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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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善质，尚安非善？应之曰：非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
然，有何疑焉。”（《深察名号》）问题的提出，代表孟子的观点。问题的回答。董仲舒
把他自己和孟子清楚地分开了。
但是这两位哲学家的不同，实际上不过是用语不同。董仲舒自己就说：“孟子下质
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之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深察名号》）
孟子与董仲舒的不同，就这样归结为两个用语“已善”和“未善”的不同。
社会伦理学说
照董仲舒的说法，阴阳学说也是社会秩序的形上学根据。他写道：“凡物必有合。
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寒
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
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之三纲，可求于
天。”（《基义》）
这个时期以前的儒家认为，社会有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董仲
舒从中选出三伦，称为三纲。“纲”宇的意义是网的大绳，所有的细绳都连在大绳上。
君为臣纲，就是说，君为臣之主。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都是这个意思。
三纲之外，还有五常，都是儒家坚持的。“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
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董仲舒本人虽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所
有的汉儒都共同主张，这五种德性与五行相合。仁与东方的木合，义与西方的金合，礼
与南方的火合、智与北方的水合、信与中央的土合（见《白虎通义》卷八）。
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是社会的伦理。旧时纲常二字连用。意指道德，或一般道
德律。人发展人性必须遵循道德律，道德律是文化与文明的根本。
政治哲学
可是不是一切人都能自己做到这一点。所以政府的职能就是帮助发展人性。董仲舒
写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察名号》）
王者以庆、赏、罚、刑为“四政”，相当于四季。董仲舒说：“庆赏刑罚与春夏秋
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
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时之副》）
政府的组织也是以四季为模型。照董仲舒说，政府官员分为四级。是模仿一年有四
季。每级每个官员下面有三个副手，也是模仿一季有三月。官员像这样分为四级，又是
因为人的才能和德性也是自然地分为四等。所以政府选出那些应该当选的人，再按他们
德才的自然等级而加以任用。“故天选四时、十二＇月＇，而人变尽矣。尽人之变，合之
天，唯圣人者能之。”（《官制象天》）
天人关系既然如此密切，所以董仲舒认为，社会上政治的过失必然表现为自然界的
异常现象。阴阳家早已提出这种学说、董仲舒则提供目的论的和机械论的解释。
从目的论上讲，人间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天怒的表现，是通过自然界
的灾异，诸如地震、日蚀、月蚀、旱灾、水灾。这都是天的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
从机械论上讲，照董仲舒所说，则是“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物固
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所以人的异常必然引起自然界的异常。董仲舒认为这完
全是自然规律，毫无超自然的因素，这就与他在别处所讲的目的论学说矛盾了。
历史哲学
在第十二章我们已经讲到邹衍如何以五德终始的学说解释改朝换代。某个朝代，因
为它用某德，必须用合乎此德的方式进行统治。董仲舒修改了这个学说，认为朝代的更
选不是根据五德运行，而是根据他所说的“三统”顺序。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每
统各有其统治系统，每个朝代各正一统（《三代改制质文》）。
照董仲舒的说法，在实际历史上，夏朝（传说在公元前2205一前1766年）正黑统；商
朝（公元前1766？一前1122年？）正白统；周朝（公元前1122？一前255）正赤统。这形成历
史演变的循环。周朝以后的新朝代又要正黑统，照此循环下去。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现代，也用颜色表示社会组织的各种不同的系统，也正是
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种颜色。按照他的学说，我们也许可以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
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当然．这只不过是巧合。照董仲舒所说，三统并无根本不同。他认为、新王建立新
朝代，是由于他受命于天。所以他必须作出某些外表上的改变，以显示他受了新命。这
些改变包括“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董仲舒说：“若夫大纲、人伦、道
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制这实。”
（《楚庄王》）
改制并没有改变基本原则，董仲舒称之为“道”。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
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
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并不是新学说。《书经》中已有此说，孟子则把它说得更清楚。
但是董仲舒把它纳入他的总体的天人哲学中，使之更加明确了。
在封建时代。君主都是从祖先继承权威。即使是秦始皇帝也不例外，创建汉朝的刘
邦则不然，他出身平民。却胜利地取得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根据。董仲舒就提供了这
种根据。
他的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既为行使皇权提供根据，又对行使皇权有所限制。皇帝
必须注视天的喜怒表现，依照它来行事。汉朝的皇帝，以及以后各朝皇帝也或多或少地
是一样，就是用这一点检验他自己和他的政策，一旦出现灾异使之不安的时候，就试图
改正。
董仲舒的三统说也对每个朝代的统治有所限制。一个皇家，无论多么好，其统治时
间是有限的。终点一到，它就得让位给新朝，新朝的创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的。儒家就
是用这样的一些措施，试图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约束。
对《春秋》的解释
照董仲舒说，直接继承周朝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他断言，实际上是孔子受
天命继周而正黑统。孔子不是实际的王，却是合法的王。
这是一个奇怪的学说，但是董仲舒及其学派竟然坚持它，相信它。《春秋》本是孔
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却被他们（不正确地）认为是孔子的重要政治著作。他们说孔子在
《春秋》中行使新王的权力。孔子正黑统，按照黑统进行了一切改制。董仲舒以解释
《春秋》而著名，能够引用《春秋》来证实他的哲学的各方面。实际上，他不过是引
《春秋》以为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他的著作题为《春秋繁露》，原因就在此。
董仲舒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一前481年）为三世：孔子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
据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时，用不同的词语记载这三世发生的事件。通过这些不同
的“书法”就可以发现《春秋》的“微言大义”。
