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克罗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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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看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
蒋介石说：
“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的统一。我肯定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打日本，也许要我动用保留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军队帮忙，也许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我让毛泽东把他的宣传扩展到整个自由中国，我们就是在冒险，我们将一无所获，你们美国人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且后面还有俄国。”
这些话可以说基本上是委员长讲的，但它的可靠性仍值得怀疑。
这段文字引自法国空军莱昂内尔·马克斯·蔡桑将军写的中国内战史，作者把这段话安排在记叙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的上下文中。
虽然史迪威好象不曾引用过完全相同的话，但这些内容与蒋介石在私下交谈中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它集中体现了蒋介石在二次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时的态度，也为美国为什么对蒋介石火冒三丈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的确，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中央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时的美国还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处在中立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目前已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战争，罗斯福将怎样理解中国政府那种消极被动的做法呢、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并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这样做对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那些淳朴高尚而只是名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白宫得到的消息和情况以及美国报界公开的报道有很多很多，而且相互矛盾。其中，有史迪威将军发回来的言词尖刻的电文，里面全是在抱怨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僚是如何的无能，如何的混乱，以及委员长这个人是如何的碍事。还有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高斯写回来的持怀疑态度的报告。有一次，高斯在一份电文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奋力领导中国抗日的伟大领袖，对此高斯评论说：“看着眼前这些冷酷的事实，谁都会认为这是在胡说。”
1942年10月1日，落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来到了中国。威尔基体格魁梧，善于交际，而且很容易轻信别人。
他被他所看到的情况征服了。战时的首都为了欢迎他，把门面乔装打扮了一番。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蒋夫人那种诱人的魅力以及委员长学者般的派头，冲昏了威尔基的头脑。
他参观了黄河边的“作战前线”，那里摆放着“缴来的”日本人的武器和装备，其中包括头盔（据说这些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是为了打动来参观的重要人物）。对此，威尔基虽然也产生过一点点怀疑，但又很快打消了。
于是他向蒋夫人建议说：她可以做一名最理想的外交使节，因为她“有头脑，循循善诱，品德高尚，并具有才智、魅力和豁达的同情心以及雍容的仪态和炽热的坚定信念。”后来，蒋夫人把这些吹捧她的话当真，竟采纳了威尔基的这个建议。
除了这种引起人们错觉的事之外，还有许多混淆视听的报道。威尔基属于那种襟怀坦荡的人，但是还有更多的居心叵测的人也在暗中推波助澜。而其他的人，动机比较单纯，他们看到国民党如此腐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共产党肯定是好的。
1941年2月，委员长对劳克林·柯里说：他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他派一个深得罗斯福个人信任的政治顾问。但是，柯里却向总统推荐欧文·拉铁摩尔做委员长的“政治顾问”。
拉铁摩尔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后来他曾担任过利兹大学的领导，而当时在他被任命之前，他和罗斯福总统一面都没见过。
九年之后，当时已放弃共产党信仰的美国共产党前任主席路易斯·F·比登兹在泰丁斯委员会作证说，拉铁摩尔当时是美国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后来，他在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里成了反蒋派的领导人。
有关任命他的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都记录在参议院1952年7月2日归档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里了。实际上，统一战线时期左派作家把蒋介石大大吹捧了一番之后，就有人在四十年代开始进行歪曲的报道。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即使那些进行错误报道的人也没有接二连三地给蒋介石冠以种种罪名，那些可悲可叹的事实也是不言自明的。
错误的消息来自对共产党的国中之国田园牧歌式的描述。
这种宣传又被罗斯福的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天真浪漫地向前大大地推动了一步。从6月21日至24日，副总统和委员长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会谈，委员长听着华莱士大讲他精心编织的有关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农业改良派”的理论，以及论述中共的马列主义的“危害性”和“正统性”的老生常谈。华莱士坚持要访问延安，起初委员长拒绝了，但后来又改变了态度。从延安返回后，华莱士果然说共产党人的确是“农业改良派”。当蒋介石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时，他确实是支持这样做的。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1944年再次被迫还击日本人，因为日本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是漫长的抗战中最可怕的一年，日本人在攻打了十五天之后，靠施放毒气才夺取了湖南省北部的常德。
这座城市几乎被日军炸平，10000幢房屋只剩下30幢，全城的人都逃离了。而中国的增援部队七天之后才赶到，这时日军被迫撤退。很快人们便发现，这次进攻对日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太平洋，日本人在各岛屿上的战斗进行得很糟糕。日本最高领导层最担心的是，美国的远征军会在中国大陆的南方登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人在空中便会得到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所建立的一系列基地的全力援助。因此，日本必须完全控制整条京广铁路，以达到将中国一分为二，孤立重庆的目的。由于有苏日中立条约，而且俄国正忙于对付欧洲的强大敌人，所以日本不必担心苏联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在1944年3月把“满洲”的十个师调往湖南。
