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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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这个看起来沉闷的话题放一放。先来说一部有趣的电影。
2006年，美国新锐导演迈克·朱吉导演了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剧片，片名叫做《蠢蛋进化论》。电影的海报就很有意思，有评论这样说道：“达芬奇如果复活看到《蠢蛋进化论》的海报也会气得倒在棺材里一睡不醒：标志着人类形体与智慧完美比例的形象腆着莫名其妙的大肚子，还一脸煞有介事地凝重。”
影片讲述了一对原本毫不相关的男女主人公因为一场意外而来到了500年后的美国，按照一般科幻片的思路，未来世界到处是飞机满天飞，文明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低到高进化——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般思路。可是偏偏不，当主人公在500年后苏醒时，他们看到了令人惊奇的景象：文雅的语言成为了装腔作势的代名词，夹杂着脏话和俚语的土著语变成了那个时代通用的“普通话”；电视台除了播放色情节目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供人消遣的东西，而一个长达九十分钟镜头定格在屁股上的“电影”当选了本年的最佳奥斯卡奖，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人们让没有任何文化的肌肉男人当选总统，因为他是摔跤冠军；法庭裁 决的最终依据是台下“观众”的嘘声偏向哪边，而不是相关的法律条文；还有，人们对水（没错，就是一般的水）充满了鄙视，认为那是用来冲厕所的脏东西，他们不但只用运动饮料来维持身体的水分，而且用运动饮料来浇田，结果导致土地全面沙化……
影片的结尾，原本资质平平的男主人公成为了那个时代智商最高的人，并在无奈之下成为了新一代的总统，试图挽救即将崩溃的人类文明。在总统就职演说上，他说了一段令我印象很深的话：“在这个国家里，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人们读书和写作不是因为无聊；人们创作书籍和电影，不是为了给人看屁股……我相信这种时光一定还会回来！”
这绝不是一部无厘头的搞笑片，而是一部很有力度的反讽作品。从电影的黑色幽默中走出来，我们看到，导演实际上对当今的文化现状提出了深刻地批判和反思。
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快餐时代。过快的生活节奏和过重的生活压力，令当代人对“文化”这个看起来不那么轻松的词望而生畏。这是一个无奈而悲哀的现实状况，但回首人类文明的进程，哪一段历史没有令人困顿的现状呢？进一步说，又有哪一个时代没有奋起反抗困顿的人群呢？
《晋书·阮籍传》里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时无英雄，竖子成名！把这句话放回原文的语境当中，阮籍实际上是在感慨在他所处的时代，像刘邦、项羽这样白手起家打江山的英雄已经没有了，而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都是无耻的政客，也就是他说的“竖子”。我们现在的文化状况也是如此。不得不承认，如果说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是阮籍所说的“英雄”，那么这个时代确实是“时无英雄”，虽然无奈而悲哀，虽然没有“英雄”，但仍然有一批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承继命脉的学人在默默地、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个又一个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居然大多数是不具备基本文化素养的侃爷。
把孔子说成是成功学励志大师，把庄子说成是放浪形骸的阿Q，这本来是再荒唐没有的事情了，而更叫人觉得荒唐的是，这种解说居然可以在国内堂而皇之地得到热捧。王国维曾经说过：“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于丹毫无疑问属于前者。如果于丹的“一家之言”流传开来，如果她的“心得”真的能够深入人心，那么，过不了几代人，我们的子孙将完全忘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像孔子、庄子这样可以站在人类文明巅峰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人物。
但我一点也没有想叫人在生活的沉重压力下，还能像一个在高校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一样，把《论语》、《庄子》这样的巨著每个字梳理得清清楚楚。在重压之下，人人有权娱乐，这无可厚非。问题是，把娱乐交给娱乐，文化交给文化，这也是另一条无可辩驳的逻辑。
