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狗娘养的自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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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开始一个人进行全国性调查，以决定到底选择哪一种。
当时，我刚刚被选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那个协会是全国报业集团的总汇。
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如我担任的其他许多机构的职位一样。我担任该协会董事有8年时间，但是，我在那个协会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拿协会成员单位开玩笑，说他们坚守传统，愚不可及。
如果我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能够在那里普及，那我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大堆由蓝血贵族或清教徒构成的董事成员中升到顶层。但是，洛杉矶亚历山大市的出版人乔·史密斯是1976年至1977年年度的董事会主席，按照该协会的传统，他有权指定继任者。
乔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伦敦塔卫兵式的杜松子酒，两个人喝着杜松子酒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他因为把南达科他州一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子提拔为全国最大的报业精英组织的首领而自豪。
按照程序，并且有些勉强地正式选拔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以后，我在就职演说中做了如下的保证：
►；作为主席要走遍全美所有50个州。
►；就当时的第一修正案问题发表意见。
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我果真就那么做了。我与许多州、地区和城市的团体见面和谈话，包括报业同仁、读者、广告商、大学生等。
我在演讲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总是说要把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上的公众利益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改造。但是，我的使命总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服务。
第五章 人们告诉你说某件事情办不到时，你已经有了胜算的机会再创报纸：实现梦想（3）
博闻则多学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自己创办全国性报纸的使命，但这样的使命只潜藏在自己心里。
我听得多，说得少。我反复接到的消息是，报业同仁认为自己办的报纸比读者所想的好得多。我也看那些报纸，一看就是几百份。我的喷汽式飞机里装满了各地的报纸，无论去哪里，只要搞得到的报纸我都拿上。
有些报纸的确是糟糕透顶，但也有许多报纸相当不错，还有一些报纸出类拔萃。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是报纸编辑所认为的那么好，更没有一家报纸能够为读者提供他们真正寻找的满足感。
除开仔细阅读各地报纸外，我还到处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全国版。对于这两份颇有声望的全国性出版物，我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华尔街日报》在全美国有极复杂的发行系统。在中等城市和许多大都会中心地区的有钱人当中，这份报纸很受欢迎。但是，该报无法伸及美国各地无数的小城镇。《华尔街日报》内容极其专业，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无法产生兴趣的。
►；《纽约时报》的全国版销量极少，这令人奇怪，本书写作的时候，该版发行量仍然只有181；000份。一些大城市里数量有限的思想领导者，或者那些想成为此类人物的人看这份报纸，或者假装看这份报纸。但是，这份报纸办得极死板，贝托克里克和博伊西以及贝顿鲁基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看这样的报纸，面对这样一个枯燥无聊和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另外，全国发行的《纽约时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全国版。它是纽约城都会版的一个缩微版，把里面最有趣味的一些广告扔掉了，同时又收集了很多新闻。
到1979年夏天，我已经看到、听到和读到足够的材料，让我相信的确存在一个真空，的确有可能创办一家适合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有加内特公司这样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举措。
►；我们比别的任何公司在更多的州里有更多的印刷厂。
►；我们在全美有一个很大的记者网络，一共3；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有极深的口袋，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们的长处是，我曾在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失败过，因此能够提醒我哪些事情不要去做。
哪怕如此，我还是知道，这个想法极其大胆，在公司内外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决定采取用茶匙小口喂的简单策略。我希望稳定地赢得支持，哪怕速度稍慢一些。从推广较为容易的地方着手，我希望列出支持者的名单，让他们帮助我解决推广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结果有用。两年之后，当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投票支持启动《今日美国》计划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朱利安·古德曼董事说：“一个理想自有其积蓄感染力的方式，尤其是当这个理想是由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最早得到消息，而且也是最早列入支持者名单的。之后是加内特公司里面的几位密友，再后慢慢发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司同仁，后来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最后是我的评论人。到末了，潜在的消费者也接受了。
拖上家人
我的家人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启动《今日美国》项目，那将意味着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绝对会投入其中，而且要持续多年。而且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国人嘲笑的对象，评论者也会冷嘲热讽。家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我相当走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明白，父亲受煎熬的时候，自己应该保持冷静。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新一轮的冒险，当然也准备好了接受人们的虐待。
当时，丹已经26岁，并且成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人际关系变化，我和他已经成为好朋友。
