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_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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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昆山在引进一批笔记本电脑企业后，副市长朱凤泉在招商引资上下足功夫：把笔记本电脑拆开，看哪些零部件在昆山还没有生产，然后有目的地去招商。很快，一个IT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形成了。
昆山干部的亲商理念在引资过程中也日益强化到了“自觉”的地步。
2001年的一天，昆山开发区主任宣炳龙半夜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一位台商的太太语气急促：“我老公不见了。”她打电话没有人接，顺手找到宣炳龙的名片。
昆山有三条路去上海，宣炳龙立刻派出三辆车沿路往上海找。果然在一条路的边上发现一辆车，敲开车门，正是那位台商。原来这位台商到上海办事，晚上开车回昆山时十分疲劳，怕出车祸就停在路边休息一会，不想睡着了。
台商好吉利。捷安特自行车公司在昆山投资2950万美元建厂，公司董事长想把厂前的金鸡路改成台湾工厂所在的“顺帆路”。情况反映到昆山市委，当时的市长郑慧珍答应了，结果台商大为高兴，一个路名更换，换来了超过1亿美元的增资。
至2003年底，昆山全市累计吸收合同外资199亿美元，实际到账74亿美元，已开工企业1490家，剩下的企业也将陆续投产。2003年昆山全年实现GDP430。37亿元，比上年增长31。5％，财政收入达到60多亿元，增长了近六成。
“在昆山做现任领导最轻松。”宣炳龙说，不断增长的外资产生了聚集效应，昆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其巨大的惯性会持续高速运转一段时间。
宣炳龙所言不虚。本报记者在苏州到昆山的公路上，一路看到的都是刚刚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工厂区，难得一见连片农田。近两年上千亿元的生产性投入，看来都将转化为GDP数字和财政收入，苏州GDP高速增长的势头还将持续。
苏州大学一位学者说，对于苏州来说，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真正做大做强仍有待时日，外资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对于GDP、投资额和财政收入等指标的考核，仍将是现行干部政绩考核中的重要一环。
■记者手记
“苏州经验”的核心价值
□本报驻京记者李梁
苏州出身的干部为什么受到中央和江苏省的重用？他们在苏州的执政经验价值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从何种层面上理解“苏州经验”？
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苏州近2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考虑，苏州经济高速发展之迷，套用一句大道理来解释无非就是，苏州抓住了机遇，而机遇之所以能被抓住，决策者的审时度势功不可没。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模式土崩瓦解，苏州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
19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到了世纪之交的梁保华和陈德铭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苏州的决策者对外向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苏州经济角色的清晰认识，和甘当上海配角的清醒头脑———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马达声因此越来越响，最终超越上海浦东成为“主角”。
到了王珉走马上任，苏州的外向型经济虽然仍在高歌猛进，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已十分明显。过分依赖跨国资本，使它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尽管GDP和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却增长得不快。今年上半年苏州的GDP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但人均收入在“长三角”16个大中城市中，却只能排在第7位。
在王珉时代，苏州市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就成了王珉实现苏州经济新一轮跨越的“两板斧”。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苏州最为引人注目的仍是外资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苏州经验”似乎也更容易被归纳为招商引资的闪光数字———招商引资便捷易行，也更容易见到实际效果。
回到时代的具体情境，苏州乃至昆山的干部包括招商引资在内的诸多经验自有其成功之处，可是无法想象，要是整个长三角、甚至全中国都以苏州为榜样，以苏州作为招商引资的追赶目标，去搞引资大道，去建招商广场，那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发达的东部到贫瘠的西部，多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当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法宝，多少地方“招商引资大跃进”仍在进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经验”也许不能简单地用“模式”或“经验”来概括之。苏州历任决策者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甚至连自己也无法重复的路。
如果我们坚持要把苏州之路升格为“经验”和“模式”的话，它的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梁保华、陈德铭和王珉在苏州执政期间的成功经验莫不归结于此，中央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亦在于此。
10月底陈德铭在就任陕西省代省长时，有记者曾问他：如何将苏州经验与陕西实际相结合？陈德铭坦诚回答：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是在一定时代下形成的，适合那个环境。我尽管在那边工作了几十年，但到了陕西后觉得那边的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地克隆。要从陕西的省情出发，了解陕西现在的困难形成的原因，了解陕西潜在的优势可以迸发出现实优势的东西，然后再借鉴沿海城市那些基本的理念，把它们结合起来。
也许，这样的回答正是陈德铭“苏州经验”的真正体现。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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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自治给企业家群体自新机会
南方周末 2004…11…18 12：24：02
方舟评论
□秋风
11月4日，深圳市政府三届138次常务会议专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在2004年底前，首先实现组织“民间化”，所有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必须辞去所担任的协会职务，协会办公场所、财务建账独立。2005年上半年，实现运作机制“民间化”，选举、重大决策、内部纠纷调处都由协会自主决定，协会逐步承接和行使政府部门转移、委托的职能。
显而易见，深圳行业协会改革的目标就是民间化。这意味着，这种改革就是要回归行业协会的本来面目。
由政府来规划行业协会的改革和发展，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现有的大多数行业协会，不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它们大多由原来行政性行业管理机构翻牌而来，或者是现在仍然行使着行业主管职责的行政机构派生出来的，专门用于分流人员、安排离退休人员的所谓事业单位。广东省统计，2003年8月底，全省共有合法行业协会878个，由政府组建超过半数，只有61个是企业自发成立的。
