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流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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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的感知当然受到了冲击，当我们联想到洋流对大陆气候的影响时，总是隐约意识到，太平洋沿岸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所经受的自然环境之外的冲击、照拂和困扰——这通常被看作是试图从他人的角度看待我们自身，一种和“他者”彼此塑造的循环运动。
在冬季的另一天，在对比窗艺廊开幕展览期间，我随孙良参观了芝大厦的顶层，画廊主人招待宾客的处所。那个由八十多岁的法国妇人，已经停飞了的协和飞机的内饰设计师安德丽？普特曼设计装饰的套房——我想到一种“他者”的、诉诸官能的修辞——它确实令人“产生一种对于修养而非对于肉体的、奇特的情欲……”（朱朱《邂逅》）。这种感觉，也存在于李旭让我听的，一种叫做Duduk的塞尔维亚管乐的吹奏中；那个瞬间，我们觉得，它可以用来为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配乐，令本地的历史和影像获得沉思般的声音属性。只怕是少有人认同那异域的悲伤。（麻烦的归属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被滥用的话，更应该在观察异族文化的时候被关注。）就像大气环流送来的讯息，你可以在其中触摸到其他大陆的纹样、肌理和边界；那在很远的地方，依然令你无法释怀的“存在”，继而你的呼吸、脉动随之起舞。
新上海流水六 —— 木心归来
孙甘露
去年四月，微凉的一晚。在虹桥，徐龙森先生收藏丰富的住所，陈丹青安排我们和木心先生会面，这是他去国多年首次返乡。陈村先到一会儿，稍后尹大为王淑瑾夫妇来，还有一些客人，大家围成一桌。主人准备了地道可口的江浙风味，席间，那随意的谈话，不经意间冒出来的回忆，因主人的家具、器物、书画，令我隐约联想到清、民国和过去不久的当下。中国的文字、上海的街巷、被蒸煮的食物，南方的新米，为木心先生的乡音所勾连。往昔、艺术、我们日日所过的微乎其微的生活，顿然因上海而涌现。我也因之语塞……
之前，我所读过的木心，不会比我读过的米歇尔？布托、或者备受争议的科埃略更多，但就是那最初的几行，以他的含蓄典雅、馥郁敏锐迅速地捕获我；而他的仪表和神态也是兼具那两位作家的安详气息。与我有幸见过的来自欧洲和南美的两位衣着讲究的风云人物一样，在木心委婉的谈吐间，有着一种明确的、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此，它不是一个时间坐标，而是一种以年代标示的感性。一种深潭之中的澄澈。）漂染过的、对艺术的挚爱。
我不确定，也许这如同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中所说的，也是一个“被误问的问题”。写下这些，是因为木心的著作将在此印刷出版吗？也许是因为老严寄来的马克？里拉的书——从照片上看，戴眼镜的马克？里拉模样像是伍迪？艾伦的表亲——令我回望七、八十年代。在某个夏季的建国路，在某个冬季的永福路，老严、何老师、周忱、许纪霖招我前去的聚会。茶、交谈，别无其他，这么简单，为什么逐渐地浮现出来，是什么东西因为阅读在和我们彼此召唤？
要不了几天，木心在美国写成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将被摆放在季风书园的书架上。而不久前，美国影星汤姆？克鲁斯来上海拍摄他的《碟中碟》系列影片时，签约将季风书园的店招搬进了他的镜头，带回美国。物换星移，世事就是这么将遥远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催促其不停地来回转化，向我们显示其耐心和魔力，所有这些比喻、象征人们都可以读到……
如同我曾经写到的，那个夜晚，当我们和木心、陈丹青在漆黑的院子里道别时，令我萦怀于胸的木心笔下的辞章，忽又闪现：“身前一人举火把，身后一人吹笛……”是啊，这是何等夜之归途。
新上海流水七——曲率
孙甘露
郭浩开车送我们去堪培拉，途中在一片辽阔的牧场边停车休息。一行人轮流进一个静谧的铁皮厕所解手，然后在茂盛的桉树下抽烟闲扯。天气晴好，隐约觉得目力可及地球曲率的极限。更远处的物体随地表逐渐向下深陷，而且看似无限地向后退却。游客总是容易小生感慨，而在家乡时却态度困倦。云朵在天上堆积，苍蝇环绕左右，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有人说：澳洲的苍蝇是干净的。
