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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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献，名叫“纬书”。纬，是与经相对的，譬如织布，有经有纬。汉
朝许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经，还有些意思没有写完，他们以为，孔子后来又作了六纬，
与六经相配，以为补充。所以，只有六经与六纬的结合，才构成孔子的全部教义。当然，
这些纬书实际上都是汉朝人伪造的。
　　　　在纬书中，孔子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纬，名叫《汉含
孳》，写道：“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另一篇春秋
纬，名叫《演孔图》，说孔子是黑帝的儿子，还列举了孔子生平的许多奇迹。这都是荒
诞的虚构。这些纬书把孔子说成超人，说成神，能预知未来。这些说法若真正统治了中
国，孔子的地位就类似耶稣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中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头脑的人，针对这些关于孔子和儒
学的“非常可怪之论”，提出了抗议。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个
圣人。孔子既没有预知有汉、更没有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过继承了过去的伟大传统的
文化遗产，使之具有新的精神，传之万世罢了。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
　　　　儒家中的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为古文学派。这个学派的得名，是由于它声称拥有
“秦火”焚书之前密藏的经书，都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相对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
称为今文学派．其得名是由于所用的经书是用汉朝通行的字体书写的。
　　　　这两个学派的争论，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这里不必详说。这里必须说
的只有一点。就是古文学派的兴起，是对于今文学派的反动，也是革命。西汉末年，古
文学派得到刘歆（公元前约46年一公元23年）的支持。刘歆是当时最大的学者之一。由于
他全力支持古文学派，到了后来，今文学派的人就攻击他一手伪造了全部古文经，这是
很冤枉的。
　　　　近年来，我看出这两派的来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两派。今文学派可能是先秦
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出于
孟子学派，古文学派出于荀子学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
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这一段话，现代学者长期困惑莫解。《中庸》据说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里，
在《孟子》里，都没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还是有这样的话：“国家将兴，
必有帧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里也这样说过：“五百年必
有王者兴。”（《公孙丑》下）这些话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
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门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相信天人感应和历史循环。我们会想起，
这些学说在阴阳五行家中都是很显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与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上述的荀子对子思、孟子的非议
就更加有意义了。因为董仲舒观点的原型如果真的出于孟子一派，则董仲舒是孟子一派
的新发展，根据董仲舒来判断孟子，则孟子也的确可以说是“僻违”而“幽隐”了。
　　　　这个假说，还有事实可以增加它的力量。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为《春秋》是
孔子所作，都特别重视《春秋》。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
下）孟子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是作天子所作的事。从这个说法，很容易得出董仲
舒的说法，说是孔子果真受天命为天子。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董仲舒阐明他的人性学说时，总是毫不隐讳地拿它与孟子的人
性学说作比较。在前一章已经指出，二人的人性学说的不同。实际上只是用语的不同。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假说，认为今文学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继续，那么就
只有假定古文学派是儒家现实派即荀子一派的继续，才合乎道理。正因为如此，所以公
元一世纪的古文学派思想家，都具有与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在这方面，
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

扬雄和王充
　　　　扬雄（公元前53一公元18年），是古文学派成员，就是持有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实例。
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这正是《老子》和《易经》
的基本思想。
　　　　他还写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击阴阳家。当然，他在《法言》中也称赞了孟子。
不过这也无碍于我的假说，因为孟子虽有某些阴阳家的倾向，可是从未走到像汉代今文
学派那样的极端。
　　　　古文学派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王充（27一约100年），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反
对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他谈到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时写道：“《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论衡。铁文篇》）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
　　　　他用这种精神有力地攻击了阴阳家的学说，特别是天人感应的学说，无论是目的论
的，还是机械论的。关于天人感应论的目的论方面，他写道：“夫天道，自然也，无为。
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论衡·谴告篇》）
　　　　关于此论的机械论方面，他说：“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
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顺逆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
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论衡·变动篇》）

