矢之的
当俾斯麦被封为伯爵之时，他很为他家族的幸福与兴旺而兴奋，但他却不能不悄悄地关注本阶级的其他人一眼，这班人不相信他们的阶级能够产生一个有天才的人。从法兰西回国之后，君主封他为王，他却有点恐惧。他曾决心劝阻君主不必封他为王，君主却出其不意地封了他，君主以王爵之礼待他，全体王室成员（人人都在心里反对他）都向他表示庆贺。这样，他就身不由己了。当脓特烈查理王爵责怪他忘恩负义时，他对这位军官的回答很是得体，他说：“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贵族。”
神斯麦为什么害怕皇帝授他新爵位呢？“一个小康之家的人当伯爵还是可以的，而王爵却要很有钱的人才能当得起。爵位升高了，生活水平却要下降，这与我的性情极不相符。况且我曾祈望由我发起这最为古老的一系伯爵。”这两句话是俾斯麦私下里说的。威廉如愿以偿，把汉堡附近的萨克森瓦尔德赏给了你斯麦，这块封地有三万英亩，估计价值三百万元。对于俾斯麦以旧贵族自鸣得意，老皇帝既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又不能禁止他不说以自己是旧贵族为荣的话。威廉也许记得最近在凡尔赛时他自己的心境，那时同样的感觉（就是说他敬重自己的祖先）也曾使他害怕自己的爵位升高。
如果俾斯麦拿他主人此刻的荣耀和自己此刻所享有的荣耀相比，他会承认自己与君主一样，都被相同的疑虑而困扰着——疑虑自己阶层的同伴。巴伐利亚王与萨克森王将会容忍与他们同列的霍亨索伦一跃而从普鲁士王成为德意志皇帝到什么时候呢？波美拉尼亚与勃兰登堡的贵族乡绅将会容忍原来与他们同列的申豪森的无与伦比地超升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他们不会产生争雄称霸之心么？一个由王而称帝，一个由贵族乡绅而封王，这难道不会令人由妒忌而产生政治阴谋么？至密的亲戚们爬不上去，他们不归咎于自己的平庸无能，反而抱怨运气不佳。他们的忌妒就会成为俾斯麦同一阶级的人们之所以与他不和的最深层的原因。他们以此在历史的法庭上作践他们自己。其实，他们的阶级中曾产生过这样有天才的人，他们应引以为荣才对。
政治上的仇视加重了他们的不和，甚至于决裂，这不是用好感就可以避免的。所有这些保守党向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可以与俾斯麦的睿智与意志相比的，因此，他们都与他不和起来。这几个大政党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这样与政府的首脑分离了，但却损害了该党自身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使得俾斯麦易于与自由党合作，尽管这是他本来所不喜欢的。贵族乡绅们的举动很像一个受过丈夫虐待的太太，当她的丈夫提出返老还少的要求时，她威吓地拒绝他，使他不得不转向别处寻欢作乐。当初如果她顺从了他，就会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1868年间，俾斯麦就曾警告过他的党说不久的将来就必须依赖与他的党不和的党人们的帮助，如其不然，政府就得采取措施，就得同人家联合，反对宪法……“这样就会变成脆弱的联合内阁。”罗恩自己就是一个死硬的保守党、曾经发表过不满的言论，说“有几个保守党人的嫉妒与满怀恶意的骄矜，这个党最终必将明白今天这一个党的见解与目的，与冲突时代大相径庭。保守党必须变成一个保守的进步党，必须抛弃只愿当一种障碍的想法。”
现在，和他们同列的俾斯麦伯爵已经变成一位王爵和独裁者，分裂也就加剧了。俾斯麦说：“走开，我要你们的领地。”俾斯麦在上文说的奋斗之后很久，在他的纪事中说阿尼姆与戈尔茨是二等对头。他说：三等对头包括“我自己的阶级的人们，他们因为我打破了有土地的贵族的平等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大多是波兰人的，不太像是德意志人的。假如我是从乡绅地位而做了宰相，他们还会饶了我，但是，我封了王爵，虽然并非我所愿，他们就不会饶过我了。我作了‘大人’原不是出乎正常情况可以达到的，但是我现在变成了‘殿下’逗号，招致了极其尖刻的批评……假如我们的态度是应该遭人批评的，我还比较容易忍受我从前的朋友们与同一阶级的人们派我的不是。”他判断他自己阶级的心境，所生的内心深处的见解是恰如其分的。一远在1872年，有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乡绅写道：“我们要把俾斯麦的权力搞得很小很小，他将来要从一个老实的波美拉尼亚的乡绅手上吃饭！”
