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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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有想像力和“趣味性”。
连坐宫刑
宫刑，这种让男人不男的刑罚并非仅存于中国，却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因为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后，数日内伤口会发出一阵一阵的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又称为腐刑。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被判宫刑的人当属司马迁。此人因为没有管好嘴巴，而把那话儿丢了。这让后世文人接受了不小的教训，从此之后的文人老实了不少。
翻开中国的历史，受过此刑的人实在浩如烟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宦官，这本也不足为奇。可是，发生在秦代的一场“连坐宫刑”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秦朝大奸相赵高是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赵王室的远亲，在他打入秦国内部之前，被赵国处以宫刑，伤好后他逃到秦宫做了宦官，成了嬴政小儿子胡亥的家庭教师，后来升至宰相，位高权重。说起赵高的受刑，那实在是冤屈。其实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按照赵国的律法被处以宫刑，赵高的母亲当时正在干柴烈火的年龄，那能和一个废人共同生活，于是改嫁别人，生下了儿子。根据赵国的规定，妻权夫授，即便改了嫁，生的儿子都承继姓赵，于是那个倒霉蛋名叫赵高，而不是李高王高。于是，更别出心裁的法令让赵高陷入水深火热——当时赵国的法令规定，这样生下来的儿子也要被处以宫刑。
对于这种刑罚，姑且称之为“连坐宫刑”。所蕴含的各种变态心理实在值得把玩。这究竟是一种灭绝式的断后刑罚，还是一种仇恨式的报复？
太监们的生殖器哪里去了？
太监们生殖器的归宿一直是一个不宣的秘密，当然，更多情况下是因为人们不去关心这历史细节中卑微的细节。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有间名叫“厂子”的破屋，就是明清两朝赫赫有名的太监工厂，那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按“圣上”的旨意不断制造着太监。按照太监门的规矩，割下来的生殖器不可随便扔掉，大有排场之用，俗称“宝贝儿”。一遇到升迁的机会，必须拿出来呈验；就是在太监临死入棺之前，还得找回“宝贝儿”在原处装上，到了阴曹地府，才不至于尸首不全，以求来世能够六根齐全，重享荣华富贵。
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因自己的太监身份而痛苦，他不止一次说过，来世一定要做个真正的男人，他恳求家人在他死后为他下体装一个木制的生殖器，以求一个完整的身子去见阴间的祖宗。然而，这段“口述史”终究经不住推敲，考古队打开李莲英保存完好的墓葬时，发现除了一颗头颅外，什么也没有。后人猜测：尽管他的家人沾了他不少的光，但他到底是个阉人，就算安上木柄也是辱没祖宗的，故此把他整个身躯都舍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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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女子行刑的极端处心积虑的艺术
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幽闭，对女性的宫刑），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鲁迅《病后杂谈》
女子在中国古代地位的低下，常常使她们处于男性附属品的地位，深居简出。因此犯罪的几率较之男性，当是凤毛麟角。不过，也不排除某些女性的过激行为惹怒了官府的事情。于是，如何给女人施以刑罚，成了一个颇让人伤脑筋的问题。
有的妇女犯了罪，根本可以不受惩罚，因为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可以有自己的男人代为受刑。这应该算是对女子行刑的一个极端。古书中关于“妇人不著械”“妇人无肉刑”的说法也有很多，体现出法制的“德”的一面。就笞杖刑罚而言，对妇女也是有照顾的，而改用鞭背，对于犯奸罪的则采取脱裤留朡（内裤）的方法。而且，对这类不得不施以笞杖的女犯，行刑者也多半会比较宽容，怜香惜玉之心怕是天生的。
对于处死女犯，古人多用毒药、活埋等“体面”的方法。赐三尺白绫让人自尽的方法看起来也是比较人道的，可是法国一位汉学家依然批评了这种做法，因为在中世纪的法国，为了“体面”，女人是不会被吊死的，毕竟一个女人吊在半空中，在众人的眼皮下甩来扭去，晃动着双腿是极不合礼仪的事，所以必须活埋她。
近代民主革命烈士秋瑾在被捕赴死时，向县令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令同意了后面两个条件，“秋谢之”。
不过，总有些心理变态的长官，不仅不懂得给女犯留面子，还要变本加厉地暴露她们的耻部。在他们看来，目睹女性赤裸的臀部受抽打，耳闻雌性弱者的呼号，世上或许没有比这更能满足人的偷窥欲和更刺激性欲的事了。前面“旁观者”一节提到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不知什么时候，一种超级变态的刑具——骑木驴，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刑具是专为因奸情杀夫的女人设置的，当然也包含与奸情有关的直接责任人。据《二十四史演义》说，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遍览中国野史，死于木驴的中国女性有姓名可考者不下百人。这不能不说是一门处心积虑的刑罚，为了寻找这种“伟大”刑罚的发明者，我几乎沦为“寻章摘句老雕虫”，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寻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口碑极好的神判——施公施世纶。《施公案》中，这位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看客们快感十足——谁让那女子淫荡，这下，做鬼也是做爱的姿势！
中国历史上对女人使用凌迟也是极少的，主要用于谋杀亲夫、忤逆以及政治犯。由于受刑前要脱掉衣服，原来与皇帝有过关系的，有身份的嫔妃就可以免受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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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神奇的中医不可否认的精湛技艺
我们的中医药，是几亿人经过五千年的实践证明了的。著名的医书《伤寒论》从唐朝到现在也有两千多年，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是经过总结的相当科学的医书。金庸
