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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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时我想多看电视，既学英文，又排解寂寞。但拉瑞的小人书般大小的电视实在让我束手无策，这玩意儿十几年前在中国就被淘汰了。我建议拉瑞买台新的，拉瑞马上摊开手表示，他还欠银行的债。其实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欠债。我又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肯买电视和录像机的话，我愿负担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个月后东西归他所有。他起初还是说不，出门转了个弯，终于算过账来，马上催我一起去电器商店。我们选了电视和录像机，又去租了录像带，回家举杯祝贺中美合资的伟大成果。但一到周末，我就算遭殃了。拉瑞的前妻送两个圆滚滚的儿子过来，把电视开得山响，我只好躲到朋友家避难。拉瑞的前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见到她，我才明白为什么拉瑞会欢呼单身汉的自由。她有拉瑞两个那么胖，而且看起来极有主意。我能想象她在离婚时卡着拉瑞的脖子，让他把钱交出来。　　　　
　　　　我搬走时，拉瑞握着我的手说：“真高兴与你相处了这么一阵子。”我盯着他那狡黠的眼睛，似乎很真诚，我有点儿被感动了。如果我是他的选民，说不定会投他一票呢。　　　　
　　　　


第一辑　　空山帕　斯

　　　　一　　　　
　　　　四月十七日早上，我把车停在过夜停车场，再搭机场班车前往候机厅，总算赶上了班机。夜里没睡好，我一路昏沉沉的，像只被雷电震晕了的鸟。一下飞机就转了向，得亏有路标指引。汽车站，旅客动作缓慢，鱼一般游来游去。我登上辆面包车，开车的高个黑人跟大家打招呼，没人答理。他见怪不怪，说：“欢迎来芝加哥。”正是尖峰时间，一路堵车，堵得个个面目可憎。在旅馆柜台，我拿到钥匙和一个信封，跟提行李的印度人上升。我给过小费，关上门，打开信封：“……可惜艾略特不能来和你一起朗诵，今天凌晨帕斯去世了……”　　　　
　　　　可以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Octavio　Paz）是现代主义文学最后一个大师，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帕斯，在西班牙语意思是和平。而他生于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人类从此就没和平过。一九三七年，他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国保卫战，在马德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上，结识了聂鲁达、阿尔贝蒂等作家。随后他卷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　　　　
　　　　他家里有很多有名的现代画家的画和各种艺术品，想必都是多年友谊与游历的见证，结果前两年毁于一场大火。帕斯从此一蹶不振。他从家里搬出来，住进旅馆和医院。最后墨西哥总统借给他一套官邸，并派军人们护理他，那跟软禁没多大区别。艾略特告诉我，帕斯变得沉默寡言，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愿意接。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跟我讲述过她类似的经历。一场山火吞没了她的房子，包括未完成的手稿、信件、照片，什么也没留下。“我没有了过去。”她悲哀地说。　　　　
　　　　我头一回听说帕斯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在圈子里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其中帕斯的《街》特别引人注目：“又长又静的街。/我在黑暗中走着，跌倒/又爬起来，向前摸索，脚/踩着沉默的石头与枯叶：/我身后有人紧跟。/我慢，他也慢；/我跑，他也跑。我转身：没人……”我后来重译过。原文中的Nobody在《众树歌唱》中被译成“空无一人”，我改译成“没人”，这样更短促，更具突然性。这首诗是有点儿让人闷得慌。那会儿大家见面开玩笑，“我转身：空无一人。”自己先起一身鸡皮疙瘩。　　　　
　　　　八九年十月，美国笔会中心在纽约为中国作家举办了一场讨论会，由艾略特主持。艾略特住在纽约，是散文作家及帕斯的英译者。帕斯和夫人居然也坐在听众中间。散了会，一帮老朋友聚在门口，看来又得昏天黑地侃一夜。　　　　
　　　　那天晚上在一起的，除了帕斯夫妇、艾略特、多多和我，还有在讨论会上担任翻译的文朵莲。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坐定。我连菜单都读不懂，请文朵莲帮忙。帕斯发福了，比照片上显得要老。他微笑着，带着老人的威严。我们谈到拉丁美洲的文学与政治，多多问起他和博尔赫斯的争论。不，没这回事，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也许你指的是和聂鲁达吧？我后来在一篇访问记中读到，帕斯认为聂鲁达的斯大林主义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九○年十月，帕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夜里，帕斯接受郑树森代表台湾《联合报》的电话采访时说，我已经躺下了，刚吃了安眠药。那是不眠之夜的开始。　　　　
