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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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
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仲
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闻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只是他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博
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孟子·尽心上》）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
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
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
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
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农业不仅在和平时期重要，在战争时期也一样重要。战国时期
（公元前480一前222年），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当时中国分成许多封建王国，
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当时所谓的“耕战之术”。最后，七雄之一的秦国在耕战两方面都
获得优势。结果胜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
“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
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
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
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
这是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虽然本身
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
昧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
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
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上农”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
在这一篇里，对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
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子似的天真，
所以不自私。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
另一方面，商的心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
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
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这一篇的
作者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
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
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
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反者道之动”
在考虑这两家的不同之前，我们先且举出一个这两家都支持的理论。这个理论说，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说，
借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
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
农为了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别注意。“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
往则寒来。”（《系辞传》下）又说：“日盈则仄，月盈则食。”（《丰卦·辞》）这样的
运动叫做“复”。《复卦·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话：
“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
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
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
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前不久的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
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这
句话里：“黎明即将到来”。正是这种“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这个理论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
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
多好。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
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理性化的、或理论地表现小农的生活的方面不同。
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从这个方面看问题，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会的简朴加以理
想化，而谴责文化。他们还把儿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弃知识。《老子》说：“小
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
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这不正是小农国家的一幅田园画吗？
农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这种赞美和热爱都被道家的
人发挥到极致。什么属于天，什么属于人。这两者之间，自然的、人为的这两者之间。
他们作出了鲜明的区别。照他们说，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
的根子。他们正如儒家的萄子所说，“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的人
主张，圣人的精神修养，最高的成就在于将他自己跟整个自然即宇宙同一起来，这个主
张正是这个思想趋势的最后发展。
家族制度
农只有靠士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除非他有特殊的
才能。或是特别地走运，他只有生活在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孙孙续
继生活的地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
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织得很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
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
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
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
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
真地是这样来理解的。但是这几种不过是主要的家族关系，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公元前
有一部最早的汉语词典《尔雅》，其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一百多个，大多数在
英语里没有相当的词。
由于同样的原因，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居住在某地的一个家族，所崇拜的祖先
通常就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将全家定居此地的人。这样他就成了这个家族团结的象征，
这样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又大又复杂的组织必不可少的。
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社会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经济条件
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
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
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
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入世和出世
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
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
外。方，指社会。公元三、四世纪，道家学说再度盛行，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
庄重“自然”。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这两种传统。读杜甫和李白的诗，可以从中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不同。这两位伟大的诗人，
生活在同一时期（公元八世纪），在他们的诗里同时表现出中国思想的这两个主要传统。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
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
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在三、四世纪有些道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在十一、二世纪也有些儒家
的人试图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把这些儒家的人称为
新儒家。正是这些运动使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在第一章我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的艺术和诗歌
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虽没有论艺术的专著，但是他们对于精神自由
运动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
难怪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中国画的杰作大都画的是山水，翎毛，花卉，
树木，竹子。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
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
同样在中国诗歌里我们可以读到像陶潜（372—427年）写的这样的诗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道家的精髓就在这里。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的眼界不仅限制着中国哲学的内容，例如“反者道之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还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诺思罗普（Northrop）教授说过，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
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他说，“用直觉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
概念，它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蓝’，
作为感觉到的颜色，就是一个用直觉得到的概念。……用假设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
概念，它出现在某个演绎理论中，它的全部意义是由这个演绎理论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
‘蓝’，在电磁理论中波长数目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用假设得到的概念。”①
①FilmerS。C．Northrop，《东方直觉的哲学和西方科学的哲学互补的重点》（TheC
omplenentaryEmphasesofEasternlntuitionPhilosophyandWestermScienti ficPhiloso
phy），见《东方和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EastandWest），C。A。Moore编，187页，普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
诺思罗普还说，用直觉得到的概念又有三种可能的类型：“已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
概念。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区分的概念”（同上，187页）。照他说，
“儒家学说可以定义为一种心灵状态，在其中，不定的直觉到的多方面的概念移人思想
背景了。而具体区分其相对的、人道的、短暂的‘来来往往’则构成了（同上，205页）。
但是在道家学说中：“则是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同上）。
诺思罗普在他这篇论文中所说的，我并不全部十分同意，但是我认为他在这里已经
抓住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学中国哲学的学生开始学西方哲学的时候，
看到希腊哲学家们也区别有和无，有限和无限，他很高兴。但是他感到很吃惊的是，希
腊哲学家们却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为什么有
这种不同，就因为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
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
我们若把诺思罗普在这里指出的和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已
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由此而来的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以及区分的概念（同上，
187页），基本上是农的概念。农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
的。他们纯朴而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这就难怪他们的哲学家也一样，
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了。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我看见我面
前的桌子，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它是仅仅在我心中的一个观念还是占有客观的空间，
中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这样的知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除开佛学，它来自印度）
里是找不到的，因为知识论问题的提出，只有在强调区别主观和客观的时候。而在审美
连续体中没有这样的区别。在审美连续体中认识者和被认识的是一个整体。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所用的语言，富于暗示而不很明晰。它不很明
晰。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中的概念。哲学家不过是把他所见的告诉我们。正因
为如此，他所说的也就文约义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