麻烦缘于教会之争，路德派虔敬党衷心拥护教皇。因为俾斯麦与菲尔绍联手反对教会，他们就疑心俾斯麦是无神主义派。你斯麦要保护自己不得不在台上说他所不惯于说的好话，以帮助“耶稣教的信徒，是这次斗争的最关键最深刻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得救，有密切关系。”这次对俾斯麦的攻击，最苛刻的并不是上了年纪的人们。当那个老手格拉赫说“什斯麦待我很不好，但我还是一样地爱他”时，我们是在听来自良心的音乐。森弗特皮尔萨赫也是另一个虔敬派爱护俾斯麦的人，当他此时一半是敬意一半是警告俾斯麦时，也不失为一个体面的人。他说过：“殿下该真心地自卑，真心地信上帝，上帝很爱你，为你舍命，直到现在仍然把他被钉过的手伸给你。殿下如果老是执拗地不听上帝的警告，他将显示给你看，他的功业是永恒的，而你伟大的功业将会有所损伤，你将会受到他的裁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样的事情使这位武士警惕起来。俾斯麦一读到这两句话。马上就回击了他几句激烈的话，“假如我确实知道你的警告也对几个在你的左右而反对政府的人说，我是很喜欢听的，那几个人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救世主的自卑（你该使我记得的）为何物。当他们发怒与妄自尊大之时，当他们坦诚他们信奉异端之时，他们以为该推举他们自己作国家和教会的主人。我诚心悔过，用不着贵大臣苦苦劝告，我会继续做我日常做的事情；当我畏上帝敬上帝、忠心事君、竭力事君的时候，墨守虚文的人们妄用上帝的话语——这是我的波美拉尼亚的对头们与我的奉天主教的对头们的特色——这决不能动摇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我请求贵大臣自己要小心，不然的话，你自己的骄矜必定会把你所警告我的上帝的裁判，拖到你自己身上。”俾斯麦在信末劝收信人仔细想想《圣经》里边所说的下面的话：“主啊，起来，救我，我的上帝。因为你已经在我的仇敌脸上打了几个嘴巴，你已经把不信上帝的人的牙打落了。救人是上帝的事，你赐福给你的孩子们。阿门。”挣斯麦唱着这几句不合拍的赞美诗。
他的相对年轻的敌手却没有绕弯子就直奔目的。他们只在《十字报》的符号下方用得着十字架，俾斯麦正是这个报的诸多发起人之一。他在他的日记里头说这张报“在基督教的十字架符号之下，在以侍奉上帝的忠心侍奉君王和祖国的格言之下月以前的若干年起就不再代表部分保守党，并且与基督教不相干了。”在《十字报》与《帝国警钟报》上（这是贵族乡绅们发起的一半是为攻击俾斯麦的）从1872年开始诽谤俾斯麦的名誉与德行。《德布逊克甘豪增巴里施罗德纪元》就是一组无名氏撰写的评论的名称——按照法律，由随便哪一位编辑签字。真正的作者是一个叫冯罗伊的男爵。这是一个外交家，曾经与俾斯麦争吵过。
“我打算在《警钟报》的下一期发表对宰相有利的言论。从心理医学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在这一组言论中，首先要着重庄严性，其次是诙谐性，这也很重要。第一方面，主要之处就是他的消化能力要坏好几天的话，只有暴怒才能治疗。同时，这一个曼陀菲尔写信给那一个曼陀菲尔，有一段时间曾是俾斯麦的上司与对头，他最近在上议院里曾发表过反对宰相的言论。这封信说：”你根本用不着喝什么矿泉水来治病，就会变成内阁总理。“这班人在后台里头所说的就是这类话。在讲台上，也即在公开的演说之中，他们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俾斯麦没有成为普鲁士的阁臣之前，他同财政界的阔佬们有着密切的来往。王爵与巴里施罗德的密切关系，至少也一定曾经用财政的好提案供给俾斯麦王爵，因为在他未当宰相之前，他是一个私囊并不充实的人，只靠当普鲁士使臣的微薄的薪俸过活，如果没有这样的好提案，他怎么能在俄国首都、法国首都、法兰福克代表他的国王……这位王爵同别人一样自然有权要求先要证明他所做的事都是满怀好意的，要等到他被证实是不怀好意的，然后才能说他的坏话。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位有权有势的宰相曾经把不少好处给了有剥削人民嫌疑的人们……现在的政府只因为要掩饰其与柏林的财政家的不光彩关系，什么坏事都做过。“罗伊男爵曾写道，1870年7 月间，在宣战的前一天，他在部里碰到了巴里施罗德：”我们无法猜测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在一起是否是谈论天气的，我不知道这一天巴里施罗德是在买债券还是在卖债券，总而言之，是否以战争或和平做投机事业。我不能不怀疑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的交情有利于俾斯麦——我说的是知识的有利。“
