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述金瓶梅(节选)-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　重要论文（1）

　　1908年
　　《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　本文见于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王麒撰。文中所说的三大小说家是指《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施耐庵、王弇州、曹雪芹。王弇州作《金瓶梅词话》，固然是受了当时社会上的传闻的影响；但该文强调在茫茫宇宙中，“其思想有能高出社会水平线以外者，厥惟小说家”，对小说家的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还是值得注意的。在论述《金瓶梅》的思想意义时，作者否定了“淫书”说，认为它是一部揭露社会黑暗世相的现实主义之作，作者“遭际浊世，把弥天之怨，不得不能而为厌世主义，又从而摹绘之，使并世者之恶德，不能少自讳匿者”，这一观点对现代研究者有着一定的影响。
　　1915年
　　《金瓶梅考证》　此文首见于1915年《香艳杂志》第九期，署名“王昙”作，疑为民国初年王文濡辈的伪造。后又见于1916年存宝斋《古本金瓶梅》卷首。各本基本内容相同，个别文字互有出入。考证共四则，大旨认为此“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为王世贞所作。“元美（世贞字）与严氏，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奸焰熏灼，呼天奠诉，用此作书，以示口诛笔伐”。且书中人物各有影射，如“西门者，影射东楼也。门下客应伯爵等，影射胡植、白启常、王村、唐汝楫诸人也……”而俗本“大约明季浮浪文人之作为”，非世传李卓吾所作。
　　1927年6月
　　《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本文刊于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沈雁冰撰。作者从中国文学性欲描写的历史发展出发，论述《金瓶梅》“直接描写日常人生”，于“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托附史乘”的古小说，“方开了一条新路”，并对“性欲小说”的特点及在明代兴盛的时代原因作了论述，认为有“它的社会背景”。这些观点曾对今人的研究产生一些较大影响。
　　1930年10月
　　《苦孝说与金瓶梅》　本文刊于1930年10月《睿湖》第二期，三行撰。文章是较早否定“苦孝说”，认为它是“臆造”而成，并力求探讨《金瓶梅》的创作目的。针对当时研究界盛行的“时代背景”说，提出还应注意探讨其“蓝本”也即“历史上的渊源”。作者云：《金瓶梅》的“蓝本”乃来自“宋人平话和《水浒传》及《西厢记》诸作。”这是《金瓶梅》研究史上最早的一篇“探原”文章，对后世学人的影响颇大。
　　1933年7月
　　《谈金瓶梅词话》　本文刊于1933年7月生活书店《文学》创刊号，敦源新（即郑振铎）撰。是影响很大的一篇著名论文。
　　文中论述颇多创见。如论及《金瓶梅》的思想意义认为，“它是一部最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金瓶梅词话》中的“淫秽”描写，乃时代风气影响的结果；提出了西门庆的一生“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的著名论点。并且考证了《金瓶梅》的版本，尤以“崇祯本”与“词话本”互勘，以明两书的异同，倡“祖本”和“原本”之说，为人注目。在作者问题上，论文虽未指明是谁，但从“山东土白”和“兰陵”两字上“推测”为“山东人”，否定了“王世贞”说，这是有意义的。
　　对《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代，据书中引述的“南北散曲”及欣欣子序中的“吾尝观前代骚人”句，首创“明万历说”。具体年限虽嫌宽泛了些，但于拨正世代相沿的“嘉靖说”，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与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共同奠定了现、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基础，获得海内外一些学者的称赞。
　　1934年1月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本文刊于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吴晗撰。1932年，我国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本，出版后，立即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继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一文，吴晗又发表了此文，对研究《金瓶梅》的学术界震动很大。文章重点讨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兼论《金瓶梅》写作的社会背景。作者运用详尽的史料，对历代沿袭的《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各种附会传说作了历史的考察和论证，指出它们“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而来，并对其原因作了说明，从而有力地否定了旧说。