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读经典？
我想，只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纷繁芜杂的现实存在，只要我们今天仍然受困于自己的内心，那么像《论语》、《庄子》这样的经典，就没有失去它们的光辉。
我们今天如何读经典？
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平时忙，可能常去
麦当劳吃
汉堡，但有空的时候也会买些好的“材料”回家做点精致而有营养的东西吃。这样可以保持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保持我们这个种族的优秀基因代代相传。
最后想起一个有名的生物实验。一只青蛙，如果把它丢到开水里面，它会因为感觉到烫而马上跳出来。同样一只青蛙，把它放到温水里面慢慢加热，它就以为自己在泡温泉，最后就会被慢慢变烫的水煮成火锅田鸡。当然，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了！
知识分子应当向“民众”屈膝献媚吗（1）
文/杨昊鸥
在基督教里，国王也好，农夫也好，众生皆是上帝之子民，在圣像之前，人人头顶虔诚，谁也不必向谁屈膝献媚。
在晋如兄的吁请书发出之后，我听到了一种声音——“你们的问题就在于你们不肯放下身段”。我不禁愕然。所以我要再敲一些字，以之说明，我们为何绝不放下身段。
我们的谦卑一直以来并且将永远只奉献给我们所敬畏的传统、我们的文化，除此之外我们不会向任何人献媚，哪怕这些人的总和加起来成为“民众”这个概念。这是我们从先贤孔子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在这个原则上阳奉阴违，我们便羞于自称读过圣贤书，我们便不配提起孔夫子的大名。反而言之，如果孔夫子为了名利而献媚于诸侯，而不是周游列国甚至沦落到“穷于陈蔡，七日不火食”的窘迫也不肯妥协，他就绝不足以成为万世师表，他就绝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文化的脊梁。
试看于丹女士的这一段：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毕生以复兴周道为己任，虽百死而不悔。当我读到于丹女士这段受到热烈吹捧的文字时，内心涌现起无尽的悲凉。时尚而美好的词语本身没有错，但是把时尚而美好和伟大人物挂钩，这种思路便值得商榷。
我们不会因为大众的不懂，而放弃钻研、切磋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我们也不会因为大众不懂、抗拒，转而迫不及待地把神圣的经典庸俗化为时尚的花边文章。我们在伟大的传统面前虔诚地匍匐而行，不仅因为这种虔诚的姿态带给我们内心的安宁，更因为我们深知这种姿态是体会先贤伟大思想的唯一途径。
2006年有一部上座率颇高的电影叫做《达芬奇密码》，小说原著我没有看过，只是陪女友去电影院看了电影。印象很深的是电影的结尾，当事情似乎都已经很清晰明朗的时候，主人公为了传承在人类文明中起到深刻影响的基督教虔诚信仰，放弃了进一步揭露耶稣实际上曾经和抹大拉有过夫妻关系的史实（大意如此）。我感动于电影的最后一幕，汤姆·汉克斯扮演的男主角跪在抹大拉的遗骸之上仰望苍穹，镜头越拉越远，只看见广袤的大地上一个微小的生灵屈膝而跪。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我以前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皮老先生很絮叨，也很固执，在书中不厌其烦又不失牵强地强调孔子做六经。我闪过一个念头，这不就是中国版的“达芬奇密码”吗？就在这样一部商业片中，我们看到了西方人是如何珍视他们的传统——为了守护，他们甚至宁愿虚构。何以我们的民族在面对传统的时候竟是一种草率的态度？无可否认，近一百年是中华文明断代的一百年，之前人们因综合国力的落后归罪于传统和文化的落后，做出了许多可笑、可悲的荒唐事，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依然不明白——一个民族长足的发展，恰恰是因其
传统文化在为之提 供不竭的动力！
我们还有理由不虔诚吗？
自古成事难，败事易。积淀了数千万年的煤炭，只需要几百年就可以被挖光。由无数代先贤建构的伟大传统，只需要一小撮败家子就可以糟蹋干净。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引述过林岗先生的话：“我们的文明，未来极有可能像许多古文明一样，拥有灿烂的过去，但最后散落成碎片，被融化和吸收到别的民族当中，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
我要说，如果我们的文明要破碎成片，那么，破坏者请从我们的尸身踏过。
我们绝不会放下身段，乞求公众怜悯的目光。我们绝不会放下身段，是因为我们头顶着一片璀璨的古文明，任何希望进入这片殿堂的人都应该首先学习这种虔诚的姿态——不是把虔诚献给我们，而是献给我们共同的文化。警惕文化
苏丹红
杨昊鸥