　　　　再见到帕斯是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起开会。我还记得议题是“困难时期的严肃文学”。那是我的困难时期，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冒充严肃文学坐在那里。最后一天，布罗斯基作总结报告，报告后的讨论中，他的傲慢激怒了某些听众，帕斯也跟他呛了几句。帕斯的英文有限，时不时借助法文。让我记住的是他的姿态：像头老狮子昂起头。　　　　
　　　　一天早上，我和女儿在旅馆餐厅吃早饭。帕斯从街上走过，看见我们便拐了进来。我给他要了杯咖啡。那天帕斯心情似乎特别好，恐怕和港湾的新鲜空气有关，也许再加上轻松感——媒体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新的获奖者头上。　　　　
　　　　他从提包掏出我刚出版的英文诗集《旧雪》，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喜欢，飞机上一直在读，我们在美国同属一家出版社。他拿出他的一本书，签名送给我，是刚出版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可惜这本书在漂泊中遗失了。　　　　
　　　　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才读到此书的中译本，被他的博学和雄辩震住了。他把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并纠正了欧美学术界对“现代主义”历史的严重歪曲。更重要的是，他在相当严谨的理论阐释中体现了“批评的激情”，这正是他另一本论述诗歌的书的书名。　　　　
　　　　用瑞典文写诗的李笠来电话，约我晚上和几个年轻的瑞典诗人聚聚。下午在通往老城的石桥上，我碰到帕斯，问他愿不愿一起去，他满口答应。周围行人涌动，买东西的遛狗的下班回家的，均与诗无关。帕斯站在冬天稀薄的阳光下，披着黑呢大衣，像个退休的将军。傍晚，我打电话到帕斯住的旅馆，他改变了主意。“不行，我累了，”他声音干巴巴的，有气无力，“你知道，这类的聚会太多了……”我当然知道，他这一年所受的名声之累，是要折寿的。　　　　
　　　　也巧了，我们下一站都是巴黎。　　　　
　　　　一周后的晚上，尚德兰（Chantal）、高行健和我在巴黎一家旅馆的大厅等了一会儿，帕斯夫妇下来了。他夫人玛瑞朱丝（MarieJose）是法国人，比帕斯至少年轻二十岁。我提议去中国餐馆，帕斯有点儿不放心，叮嘱我说：“可别乱七八糟的，要去就去家像样的。”终于在附近找到一家，还真不赖。我们吃火锅，喝黄酒，聊唐诗。帕斯翻译过李白、杜甫和王维的诗，他还跟艾略特合写了一本书《读王维的十九种方法》。我多喝了几杯，变得伤感，大背李煜的词，把帮忙翻译的尚德兰害苦了。在烛光下，帕斯宽容地笑了。　　　　
　　　　临出门，他被一对法国夫妇认了出来：你是帕斯？　　　　
　　　　二　　　　
　　　　帕斯当过多年外交官，在法国、日本、瑞士和印度等国任职。由诗人作家当外交官，这似乎是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一九六八年，帕斯为抗议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辞去了驻印度大使的职务，他在欧美漂流了三年，直到七一年才回国。　　　　
　　　　九三年春天，我到墨西哥的莫尔里亚（Morelia）参加一个国际环保会议，这个会议请的都是科学家和作家。贫富悬殊像一道巨大的裂缝横贯墨西哥。我忘不了跟着汽车跑的那些光屁股的孩子，他们眼睛中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我们到山林中的一个蝴蝶巢穴考察。上千万只蝴蝶，每年从这里出发经美国飞到加拿大，再返回这里过冬，行程几千英里。坐在树林中，只见蝴蝶遮暗了天空，翅膀发出轰鸣。　　　　
　　　　开完会回到墨西哥城，我给帕斯打了个电话，是玛瑞朱丝接的。她用法语大声呼唤帕斯，能听见房间里的回声。帕斯接过听筒，问我住在哪儿，什么时候有空，他要请我吃顿午饭。美国小伙子若贝托（Roberto）陪我一起去，他曾做过帕斯的秘书，母亲是墨西哥人，他的西班牙语跟英语一样好。我一直问他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跟一个古巴作家同居。　　　　
　　　　餐馆在郊区的山坡上，外观像古寺，草木掩映，大半餐桌散置于花园中。若贝托去查订位名单，没有帕斯。他猜帕斯用的是假名。一会儿，帕斯和夫人来了，他戴了一顶遮阳便帽，蓄起满脸花白的胡子，像戴着毛皮面具。　　　　
　　　　那一阵子墨西哥偏远山区正闹游击队。话题像苍蝇飞来飞去，自然而然地落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上。帕斯和若贝托争论起来，看法截然相反。帕斯一下翻了脸，用手指打了个榧子，厉声喝道：“你美国佬懂什么？滚回家去！”若贝托闭住嘴，脸憋得通红。我赶紧把话题岔开。　　　　
　　　　那天帕斯情绪不对劲，跟我也争起来。说起英国诗人奥登，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原创性，帕斯急了：“要是奥登都没有原创性，你说谁有？”　　　　
　　　　国际环保会议闭幕了，在墨西哥城举办了告别宴会。宴会开始前，我注意到记者们在门口焦急地等着什么。达官显贵并没怎么引起他们的重视，而帕斯一出现，强光灯全亮了，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当天的晚间新闻播放了他对游击队的看法，我认识的几个墨西哥朋友都在摇头。后来听说帕斯后悔了。　　　　