同时，作者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从“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的盛衰和小令”、“太监、皇庄、皇木及其他”等不易被人注意但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之处，推断《金瓶梅词话》是明代万历中期的作品，它的成书时代“大约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中（公元1582—1602年），即使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年）”，文章史料详尽，论证有力，说理透彻，辩驳有据，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篇著名的力作。尤其是对作者及著作时代问题的考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仍为多数研究者所称赏。它和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一文，共同奠定了现代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基础。
　　当然，在学术界中也有持不同意见者。
　　1934年9月
　　《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　本文刊于1934年9月《剧学月刊》第三卷第九期，涩斋撰。文章指出《金瓶梅》乃是万历中期的作品。其时正值戏剧兴盛期。它涉及戏剧的史料之多，在古代小说中是罕见的。因此，在古代小说中“对于研究《中国戏剧史》是很有用处的。”作者一一叙述《金瓶梅》中的戏曲史料，明其“蓝本”，对探究《金瓶梅》故事的渊源甚有裨益。
　　1935年1月
　　《金瓶梅本事考略》　本文刊于1935年1月18日《北平晨极？学园》第七七二号，许固生撰。作者探讨了《金瓶梅》中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故本原，指出《水浒传》、　《志诚张主管》等小说与《金瓶梅》故事间的密切关系，可窥知“探原”研究的发展脉络。
　　《金瓶梅版本考》　本文刊于1935年4月《新文学》创刊号，周越然撰。自《金瓶梅》问世后，版本探讨始终未断，但正式撰文研究者，始于本文。作者对当时流行的五种版本一一作了考证，颇有趣味与意义。
　　1936年4月
　　《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　本文刊于1936年4月《天地人半月刊》第四期，阿丁撰。主旨在探讨《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及艺术成就。作者认为《金瓶梅》的中心思想“在于讽世”，“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恶。”作品描写上至朝廷，下至奴婢的腐败、人情的险恶、世态的炎凉等群众“反抗的、积极的意识”，与其他三部奇书相比，更显示出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人情小说”。其艺术上的“特长”是“平凡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全书有结构，有伏线，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并且，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各活现纸上”，金莲之娇娆，武松之刚直等“直欲于纸上呼之而出”。
　　本文尚且注意从中国小说的发展中来探讨《金瓶梅》之价值，不仅将作品与《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名著比较有其伟大之处，而且把书中的人物亦一一和《红楼梦》等人物对照，说是“红楼梦之师”。本文异于当时较多的探求作者，“淫书”之类的文章而注重《金瓶梅》本身的研究，立论公允，观点明确，曾对今人对《金瓶梅》的研究产生颇大的影响。
　　1936年5月
　　《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　本文刊于1936年5月《书极展望》第一卷第七期，张天畴撰。文章对《金瓶梅》中的“帮闲人物”，如应伯爵之类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透视出这伙人的丑恶灵魂，可“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相”，作者取“帮闲人物”为突破口研究作品的艺术成就，在《金瓶梅》研究中尚属首次，而且，作者将其言行揭露出来，目的在“使现今的帮闲人物，不能专美于后，有所对照”，具有一定意义的现实感。
　　1936年6月
　　《金瓶梅词话风俗考》　本文刊于1936年6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小说闲谈》，阿英撰，并有《灯市》篇及“附记”两则。作者将《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灯市”和明代社会中及各种历史典籍中记载的“灯市”作了初步的考证，开《金瓶梅词话》“风俗”考证的先声，有助于中国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1937年
　　《谈金瓶梅词话》　本文见于1937年《中国小说丛考》，赵景深撰。重点是论人物，分三点：西门庆、潘金莲为首的妇女群象和应伯爵为首的帮闲群象。并对其“过多的色情描述”、“宿命论的思想”和“因果报应的色彩”作了一些善良、正确的批评。
　　1947年1月
　　《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　本文见于1947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古剧说汇》一书，冯沅君撰。