郭浩工科出身，出国前从事航空研究，结实精干，逻辑严密。他昨夜读《呼吸》，一宿未眠。他友善地指出，《呼吸》对B52轰炸机莅临投弹的描写失之严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父亲作为高射炮部队的军人，从越南作战归来，我对美军轰炸的了解，即来源于此（后来这种“了解”被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所“解构”）。对年幼的我来说，世界上只有我军和敌军两支部队，一如在另一个意义上，战略轰炸机和战术轰炸机是同一类东西；如同对某些写小说的人来说，安贝托？艾科所谓的“经验读者”和“典型读者”是同一种人。
稍后，在堪培拉中心轴线底端的战争纪念馆里，郭浩带我们重点参观了空战部分。那些悬挂着的、全解剖的早期战机，那些已经生锈的、简易的操纵系统，那些盘根错节、令人望而生畏的电路，使我对那些空中勇士的生涯顿生有节制的遐想。
人类对飞行的渴望，作为一名军人的空中经历，乃至飞行给人带来的特殊体验，对脚下的大地得以产生新的认知，圣埃克苏佩里曾经有过全面的阐述，而当我置身于一种对曾经如此激烈的空战的缅怀时，我想到的却是他在《要塞》中的另一番话：“你在海上时不可能同时害怕船只下沉和巨浪翻滚，害怕的人不会呕吐，呕吐的人不会想到害怕。……你不可能同时思考和体验两个针锋相对的真理。”
在返回悉尼时，遇上了据说是澳洲罕见的暴雨，前方集装箱卡车带起的水幕，令汽车仿佛钻进了洗车房，能见度也就是一辆卡车的车身。一些小型车辆靠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带内避雨，而郭浩几乎是打着瞌睡驱车疾驶。他说在这条路上开过不止一百个来回，我们也只有依赖于他的“经验”了。
新上海流水八——断背山
孙甘露
周期性的，看电影的胃口被败坏，甚至觉得谈论电影和谈论餐馆、性、政治、旅行、奢侈品一样，充满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年关之际，《破碎之花》和《撞车》重新唤起些许对影像的热情，直到李安的《断背山》，再一次找回看电影的乐趣。影片的那份执著和挫败感，那份与滋生同志之爱的山区相生相伴的乡愁，那种动物般的洗劫和在寒冷的山间营地残留的篝火的灰烬。令我怀念观赏文德斯《德克萨斯的巴黎》的年代，感念那经由时间沉淀下来的寂寥和哀恸。这类电影，可以由各个方向梳理出众多的路径，是令观赏者摩拳擦掌的玩意，也是让人观后无言以对，多年后萦怀于胸的银幕梦魇（想想那位在德州旷野里晃悠的丈夫吧）。
南方朔先生此前在《万象》上撰文，将这部影片的原著作者安妮？普洛尔的写作，描述为“边缘书写”，说她“企图为生命作出更开阔的定义”。我就是冲着后面这句话看的《断背山》。说句题外话，也许某种“外省式”的“边缘书写”很快会在坊间蔓延开来，如同“缓慢”终于急促地被呼唤为时髦生活的指标，“旧上海”终于被无度的复制摧残得破败不堪。那些独特、自由、天然、带着痣一般的小“瑕疵”，演示了迥然不同的命运的个体，还很难被此间的写作所涉及。由《断背山》引发的庞杂殊异的议论便是印证。当然，这些议论也出自李安拍片的理念，他在回顾《冰风暴》的拍摄时就谈到：“不要做足，也不要做死，留一部分给观众去做。”
李安在回顾他的创作生涯时的一些看法，也许可以被视为《断背山》的脚注，他在为《理性与感性》准备歌词时，读到本？约翰逊的诗作《梦》。那时，这位华人导演似乎已经在英国诗人的作品中接触到了今天令人难以释怀的偏僻美国的故事。
“随你笑，随你怜/我总得有一个真正的赎罪/今夜我解除心防/爱情如花如雾在梦中/惊了我的心，也惊了我的身/它从来不敢唤醒/也不说是为了谁/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祈求/满怀恣狂的欲望/睡眠是他的帮凶/梦中充满了愧疚和恐惧/因为它不敢走到我跟前”（译文见张克荣编著的《李安》）。
新上海流水九——春乏如许
孙甘露
沈公来沪履新，何老师在许素素老师家一箭之遥招宴，众人冒着大雨，于漆黑中摸进从前的法租界，寻找“名字巨难读的写食主义美女继承人”推荐的饭店。这馆子面貌朴实，国营作派，还真是有几样拿手菜，沈公一高兴，便说隔日着部下采访一下邻座的我，事由曰：“春天不是读书天。”
春天大概是这样的，要么叫人犯困只想在太阳底下打盹，要么风来和煦令人不住地想窜将出去瞎溜达，那份心猿意马的劲头，要是配上古时国画中的杨柳、枯石、飞禽、走兽，好歹也能勾起些许登高望远的旧情怀。
座中唯宝爷最有生气，贝克汉姆式的平头，面色滋润。说起从前远远见过的一班面色更为红润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沈公沉吟片刻道：见人前他们一准彼此掌嘴来着。
张献夫妇亦是精神抖擞的一对，他们在“下河迷仓”做的演出叫人又迷惑又迷恋；唐颖打纽约回来后，小说是越写越好，可是根据她的作品拍的电影却是越拍越那个，所有对好电影的颂扬，都加深她的不安。我们知道，原著者的命运不外乎掷色子，赌下一把吧。