这类颇具背景的行业协会的权力，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其会长、秘书长们往往是原来的什么副部长、副局长。他们的权威不是来自其道德号召力和高超的经营才能，不是来自行业内部的普遍认同，而是由行政权力转化而来，或由行政权力的“魔杖”点化而成。
从法律上看，这些协会处于权力与市场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协会与行政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行业内企业具有一定强制力；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属于行政序列，因而不受相关法规和伦理的约束。结果，协会往往蜕化为内部人依靠出售权力———甚至仅仅是权力的影子———聚敛钱财的工具。企业虽抱怨不已，但顾忌其权力网络，而无可奈何。
行会协会就是这样被坏了名声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温州，活跃着数百个行业协会或商会。它们大多是自下而上自发地形成的，从一开始就是为增进行业内企业的利益而成立的。因而，它们不可能超脱于企业之外，也不可能高居于企业之上，它们就存在于企业中间。代表本行业与政府打交道，与外界打交道，更重要的是，确立同行业企业之间的交往规则。这些协会的领导人也是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他们的权力（或者不如叫职责）来自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自身的道德号召力，而且，他们对会员企业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不大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力。
这些完全民间化的行业协会的成功经验，给改革现有官办及半官办协会指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民间化，让企业家真正实现自我治理。改革的过程应当是行政权力收缩的过程，政府应当把协会的创建、组织、管理，完全交给企业家，让企业家自我组织、自我治理。
根据这一原则，不阻止企业家在现有协会之外另行创建行会，打破一个行业由一家行业协会独家垄断的局面，为企业家创建自治性协会提供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民间化就必然意味着，不能赋予任何一个行会以某一行业内的垄断权，原因很简单：它是民间的。只要不人为设置垄断，则通过竞争，自然会形成能为企业所接受的自治性行会。
被接受的行业自治性组织，可以替代政府的部分管制职能，而这可为改变政府权力过大的弊端创造条件。健全的市场秩序离不开管制，但并非所有的管制都需政府机构来强制实施。在市场中，大量的管制应当是自愿性管制。如果存在自治性的行业协会进行自愿性管制，政府的管制范围就可大大缩小，从而节约政府运作成本。比如，完全可以由行业协会制定和执行行业安全、卫生、质量控制标准。事实上，由于面临信息局限，政府机构在这方面不可能做得比自治性行业协会更好。
行业自治性组织的发育，不光有利于行业自治，更有益于中国商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只有在自治性群体中，人们才有可能遵守道德规范和职业伦理，反过来，这又可以为健全的市场和法治秩序提供基础。当下中国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整体道德形象之所以不怎么好，与其缺乏自治性组织网络的约束有很大关系。一个又一个自治性协会，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和环境，显然有利于中国商人形成和遵守职业伦理。这是中国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内容。
同时，一个正常社会总需要企业家在商业之外发挥更大作用。传统中国商人在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即所谓儒商精神，而那些活跃在这些领域的企业家，总是以商会或行会为依托。自治性行业协会可以使优秀的企业家借助同业的力量，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此类行会也可为企业家提供扩大影响力、培养治理技艺的机会，从而使其有可能进入更为广泛的治理领域，运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成本－收益意识，提高整个社会的治理水平。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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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改革引发争议
南方周末 2004…11…18 12：25：09
信访条例修改在即 何去何从出现两种声音
信访改革引发争议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本报11月4日关于信访改革的报道
改革前夜的针锋相对
11月7日，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在赴外访问的前夜致信温家宝总理。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即将通过的信访条例修改稿的担忧之情：“目前有关部门提出的《信访条例》修改稿，虽然较原条例有进步，但没有真正体现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信访问题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切不可为了应急而草草出台。”
据记者了解，这一被于建嵘建议谨慎对待的新条例修改稿原定于11月底讨论通过。知情人士介绍，“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就等着通过了。”11月4日，本报《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关注》的文章见报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永康的批示，国家院法制办《信访条例》修改小组专门听取了于建嵘的意见。
几乎是在同时，四川传来消息，引起巨大争议的《四川省信访条例》（草案）经过一年多的起草、修改，有望在11月下旬的人大常委会上表决通过。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双全透露，该条例旨在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赋予信访机关交办权和督办权。
“信访的产生有着深层体制上的原因，在目前，相关改革还未到位，取消信访制度是无法做到的。而通过对信访立法改革信访制度则是目前一个较好的化解办法。”陈双全主任以此反驳了此前于建嵘提出的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观点。
而事实似乎已经表明，由国家信访局主导的信访条例的修改，其方向也将是走强化信访机构职权的路子。信访机构将有可能承担更多解决问题的功能，“不再只做二邮局”。而这恰恰是于建嵘急切希望阻止的。
信访制度到底该弱化还是强化？到底该走向何处？尽管强化信访制度的改革信息似乎已趋明朗，但社会各界却远未达成共识，还在争论之中。
关门还是开门
信访条例的修改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继续沿袭了以前部门立法、关门立法的传统习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直接关注下，国家信访局在这一时期一直着手考虑修改现行的信访条例。直到11月4日，部分专家被邀请至信访局时方才得知，他们手中拿到的新条例草案预计在本月底通过。
据记者了解，相对老条例，新方案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扩大了信访机构的权限，增加了一些“实权”。此前，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露，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记者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