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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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航空公司成立时间稍晚，它的前身是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于1930年2月合股经营的中德航空公司。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并于翌年对德宣战并断交。中德航空公司随之倒闭。1943年，国民党交通部接管了该公司，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国民党空军将领陈卓林被委派为总经理，交通部官员查镇湖任副总经理。　　　
　　　　出身于华侨巨贾的陈卓林，广东台山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回国。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时，曾聘陈为飞行教官。陈卓林在国民党军界中几度沉浮，此时被委以重任。和刘敬宜一样，陈卓林志在蓝天，报效祖国之心深藏于胸。他接手央航后，励精图治，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央航空公司已拥有飞机34架，员工1700多人。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两航被他奉为至宝。　　　
　　　　军运、投粮、掩护撤退，成了两航的主要任务，大部分飞机被征用，往返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成为蒋介石军事部署中赖以生存的交通命脉。空军本就有“天之骄子”之称，而两航此刻更有“骄中之骄”的美誉。然而，刘敬宜和陈卓林心中却忐忑不安：局势动荡不安，严重危胁着两航的生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介石手中的地盘日益缩小，两航业务急剧萎缩。　　　
　　　　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蒋介石并不甘心让两航80多架飞机和几千亿元的资产，拱手交给共产党。他连番下令，要求中航速迁台湾，央航则迁往尚未被中共解放的昆明。这一招，引起了全体员工的强烈不满。　　　
　　　　前途莫测，两航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　
两航的讨论　　　　　
　　　　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同时引起刘敬宜和陈卓林的注意。这个英国占领下的殖民地，是两航外避中共攻势、内求自身发展的绝好空间。　　　
　　　　中共进攻上海前夕，中航迅即将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迁到香港，还从美国预订了大量器材，计划在香港启德机场建立新的基地。而央航先是南撤广州，随后也将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也希望能在香港寻觅到常驻之地。　　　
　　　　两航众多的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启德机场，英国人慌了。　　　
　　　　会不会招致中共的不满？或者会同英国人自己的民航搞竞争？英国人不能不担心。　　　
　　　　英国航空大臣来到了香港，一下飞机就大发脾气：“这些飞机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　　　
　　　　香港当局一道命令下来：因驻港英国空军需要，需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发动机厂和仓库，同时征用央航在启德机场的基地。两航内部，波澜迭起。生意萧条，人心浮动。　　　
　　　　为人耿直的刘敬宜困惑了，内战的烽火已令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而眼前的情景更令他不安；陈卓林连喊头痛，数千员工的薪水要发，飞机的正常维修需要维持，这笔巨大的开支又从何而来？台湾他不愿去，为此和蒋介石闹翻了；而香港又不能留，他又存身何处？　　　
　　　　两航的员工也因惑了：他们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国民党的腐败深表不满，希望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航空事业，报效祖国和民族。蒋介石频频施压迁台，港英当局拒绝不速之客。何去何从？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中共中央周恩来、李克农对两航的处境了然于胸，他们要来为两航的飞机“领航”。　　　
　　　　1949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被周恩来请来。一封中共中央华东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递到了李克农的手中：　　　
　　　　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再次发生争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过上海留守处，让其把“两航”留下的资金、金条等登记造册，送交新政府，这说明他们对新政府既是试探又是信赖。我们建议，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方式。另，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且多居大陆，有回归之心。而蒋介石撤台立足未稳，急于解昆明之围，还顾不到“两航”，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做“两航”回归工作。但有的同志认为，“两航”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政策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如不对他们采取没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两航”资产是右倾之举，万不可造次。以上两种意见，望军委早日果决，不可再拖了。　　　
　　　　“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我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李克农说，“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正在拉拢‘两航’去台湾，并开始了台湾与香港的通航。‘两航’呢，过去与我们地下工作者有过联系，但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刘敬宜和陈卓林尚犹豫不定。现在，他们二人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我建议，对‘两航’应采取特殊政策———保留他们的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响香港‘两航’人员，用事实给刘、陈二人吃定心丸。”周恩来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早已成竹在胸，他对李克农说道：“克农同志，我已向主席推荐了你，决定由你来协调各部门，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需要自己的民航事业；新中国，没有民航是不行的。”　
“两航”起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决定安排查夷平去香港。查夷平是李克农的老部下，他还物色了一位27岁的青年人吕明随同前往。　　　
　　　　李克农把周恩来写给“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亲笔信，交给了查夷平，同时将另一封给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张铁生、乔冠华的亲笔信，交给吕明，叮嘱他在港的地下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查夷平的安全。　　　
　　　　1949年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中举行。与会者除李克农外，还有解放军代总长聂荣臻、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等人。　　　
　　　　会上，周恩来宣布：报经中央同意，任命李克农全权负责“两航”起义事宜。为确保起义成功，组成由李克农领导的由空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有关人员参加的领导小组，具体指挥。华东局、华南局、香港地下党和在港民主人士积极配合，共同打好这场特殊的战役。同时宣布，刘敬宜、陈卓林二人起义成功来北京后，接待谈判事宜由李克农安排。　　　