1月份，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接受邀请，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会谈，以全面解决两党的分歧。毛泽东紧接着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观点，要求给予共产党平等的地位。
一个月之后，美国共产党以及同情延安政府的人发动了一场宣传战，呼吁美国施加压力，迫使重庆允许一个美国使团访问延安，打开国民党的封锁。
3月份，俄国人的飞机轰炸了新疆。4月2日，苏联政府指责新疆当局向外蒙古派兵，并声称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难民。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是为苏联的飞机轰炸找理由。五月中旬，驻重庆的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苏联的军事顾问也随之全部回国。
此时，国共双方已在西安进行了几次会谈，当共产党坚持要求政府承认共产党控制地区以及作战部队的自治权时，会谈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当时，日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有180万人的进攻兵力。这些并不都是他们的精锐部队，最好的军队大多在别处的前线，但是他们装备精良，指挥有方，而且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蒋介石的六百万兵力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在这六百万军队中有许多都是食不果腹、指挥不良、装备落后，无心恋战的部队。
从长江以北的河南省又传来了大饥荒的消息，这次饥荒是灾难性的，情景十分悲惨。这个消息是在1943年2月由《大公报》首次披露的，这份报纸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克服了种种困难。
该报全面报道了当地人民的悲惨遭遇。由于这是首次报道，报纸被扣发了三天，后来审查部门把这些消息从报上删掉了。西奥多·怀特把他的亲身见闻写成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报道。他认为，在收成很差的1942年，政府把绝大部分粮食以税收的方式征走了，第二年又遇上长期的干旱，结果造成了饥荒。灾民的救济严重不足，由于情况较好的邻近省份的竞争，再加上地方上心狠手辣的囤粮商的破坏，救灾工作无法进行。估计有200万到300万人背井离乡，逃荒到外省，大约有同样多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发起了进攻。日军进攻时，中国的一位指挥官汤恩伯竟不在河南，也没有来得及回来抵挡日本人的突袭。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人中名声最糟的一个。
根据冯玉祥的记载，汤恩伯指挥的军队每个单位都缺编，这样，军官们就可以把付给并不存在的士兵的军饷装进自己的腰包。冯玉祥的这个记载不可不信。
更有甚者，汤恩伯和他的军队与敌人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他们从河南边界的界首购进日货，然后运到内地出售。回来时又把中国的产品卖给日本人。这种往来为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了便利条件。汤恩伯不在前线只是国民党防守河南时严重失职的例子之一，当他们为内部矛盾争得不可开交时，日本人已夺取了省会。
中国的第十二、第十三军相互攻击，推迟了撤离时间。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将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罗斯福总统却给了中国重量的一击，他要求中国抽调国内防御急需的兵力。他一直缠着委员长，要他向缅甸西北部派遣由美国训练装备的Y军，因为在那里，日本人的进攻威胁到了边界那边印度的英帕尔。
蒋介石根据开罗协议，两次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协议规定由史迪威率领他的中美陆军部队在缅甸公路北段向日本人发动进攻，配合缅甸南部50000英军的海陆空联合登陆，以夺取仰光。
邱吉尔虽然同意这个计划，但显然不很热心。因为这个计划与英国的战略没有多大关系。蒋介石支持这个计划，他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他警告总统说，他预计那个时候日本人会在中国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提醒总统不要忘记在开罗所作的承诺。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最后，蒋介石却莫名其妙地答应了罗斯福的恳求，同意在4月14日将美国训练的部队派往缅甸。
不出几天，局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蒋介石的担忧是有根据的，5月，日本人在湖南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进攻，这个月下旬，长沙失守。在此之前，薛岳（小老虎）曾三次夺回长沙，可是这一次又被日本人赶走了。
在这一年里，日本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1月底，他们控制了广西，夺取了第十四航空队在衡阳、零陵、桂林和柳州等基地。至此，侵略军距重庆直线距离仅有二百英里，中间只剩下贵州的山岭将日军隔开。
国民党仅在湖南南部的衡阳作了一次抵抗，薛岳将军尽管得不到增援（也许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仍在敌军兵力大大优于自己军队的情况下坚守了四十天。
在记述这些失败时，蒋经国写道：“父亲对桂林的失守十分痛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的防御工事坚固，粮食弹药充足，各种电讯设备和武器都用上了，可没打到一天就败下阵来，太让我痛心了！”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是有原因的，有一位军事史学家谈到此事时说：
中国的军事当局在这种突然袭击面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一直以为，日本人担心美国会从东海岸登陆，因此不会再向内陆推进。桂系军队主力都在省外。
桂林市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不赞成卫戌部队在城市周围打仗，他们怕这座城市会被毁掉，另外，衡阳在英勇抵抗后仍免不了失守，这也挫伤了桂林和柳州守军的士气。
在这灾难性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调集了一切能调集的军队。其中，有一些从黄河两岸步行了2000英里，还有一些是从缅甸前线空运而来的、到1944年12月，这批国民党军队终于在贵州省挡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并把他们赶回了广西。这是这场长期战争中的转折点。
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蒋介石没有看到中国可悲的现实。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呢？还是他那极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消息？这很难说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腐化（如果不算权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备了：由于他容不得反对意见，喜欢浮夸胜过喜欢实话，而且不愿听到与他的乐观态度相矛盾的事实。所以他的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还都之前，在重庆许多人都说当时他的助手常常伪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放心。没有人告诉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也没人汇报普通人每天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社会底层的公务员、教授、老师和学生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更低层的人们一样，愿意承受战争带来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周围的人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自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