朱大可曾经将余秋雨比作“文化口红”予以痛批。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有那么几根文化口红翘首弄姿倒也无伤大雅，要命的是文化苏丹红大行其道。
去年“苏丹红”还是一个为人们所不知的名词的时候，肯德基照常顾客盈门。后来曝了光，一时间就变得门可罗雀。为什么呢？因为有关专家站出来告诉大家，苏丹红是一种人造化学染料，它虽然能让食品保持辣椒的鲜红，但是含有致癌物，可能会使肝部DNA结构变化，导致肝部病症。于是大家就知道，哦，这个对身体不好，于是就不吃了。其实我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个病变过程并不甚清楚，但是我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听了专家的话，不吃肯德基了。
我当然知道文化产品和学术著作之间有很大不同，它不像后者一样要“无一字无来处”，或者要像顾炎武写《日知录》一样字斟句酌，生怕贻误后学。文化产品是商品，要卖，要考虑市场，要考虑消费群体，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也正因为文化产品是一种商品，它也应该附合商品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比如不能在鸡翅上抹苏丹红以次充好，还有就是广告商不能只为牟利而作虚假宣传。
现在来说正题，《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就是这样的文化苏丹红。如果说造一般的商品要本钱，做文化产品也同样需要本钱，这个本钱就是你的学力和识力。没有太多本钱也不要紧，大排档的烤鸡翅也不是没有市场，但是你抹上苏丹红再把价格抬上去，这就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商家之所以会在食品里面加苏丹红就是要让消费者看起来心里舒服，从而引导消费，文化苏丹红亦然。比如《于丹〈论语〉心得》，一眼看去，文从字顺喜闻乐见，但其实是谬种流传，但是让人误以为，哦，这就是《论语》。这不是读者的错，好比绝大多数吃肯德基的人都不明白它的制作原理，误食了带苏丹红的鸡翅，他们是受害者。这个时候，有关专家同样应该站出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与传统文化有距离的读物。当然，当你知道了苏丹红是什么东西之后你还要吃肯德基，那就不是专家的责任了。
于丹女士有这样一段话：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当我读到于丹女士这段可以代表她全书整体基调的文字时，内心涌现起无尽的悲凉。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毕生以复兴周道为己任，虽百死而不悔。这样一位孤独的英雄在于丹口中竟成为了心灵鸡汤的代言人，成为了小资生活哲学的始作俑者，我为孔子，也为今人觉得悲哀。
我很庆幸在我辨别能力尚弱的中学时代，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关于《庄子》的读物是流沙河先生的《〈庄子〉现代版》。后来因为学了古代文学专业，阅读了许多不同《庄子》的版本。现在再来看那本书，有些地方我不是很赞同，但大致是没有错的。谁说普及传统文化和媚俗就天生是一对双胞胎？
苏丹红事件之后，肯德基公开道歉并整改了。我希望我们的某些媒体也应该有这样承认错误的勇气。我们的文化在面对致癌物的时候，和人体一样脆弱。知识分子的“生产化”是其堕落的前兆
徐晋如
在新浪博客上读到陶东风的一篇奇文，名为《赢者输：易中天－于丹现象解读》。在这篇文章之中，他从法国左派学者布迪厄那里寻找理论的支撑，以表示他的不偏不倚。他认为，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场文化资本之争。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被划分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是相当专门化的领域，具有抵抗市场等外部力量的高度自主性，参与者在其中争夺的是专业人士的认可和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学术资本；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追求的就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布迪厄认为，由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遵从的规则不同，所以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获得成功的
文化人（学术明星、文化名人等）常常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遭到抵制，不被承认。这就是著名的“赢者输”逻辑。
根据这样的一个逻辑，陶东风认为可以解释，为什么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