张昭是座中真正的电影专业人士，眼下在光线传媒忙得不亦乐乎，不过他看电影也有打盹的时候，巴宇特在约纽请他观赏《摩托日记》，从头至尾愣是没看出来影片主角姓甚名谁。我早年结识的老友中，张昭属于逻辑缜密、论述愉悦的那类，他谈电影类似刘擎谈哈贝马斯，有片言只语便领着人“高”起来的功夫。我在录像带里见过他的毕业作品，热气腾腾的街边小铺，冒汗的华人穿梭往返，是那种有年头的纽约，不比本地的新商店，不擦也是亮的。读巴宇特的《迷失上海》，见她引述E。B。怀特，说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不是挂在嘴上，而是挂在心头。这么个不断旧去又不断变化的地方，我这类只是短暂逗留过的人，也是会频频回望的。
当晚最搞笑的主题还是关于空中旅行的各种奇谈怪论，众人强迫症似的谈论飞行器的种种专业数据，虽然老严次日将飞往台北参加书展，刘擎要飞香港开会，傅红星夫妇也将返京上班，但是沈公沉着地取消了两周后的伦敦之行。
窗外春雨如注，旧街安静如许，望着一班饮酒的旧朋友，着实有着继续旧下去的意思，不免多饮了一杯。
新上海流水十——述而
孙甘露
此地是他乡。这个句子，我最初是在诗人郑单衣的作品中读到的。我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小说和一部记录影片的脚本，还于一九八九年建议在世界各地到处住的扎西多以此为题写一部小说，也许有一天她会写。
《此地是他乡》和汉译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书名有着意象上的关联，总之，你正呆着的地方、你每天睁眼所见的生活，总是有那么点不对劲。套用客居德国多年的诗人张枣的理论，“他乡”较之“别处”更具有中文性，我的比较通俗的看法是，前者较之后者更像是个中文词汇，这种说法写着都别扭，一个中文词比另一个中文词更像是一个中文词？我们知道这是基于对翻译语体的反思，也是迷失在翻译中之一种。
一种语言通过翻译另一种语言，使那个对象臣服了。（劳伦斯？韦努蒂）我们以另外一种语言的方式说着母语，它如何可能？是由于它的语法已经先此表示臣服了？“别处”，这个由于冷战而被再度塑造的文学词汇，因着苏、东事变而来的一些国家的解体，将流亡和离散的主题显著的呈现给我们。令人不由自主地回望（一如流亡和离散的主体对故乡的不可抑制的回望。）在雅典、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长安等不同的都城所蕴含的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它悠长的线索；尤利西斯和卡吕普索的故事是其中的典范和重要的源头。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无知》中通过分析nostalgie一词在欧洲各种语言中的流变及细微差别，深入地涉及了这一主题。而“无知”可以说是种种乡愁的内在的特征，而正是种种“未满足的回归欲望”（对故乡、母语、传统等等）强化了离愁别绪。
与此处与彼处一样，现在与过去也是一对不断驯服与接续的重要主题。回忆者和被回忆者，宇文所安在论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和根本性母题时写道：“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发现过去的某些人也在对更远的过去作反思……当我们发现和纪念生活在过去的回忆者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回忆我们自己也成了回忆的对象，成了值得后人记起的对象。”
而这也正是一直为思乡所苦的木心的主题，他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一书所收的文章中，就人与自然之关系孰主孰宾、孰先孰后的论述，于此地与别处、现在与过去之外，提供了别开生面的见解，他写道：“宋词是唐诗的兴尽悲来，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颓废，梳剔精致，吐属尖新，尽管吹气若兰，脉息终于微弱了，接下来大概有鉴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绝妙好辞已被用竭，懊恼之余，便将花木禽兽幻作妖花了仙，烟魅粉灵，直接了与人通款曲共枕席，恩怨悉如世情——中国的自然宠幸中国的人，中国的人阿谀中国的自然？……从来就分不清说不明。”
这则片断，可以看作是木心随笔的题旨和对中文传统的不倦念向。一如宇文所安所说：“要作的是远古的圣人，他们是文明的创始人，述则是后来的最出色的人，也就是贤人的任务。在声称他只述不作时，孔子也在无声地教导我们要以他为榜样，而在这个教导中又潜藏着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