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
以前有三部重要的解释《春秋》的书。即“三传”，从汉朝起这三传本身也成了经
典。它们是《左传》（可能本来不是整个地为解释《春秋》而作，到后来才归附上去），
《公羊传》，《谷梁传》。三传都是以据说是作者的姓氏命名。其中以《公羊传》的解
释，特别与董仲舒的学说相合。在《公羊传》中有相同的三世说。东汉后期，何休（129
一182）为《公羊传》作解诂，进一步对这个学说进行了加工。
照何休的说法，《春秋》所记的过程，是孔子在理想上变“衰乱世”为“升平世”。
再变为“太平世”的过程。何休以“所传闻世”与“衰乱世”相配合，这是第一阶段。
在此阶段，孔子集中他的全部注意于自己的鲁国，以鲁为改制中心。何休以“所闻世”
与“升平世”相配合，这是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孔子已经治好了本国，进而将安定和
秩序传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华夏国家。最后，第三阶段，何休以“所见世”与“太平
世”相配合。在此阶段，孔子不仅将安定和秩序传到诸夏之国。而且开化了周围的夷狄
之国。在此阶段。何休说：“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传》隐公元年注）。当然，何
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孔子都实际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子当真有了权力、
权威，他就会完成这些事。可是。即使如此，这个学说也仍然是荒诞的，因为孔子只活
在《春秋》三世的后期，怎么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何休阐明的道路，是孔子从本国做起。进而治平天下。这条道路。与《大学》阐明
的治国平天下的步骤相似。所以在这一方面，《春秋》成了《大学》的例证。
这种将社会进化分为三阶段的学说，又见于《礼记》的《礼运》篇。照《礼运》篇
所说，第一阶段是乱世，第二阶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阶段是“大同”之世。《礼运》
篇描述的“大同”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
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窃切乱贼而
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虽然《礼运》篇作者说这种大同是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它实际上代表了汉朝人当时
的梦想。汉朝人看到的单纯是政治统一，他们一定希望看到更多方面的统一，像大同那
样的统一。
第十八章
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
汉朝不仅在年代上继承秦朝，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继承秦朝。它巩固了秦朝首次实
现的统一。
统一思想
为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许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的政策。秦
统一六国之后，丞相李斯上书始皇帝，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人善其所
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记·李斯列传》）
然后他提出极端严厉的建议：一切史记，除了秦记。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
他文献，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应当送交政府烧掉。至
于任何个人若想求学，他们都应当“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付诸实施。这虽然是彻底扫荡。实际上却不
过是长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逻辑的应用而已。韩非早已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
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李斯建议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个历史，一个
思想。所以医药之类实用方技之书免于焚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因为它们是技术书
籍，与“意识形态”无关。
可是，正是秦朝的残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汉朝继之而兴，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百家”
著作又重见天日。汉朝统治者们虽然不赞成其前朝的极端措施，可是他们也感到，如果
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还是一定要统一帝国内的思想。这是统一思想的第二次尝试，是
沿着与秦朝不同的路线进行的。
汉武帝（公元前140一前87年在位）进行了这一番新的尝试。他在进行中采纳了董仲舒
的建议。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他在对策的
结论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
舒传》）
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六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当
然，儒家要巩固这个新获得的地位，需要用相当时间从其他对立的各家中择取许多思想，
从而使儒学变得与先秦儒学很不相同。前一章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折中混合的过程是怎
样进行的。而且自从武帝以后，政府总是使儒家比别家有更好的机会来阐发他们的学说。
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原则，也在《春秋公羊传》中讨论过。《春秋》第一句是：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据董仲舒和公羊学派说，这个大一统，就是孔子作《春秋》时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
订的纲领之一。
武帝根据董仲舒建议而实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议的措施，要积极得多，
也温和得多，虽然两者的目的同样地在于统一整个帝国的思想。汉朝的措施，不是像秦
朝的措施那样不加区别地禁绝一切学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领域的真空，而是从“百家”
之中选出一家，即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教义。还有一点不同，汉朝的措
施没有颁布对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罚。它仅只规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须
学习六经和儒学。以儒学为国家教育的基础，也就打下了中国的著名的考试制度的基础，
这冲制度是用于扩充政府新官员的。这样一来，汉朝的措施实际上是秦朝的措施与以前
的私学相调和的产物。这种私学，自孔子以后越来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国第一个私
学教师，现在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国学教师。
孔于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
这样做的结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就变得很高了。大约在这个时期，
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献，名叫“纬书”。纬，是与经相对的，譬如织布，有经有纬。汉
朝许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经，还有些意思没有写完，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