道家与佛学
　　　　所以王充为后一世纪的道家复兴开辟了道路。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道教”与
“道家”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我们要讲的是道家哲学的复兴，这种复兴
的道家哲学，我称之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汉朝末年，道教也开始产生了。现在有人把这种民间的道教
叫作新的道家。古文学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阴阳家成分。这些成分后来与道家混合，形成
一种新型的杂家，叫做道教。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还原为师的地位，
老子则变成教主，这种宗教模仿佛教，终于也有了庙宇、神职人员、宗教仪式。它变成
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几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学，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这以前，佛教已经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入中国。这里也必须强调“佛教”与“佛学”
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刚才说过，佛教在制度组织方面极大地启发了道教。
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发展则是受到民族情绪的极大刺戟，人们愤怒地注视着外来的
佛教竟然胜利地侵入中国。有些人的确以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国本地的信
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又
从它的外来对手借用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制度，仪式，以至大部分经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还有它的哲学，即佛学。道教虽然一贯反对
佛教，但是道家却以佛学为盟友。当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学。可是在神秘的形
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处。道家的“道”，道家说是不可名的；佛学的“真如”，佛学
也说是不可言说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
这样的名词术语，正是中国话所说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三、四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都是道家，他们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
的亲密朋友。这些学者一般都精通佛典，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经典，特别是《庄子》。
他们相聚时的谈话，当时叫做“清谈”。他们谈到了“非非”的时候，就一笑无言，正
是在无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这类场合，就出现了“禅”的精神。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学和道
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它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将
在第二十二章详细讨论它。

政治社会背景
　　　　现在，让我们回到汉朝独尊儒家和尔后复兴道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上来。儒家的胜利
不是仅仅由于当时某些人的运气或爱好。当时存在的一定的环境，使儒家的胜利简直是
不可避免的。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的精神，这在对内控制和对外
关系中都表现出来。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谴责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讲儒家的仁义道德。
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
准举为贤良做官（见《汉书·武帝纪》）。
　　　　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
很自然地发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汉朝初期，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实
际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一前157年在位）就深爱“黄老”；大历
史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指》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
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
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的过多。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
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
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见《史记·高祖本记》）。汉朝的创建人就是这样地实行
“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
　　　　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
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
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贵
族政治的哲学；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给予这种贵族政治以新的解释。它维护君子与小人
的区别，这一点是孔子时代的封建的中国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时坚决主张，君子与
小人的区别不应当像原先那样根据血统，而应当根据才德。因此它认为，有德有才的人
应当就是在社会居于高位的人，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骨干，儒家学说给予家族制度以理论
根据。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老百姓从封建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旧有的家族制度仍然
存在。因而儒家学说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也仍然存在。
　　　　废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后果，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正式分开。当然，事实上新的地
主们在当地社会上拥有很大势力，包括政治势力。可是至少在职务上他们不是当地的政
治统治者，虽然他们通过财富和声望时常能够对国家任命的官员施加影响。这总算前进
了一步。
　　　　新的贵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许多人远远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
们全都需要儒家专门提供的一些知识。这就是有关繁文缛礼的知识，要靠这些来维持社
会差别。汉朝的创建者刘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对手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儒者叔孙通，
和他的门徒一起，制订朝仪。首次试行新的朝仪之后，刘邦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
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的作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赞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
新的贵族喜欢儒家学说，即便是对于它的真正精神他们也许反对，也许不知。
　　　　可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个事实，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称为“孔子学
派”，很不确切，须知儒家就是“儒”家。这种“儒”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学者，他
们精通古代文化遗产，这种双重身份是别家所不具备的。他们教授古代文献，保存伟大
的文化传统，对它们作出他们能够作出的最好的解释。在一个农业国家，人们总是尊重
过去，所以这些儒也总是最有影响。
　　　　至于法家，虽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从未全部被人抛弃。在第十三章，我已经
指出，法家是些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是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状况提出新的统治法术的人。
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们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论和技术。这就使得汉
朝以来的正统儒家，总是责备各朝的统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实际上，不论儒家
学说、法家学说，各有其应用的适当范围。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
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
　　　　道家也有行时的机会。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政治、社会秩序大乱，人们对于古
代经典的研究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很自然地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这
样的时代，儒家学说自然衰落，道家学说自然兴盛。这时候道家学说提供尖锐的批评，
以反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还提供逃避现实的思想体系，以避开伤害和危险。这些
正适合生于乱世的人们的需要。
　　　　汉朝亡于公元220年，接着是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才告
结束。这四个世纪，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频繁的战争和朝代的更迭，一系列的朝代
统治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统治中国的北部。另一个特征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