　　作者认为，向文学作品寻求文学史料，是研究文学史的有效方法之一。《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在几种著名的明代长篇小说中首屈一指。作者运用丰富的文学知识，对照其他书籍和现存的文学作品实例，进行翔实的考证和论述，曾对《金瓶梅》的研究者产生较大的影响，常被人引为《金瓶梅》作者、成书等问题研究时的参考资料。1956年12月，有北京作家出版社《古剧说汇》的改订本发行，又收入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跋》，增加了《金瓶梅词话》中关于“俗讲”和“院本”的文学史料，这既是对研究者质疑的回答，又是对新发现的材料的阐述，以作为前文的补充。
　　1947年9月
　　《金瓶梅词话中的宝卷》　本文刊于1947年9月10日《东南日报》文史第五十六期，刘永潜撰。
　　作者不同意冯沅君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里的《俗讲的推测》一节中有关“讲说佛曲”的意见，认为那是“宣卷”，其宣讲的内容即“宝卷”，而非“佛曲”。并探讨了《金瓶梅》第七十四回提到吴月娘听薛姑子宣讲的“黄氏宝卷”即清代黄氏充梗《破邪详辨》一书中所收的第四十四号“佛说黄氏女看经宝卷”，两者“所述事实完全相同”。第五十一回《月娘所演金刚科》中的“金刚科”，“颇疑这便是《梦梁录》里所说的‘说参请’”；小说第三十九回《吴月娘听尼僧说经》中的“说因果唱佛曲儿”即是《佛祖传灯心印宝卷》。第七十三回的“薛姑子讲说佛法”，是“最原始的宝卷”；又对“宝卷一类经卷体裁的来源”有所评述，对研究《金瓶梅》中民间文学提供了新的佐证。
　　1947年
　　《明代小说与子弟书》　傅惜华撰。见《曲艺论丛》。“子弟书”是北京的民间俗曲，创始于清代雍乾之时，其故事大半取材于明清两代之通俗小说。文章对取材于《金瓶梅词话》故事的七种“子弟书”的作者、内容、本事、版本、著目、艺术特点等一一作了介绍。它们是：《葡萄架》、《得钞傲妻》、《续钞借银》、《遣春梅》、《永福寺》、《旧院池馆》、《升官图》，另有《挑帘定计》、《哭官哥儿》两种，未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瓶梅》故事在清代中晚期人民大众中的流传情形。
　　1954年8月
　　《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　本文见《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文学遗产”栏，潘开沛撰。后分别收入《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和《论〈金瓶梅〉》书中。该文首创《金瓶梅词话》的“集体创作说”。认为它不是那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这在当时学术界影响较大。徐梦湘在1955年4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针锋相对地提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的观点。而徐朔方、支冲、赵景深、蔡国梁等学者均对潘文予以支持。
　　1956年8月
　　《金瓶梅版本考》　本文原载1956年8月《天理大学学报》第21辑，日本鸟居久靖作。论文详细地著录了35种不同的版本，并进行了比较分析，是一部有关《金瓶梅》版本方面的力作。作者后又有续考、三考问世，进一步作了补充。
　　1965年6月
　　《金瓶梅的语言》　文章见《中国八大小说》，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日本鸟居久靖撰。东京平凡社1965年6月出版。后由林晔译成中文，载录入《〈金瓶梅〉的世界》一书。文章着重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金瓶梅》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认为丰富多彩的俚语和歇后语的大量运用，是贯串全书的主要风格特征之一，使小说既“洋溢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庶民气息”，又“展示了明代市民语言记录的顶点”，为这部“市民文学”的杰作提供了新的佐证。
　　1957年
　　《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　本文见《文艺报》1957年第3期，李长之撰。后收入《金瓶梅评注》书中。作者对《金瓶梅》及其艺术成就有较高评价，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开山祖，只有《金瓶梅》。”它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塑造了封建社会中真正的现实人物，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比同时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毫不逊色。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术界研究《金瓶梅》艺术成就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文章见《文艺报》1957年第38期，李希凡撰。后分别收入《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和《论〈金瓶梅〉》书中。该文着重将《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相比，认为《金瓶梅》“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称得起铭刻人心的典型性格”。小说中的许多细节描写“繁琐而重复”，“并没给整个作品增加艺术魅力”。我们与其说《金瓶梅》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标志，不如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金瓶梅》的时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