之所以在讲到医学的时候先把洋人的牢骚和几段戏谑的文字抬出来，是因为平素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庸医总是比较多。但这一点丝毫影响不了中医的伟大与玄奥。事实上也是这样，最了不起的事物往往并不总是可以轻见。
中国古代的名医众多，医学典籍也非常多。但是，在信息极不发达的时代，百姓与名医的接触几率也就少了许多。不管如何，扁鹊、华佗、孙思邈、钱乙、李时珍……这些伟大的名字如皓月般挂在中国文明的重要部位，让人发出无尽的追思。
下面所记述的是信手拈来的几个故事，与浩瀚的神奇中医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用药如用兵
对于用兵，许多人认为是军事家的事情，与平民无关。尤其在如今的太平盛世，这一点越发明显。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古代社会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百姓茶余饭后更多的谈资便是战场上的生杀成败。这一点在医学界也有体现。背着药箱的医生同时背着被医者的生命，因此，他俨然战场上的将军，可以很自豪地说上一句：“用药如用兵”。
说来真是形象得紧，身体染了病灶，如同被敌人觊觎已久的领土暂时被敌人占据，用兵用得好，可以恢复领土主权，用兵用不好，不仅收不回领土，还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甚至，领土尽失。对生命体而言，自然是该寿终正寝了。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中对于“用药如用兵”有着很精彩的阐释——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傅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尊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忧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今天看来，这篇短小的论述依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可借鉴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医用药的典范。“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这句话是对魏晋时期服食以求长生者的总结。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量靠吃药乞求长生不老的人最终暴毙。就好像经常无端挑起战争的人，最终很难有好的结局。如今的电视广告上，各种补药铺天盖地袭来，试问，身体如何能够消受得了？
中医非常讲究因人施药。“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此原则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最伟大的“和”的精神。逢事不可过，用药如此，用兵自然也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让病人得到恰当的治疗，才可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能起死回生的小小银针
针灸疗法如同几年前流行一时的刮痧疗法一样，为大多数西人所不理解——一根小小的银针，扎在身上就能治病，这究竟是为什么？
针灸疗法的基础是中医经络学说。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脏腑联系的网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络好比一棵树的枝干，而针灸的穴位，就分布在这棵树的各条枝干上。中国对针灸术的发明，其意义不亚于口耳相传的四大发明。中医第一部经典《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系统的针灸理论。两千年前的《八十一难经》中写着，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古代中医总结出的四总穴歌，至今被奉若圭臬——“面口合谷收、头项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说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位的疼痛即可针到病除。西晋名医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中记载的可行针的穴位就有349个，已经非常完善。
为了使学生掌握针灸穴位经络循行方向，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绘成针灸腧穴图。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针灸穴位图进一步发展，一般绘成正面、背面和侧面三种，有的图还带有彩色，以标记不同的经络走向，易于辨认。唐代的太医官在教学时，基本上就是先在针灸腧穴图上讲解，然后再在人身上实习、具体操作。然而，针灸腧穴毕竟还是绘在纸上的平面图，估计有时也不容易弄得准确，这是通过唐代十分发达的医学教育之后，人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直到宋朝，才出现了仿人体塑造而成的针灸铜人。
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制造了两具针灸铜人，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
针灸铜人慢慢成了后来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明清等朝陆续制作了不少这样的铜人。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这批针灸铜人现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欠匀。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
中医针灸疗法治疗好的病人不计其数，小小的银针也因此被称为“起死回生针”。
柳枝接骨
中医一直固执地认为自然与人是和谐的，中医的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中草药的运用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对自然界的大悟。
然而，直接把自然界的不相干的物种拿来嫁接到断裂的人体上，听起来还是有些玄之又玄。
在傅青主《金针度世》一书中就有关于柳枝接骨的记载：把剥去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时，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要涂上热的生鸡血，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把肌肉缝好，在接合部位上敷上接血膏，夹上木板以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