简当时24岁，在范得比尔特大学学法律。她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过足球队员及其兄弟会，之后就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学者了。对父亲的冒险活动，她是支持的，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当时是我与佛罗里达参议员罗里·威尔逊的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哪怕两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已经消失，但仍然能够理解彼此在职业上的计划。她头脑敏锐，对我把握《今日美国》的宗旨是极有帮助的。‘
由于家人都知情，也跟我站在一边，接下来我就去加内特公司内部找自己的心腹至交。按照下面的这个顺序，但方法却彼此完全不同：
►；约翰·奎因，当时他有53岁，是首席新闻执行官。奎因为人跟我差不多。是我派去专门看管财务人员的，那些财务人员不断施压，总想把收益放在产品之前。他成为我们公司的良知所在。
►；约翰·赫塞尔顿，当时59岁，是负责报业事务的总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做事不张扬，脚踏实地，善于妥协。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当时40岁，是首席财务官和法律事务主管。在财务和法律事务方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我和这三个人都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办公室是我组建的，也由我本人充当主席。多年以来，这个三人小组为我各种各样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稳定的支持。
奎因：有远见，有前瞻能力，很贪婪，但又很有人情味，充满激情。
麦柯金戴尔：为人谨慎，有些守旧，冷酷，没有激情。
赫塞尔顿：是一位沉闷的妥协者。
每一个大型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员组合。
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不应该假定自己能够唱独角戏，这一点相当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左右全都围满思想与行为风格一样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三驾马车对我的用处如此之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指望他们强行推进，或者悬崖勒马，或保持中间状态。
后来，在《今日美国》处在形成阶段的时候，我又往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加进了一个人，是玛德琳·简宁斯，当时已经46岁，是标准品牌公司人际关系部的部长。我请她来当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她成为一名得力助手，也提供了一个以女性眼光看事的角度，对全部由男性构成的顾问圈子形成了强大的弥补作用。
我让奎因和麦柯金戴尔彼此相左，很喜欢他们这样，并且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左，这样可以刺激新思想的产生，对无论大小的各种事务都是更加详细的审视。
第五章 人们告诉你说某件事情办不到时，你已经有了胜算的机会再创报纸：实现梦想（4）
辩论的益处
哪怕对做出的决定已经相当确信，公开辩论还是有益于所有人的。
在奎因与麦柯金戴尔之间的对抗中，和事佬赫塞尔顿总是会在两极尖锐对立出现之前适时介入。他的妥协干预总是正好与主席的意愿相吻合，因为他相当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我会提前告诉他我到底倾向于哪一方。
由于我为《今日美国》而寻找的是支持者，而不是警告或妥协，因此我总是先去找奎因，话总是说得直白明确。
他总是一激就上，全盘支持，“这是个好机会，必须要抓住，”他说。奎因很快明白这个重大的冒险活动一旦成功，从职业的角度上看会对加内特公司意味着什么。奎因从不担心利润的问题，他把这样的事情交给麦柯金戴尔去操心。而道格一向的原则是只考虑利润，其他的先放到一边去。
奎因的职业本能是搅和：这意味着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避难所。加内特公司的记者每年都有离开的，他们在我们设在契利柯特、钱柏斯伯格、雷诺或罗切斯特的实习基地得到培训，之后就想去大都会的报纸、杂志或网络。
这有助于我们吸引和留住来自各所高校的最好的天才记者，而且有助于使加内特公司从一个小型报业联盟一步发展为大型报业集团。
我和奎因开始筹划如何把这个计划的想法一点点灌输给其他人。我们还开始计划研究与开发方案，从而导致项目的最后启动。
我们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两年时间里，我指导着这个过程的进展，之后再请董事会做出“开始”决定。
1979年11月18日：我给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各位成员打电话，包括赫塞尔顿、麦柯金戴尔、奎因，讨论“某些年终回顾和未来计划”问题。
那是罗切斯特一个寒冷和沉闷的早晨，在公司总部25楼董事室里，壁炉的柴火发出劈啪的响声，我们4个人谈起了行将结束的一年。我们一致认为，那又是不错的一年，的确也是如此。
那一年，我们以3。62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综合传讯公司，使我们得到7家电视台、在辛辛那提和奥克兰的几家大报，还有北美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当时，该公司共有38；000块广告牌。
“业务跟平常一样”，但给我们带来了10。65亿美元的收入，那是我们的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共有1。35亿美元的利润，比头一年上升19％。
麦柯金戴尔很喜欢谈论数字，我把话题转开了。
“我们来谈谈来年和未来吧。”我说。我起立，站起身来，在壁炉前来回踱步。我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来回踱步，这么做的时候，麦柯金戴尔总是会紧张起来，别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信号，表示我要么感到无聊了，要么是在想什么事情，要么是准备突然之间向他们发问。
无论是哪一种会议，我很少一气坐到底的。我站着的时候思想更清晰，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包括伸展腿脚的时候。活动身体不仅仅让我头脑清晰敏锐，而且还有助于我更好地观察一些人，更容易明白人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的业务在发生变化，”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这么无休止地收购别人留下的破烂货。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在前沿位置，那就必须要更多地有所建设，要么是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建设好，要么平地再建高楼。”
麦柯金戴尔跟平常一样总是明白我的意思，他发问：“您在想什么事情？”
“不能肯定，”我答道，“但是，我们需要花些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得想个办法控制卫星，让它帮助我们把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能够制造的东西发送和销售出去。也许来一个超级电视，也许来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增刊，也许再办一家全国性的报纸。”
“要多少钱？”道格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只是在考虑，明年要花上百万美元做研究。”我很低调地回答。
道格连眼都不眨一下。他明白，花百万美元进行研究和开发，对于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是小菜一碟，哪怕大部分传媒公司根本不在这样的领域里这么做，或者根本不花钱。
但他想知道更多：“这笔钱怎么花？您将雇用什么人？您想探索什么问题？”
“道格啊，我会想出办法来花这笔钱的。你来考虑预算吧。”我说。
散会的时候，我猜想，三位关键的助手一定在考虑下面这些五花八门的事情：
►；奎因：纽哈斯的全国性报纸计划已经得到资助。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滚动了，可能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