接着说出来的是俾斯麦把政府的购物清单交给了名叫贝伦特的一个犹太人，他是他的瓦森造纸厂的一个租户。有一个名叫普特卡默的军官写道，俾斯麦所以要强行实施一条法律，是因为远处的波美拉泥亚的领地，因为他要想使他的夫人能够继承一块普特卡默的领地。
还有比这更卑劣的行为吗？俾斯麦自己阶级里的仆从们（他们在这个大人物面前都算不了什么）说他是一个卑鄙的财政阴谋家。在发起办公司的时期，这些话对他危害很大。他们又把犹太人当作他们骂人演说的中心点，尤其有害的是他们这种行为于国不利，因为欧洲很喜欢听这些骂人受贿的话。当人们在这个胜利的时期做投机事业时，这一个阶级的人最好利用犹太人所开的银行（因为犹太人是聪明的财政家），谁知利用犹太人的人就是在外国人面前诽谤犹太人的人。又说俾斯麦（国人的冲动就是他引发的）对于财政投机事业的赘疣是要负责的，“因为贿赂达到了极大的数目……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一种不良制度之下，就是俾斯麦干的好事。”只有最后一句是可以打官司的。写这篇反对犹太人言论的人，躲避开了监禁，逃走了，从此之后便在瑞士写评论。
对温德赫斯特进行这样的诬蔑，不过令人置之一笑而已，他时不时地同巴里施罗德见面，但他却始终都是一个穷人。俾斯麦不然，他决心用他的天才和势力取得私人的利益。他常常提及英国对大臣的重赏，他认为他的王爵地位必须有同样的重赏才能够维持下去。在执掌国家大权的三十年里，他获得了大量的钱财。
人是很狡黠的，绝不肯用宰相的地位或个人名誉去冒险以发几百万的横财。他怎么做呢？他是一个政治天才，不难找出一条稳妥的发家之路。通过这条惟一的道路他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至冒什么险。在众多的帝国银行家里面，他特地找出一个他认为是最有胆量也最正直的人，他要办他的事时就偶而同这个人谈谈话，使之对自己感激涕零。同时用单独一个签字，把普通委托权交给他的朋友，以使他自己的产业有最大可能的增加。
因为做了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人痛恨他，尤其是在兴起公司的时代。那时凡是想发财的人都探听其他人的情况。在许多正在发财的贵族里就有人说到“德国的首席大臣把一个普通委托权交给了著名银行家，让他替他管理财产，这个银行家又是一个伟大的犹太理财家，这就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恐怕会危及国家利益。”毛奇和其他几位元帅试图用间接的办法使俾斯麦与巴里施罗德分开。亲密的老朋友写信警告他说：“我们不能不告诉殿下，有人传播一种俏皮话说巴里施罗德是政府的股友……普鲁士以前的信用，已经损失掉了……因为一个公司的发起者在政府里受着优待。‘俾斯麦听不进任何劝告。当有人写信禀报皇帝时，俾斯麦做了一切布置使巴里施罗德在他庄园里觐见了威廉。何况皇帝自己的财产也在另一个”犹太理财家手上“，与俾斯麦的财产一样地发达。
俾斯麦在其暮年时说：“要说我对巴里施罗德和他的儿子们有所依赖，我问心无愧。他是我财产的管理人，有人说我给了他所有的政治秘诀，使他能够为我做有利可图的事，这是不真实的，1866年，他确实给过我战争资助，这是别人所不肯供给的。这件事使我很感激他。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不能让一个犹太人说我曾借重他而不肯酬谢他的功劳。以我的官阶而论，我绝对不能不重视这样的功劳。”在这两句回顾往事的话里，可以看出感激之情与牺牲自己混在了一起。
在最初的十年间，俾斯麦自己管理几种细目，因为他告诉我们，直至1877年他才把最后一批外国债券卖出。“当我知道舒瓦罗夫奉命当驻伦敦大使时，我彻夜未眠。我那时推测，如果俄罗斯在这个时候把最聪明的人派出驻外，十之八九是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因此，第二天我就吩咐巴里施罗德卖出我们的俄国公债。后来他恭维我，说我关于这件事很有先见之明。”
此后他便不再购买外国债券，因为他想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