　　　　查夷平和吕明奉命前往香港———这个各派势力激烈争夺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地方。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他们在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两航”内部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的亲笔信通过吕明交到了刘敬宜、陈卓林的手中。信上写着：刘总经理敬宜：陈总经理卓林：　　　
　　　　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名义请你们回到祖国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过去“两航”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这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要生存。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我们热切希望两位总经理回国。回来吧！人民盼望着你们，家乡盼望着你们……　　　
　　　　周恩来的信写得情真意切，勾起了刘、陈二人的思乡之情。两人看完信，双双落泪。经过“两航”内部激烈的斗争，刘敬宜、陈卓林最终作出决断：北飞！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电令查夷平、吕明，协同两位总经理组成起义指挥部，确保起义成功。　　　
　　　　1949年11月9日中午12时15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啸，央航刚从美国购置的“空中行宫”610号四引擎客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　　　
　　　　中航的11架飞机几乎同时安抵天津机场。　　　
　　　　在港的“两航”员工4000余人宣布：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投身新中国的怀抱。　　　
　　　　11月12日，周恩来宣布：两航资产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刘敬宜、陈卓林面带微笑走下舷梯，李克农箭步上前，几双大手紧握在一起。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航！　　　
　　　　“两航”起义带来了一股旋风般的冲击波———残留在西南各省抵抗的国民党军顿失空中接济，胡宗南部溃不成军；紧随“两航”公司之后，国民党的香港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机构等也纷纷弃暗投明。　　　
　　　　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干练才能，十分欣赏，他说：这一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访问苏联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1955年7月，经中央特批，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　　　
　　　　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外交部成立初期，任务相当繁重。周恩来总理虽兼任外交部长，但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副部长有王稼祥、李克农和伍修权等人，王稼祥因为兼任中联部部长，也很少到外交部来上班。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主要由李克农负责。　　　
　　　　由于外交部是一个全新的部门，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原来随周恩来在重庆、南京工作的同志以及解放战争时才成立的中央外事组；　　　
　　　　曾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从各部队选调上来的同志；从地方部门选调上来的同志；　　　
　　　　一些知名的国际条约法律专家、学者；新从大学毕业的西语系学生。　　　
　　　　对这些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级别悬殊的干部，李克农注意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对调进外交部的干部，他都要谈话了解情况，亲自分配工作。　　　
　　　　外交部成立后，对外进行建交谈判，向建交国派出大使、公使，建立使馆等，任务十分繁重，但在李克农等人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建国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出决定：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第一件重要的外事活动。毛泽东首次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和两国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将在莫斯科会晤，全世界都把焦点集中在这两位巨人身上。　　　
　　　　一定要做好毛泽东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中央的命令。对国民党特务不能不防，台湾孤岛上，特务头子毛人凤正精心策划着一个又一个针对中共新政权的破坏行动，刚刚侦破的妄图炮轰北京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案、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等，都和他有关。　　　
　　　　毛人凤，浙江江山人，1898年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主任秘书。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局长。毛人凤为人城府极深。初入军统时，他态度特别谦恭，见了任何人总是面带笑容，极少有发脾气的时候。无论是受戴笠斥责，还是被同僚部下耍态度，他都能平心静气地忍受。戴笠是军统说一不二的“暴君”，凡事稍不如意，就会大发雷霆，手下人整天提心吊胆。而毛人凤常能代人受过，向戴笠引咎自责，戴笠曾当面说他是“菩萨心肠”，难成大器。　　　
　　　　等到毛人凤执掌了军统大权，他的狠毒才渐为人知，其阴险毒辣甚至连当年的戴笠也难望其项背。这可以从他对族侄毛森的态度上略见一斑。　　　
　　　　毛人凤原本对他这位族侄信任有加，凡事都与他商量，有意栽培为自己的心腹。有毛人凤这张虎皮，毛森在国民党特务营垒中一帆风顺，先后担任了军统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长、行动总队长、中美合作所爆破训练班副主任、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上海解放前夕，毛森升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被人赠了个“毛骨森森”的绰号。上海解放后，毛森逃往福建，任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此后，他同美国人勾搭上，直接从美国人手中获得了一批武器和电台，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反共活动。　　　
　　　　毛森羽翼渐丰，又受到美国人的器重，这引起了毛人凤的不满。他命令毛森把和美国人制订的一套计划全都交出来，由保密局统一管理。然而，毛森不买帐。　　　
　　　　叔侄俩从此闹翻。毛人凤竟决心派人将毛森暗杀掉。毛森也是特务出身，熟知此道，防范甚严，毛人凤无从下手。最后，毛人凤公开通缉毛森，由于全国即将解放，最终才不了了之。　　　
　　　　毛人凤不仅凶残，也相当迷信。蒋家王朝逃离大陆后，毛人凤去了台湾。他曾经自以为是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因为这面“国旗”象征着国民党将被共产党全面包围。他甚至准备向蒋介石正式建议，将“国旗”改为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到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　
对毛人凤的侦悉　　　　　
　　　　毛人凤的这一想法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可笑，但他策划的一系列特务活动，却实实在在地危害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李克农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毛泽东首次访苏，可千万不能在安全上出问题。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向苏联驶去。作为情报部长，李克农深知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因此决定亲自护送毛泽东出国。　　　
　　　　北京前门车站，戒备森严，三步一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