　　　　帕斯的名声太大，免不了遭人忌恨和暗算。他常在报刊上跟人打笔仗，打得飞沙走石。艾略特告诉我，斗争使帕斯年轻。毕竟岁数不饶人，他病倒了，先在美国做了心导管手术，不久又发现癌症，而大火得寸进尺　，吞没了他的过去。　　　　
　　　　就在帕斯去世前一个多月，艾略特赶到墨西哥城，参加帕斯基金会的开幕式。帕斯坐在轮椅上，极少说话。当人们颂扬他的成就时，他向前扬扬手，那疲倦的姿势在说：让这一切都过去吧。　　　　
　　　　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是帕斯的八十大寿。仅仅四年前，他容光焕发，步履稳健，毫无病痛和大火的阴影。美国诗人学会在大都会博物馆为他举办朗诵会，请来约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和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等美国诗坛的大明星，也请了我，滥竽充数，据说是帕斯的提议。我找来帕斯的诗集，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失望。在我看来，是他追求宏大叙述的野心毁了那隐秘的激情，这在被称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太阳石》等长诗中尤其明显。我选来选去，还是选中那首他早年写的《街》，仍有初读时的新鲜感。　　　　
　　　　在一次采访中，他回答说：“每分钟我们都是另一个。现在讲着他者的人与一秒钟以前讲着他者的人不同。那么什么是他者？我们是时间，为了成为时间，我们从来没有结束过生活，总是将要生活。将要生活？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一问一答中间勃生某种改变我们的东西，它把人变成一个不可预见的造物。”　　　　
　　　　在美国，为一个外国诗人如此隆重的祝寿，恐怕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那天票是免费的，大都会博物馆剧场挤得满满当当。朗诵会开始前不久，帕斯跟艾略特一起挑选朗诵的诗，他突然慌了神，对艾略特说，“我该念什么？它们都不怎么样，真的……”此时此刻，帕斯成了另一个，更接近我通过阅读认识的那个《街》中的帕斯，他疑心重重，在黑暗中摸索，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还是艾略特稳住了他。朗诵结束了，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那天我朗诵的是帕斯的《街》：“……所有的黑暗无门。/重重拐角出没/总是把我引向这条街/没人等我，没人跟我，/我追赶一个人，他跌倒/又爬起来，看见我说：没人。”　　　　
　　　　


第一辑　　空山蓝　房　子

　　　　一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的别墅。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今年三月底，我到斯德哥尔摩开会。会开得沉闷无聊，这恐怕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临走前一天，安妮卡（Annika）和我约好去看托马斯。从斯德哥尔摩到托马斯居住的城市维斯特若斯（Vasteras）有两个小时路程，安妮卡开的是瑞典造的红色萨巴（Saab）车。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今年春天来得晚，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田野以灰蓝色调为主，光秃秃的，随公路起伏。　　　　
　　　　安妮卡当了十几年外交官，一夜之间变成上帝的使者——牧师。这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好像长跑运动员，突然改行跳伞。安妮卡确实像运动员，高个儿，短发，相当矫健。我八一年在北京认识她时，她是瑞典使馆的文化专员。西方，那时还是使馆区戒备森严的铁栏杆后面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我每次和安妮卡见面，先打电话约好，等她开车把我运进去。经过岗楼，我像口袋面往下出溜。　　　　
　　　　八三年夏末，一天中午，我跟安妮卡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饭。下车时，她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包括马悦然（G　ran　Malmqvist）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这还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　　　　
　　　　回家查字典译了九首，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相比之下，我们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　　　　
　　　　八五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让人咋舌。坐进出租车，我们都有点儿尴尬。我那时英文拉不开栓，连比划带迸单词都没用，索性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