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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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四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邀我做次演讲，按惯例，讲完之后都有一段时间的交流，就是听讲者提出问题，演讲者即席回答。有个朋友提问，说，你对鲁迅的书和胡适的书有什么看法，这种即席回答，一定要简洁明快，我当即说：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学问的。演讲录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引起好些人的不满，有的写信斥为狂悖，有的著文大加嘲讽。我是说得简略点，但自信没有大错。后来在别的演讲中，曾就这个话题做过发挥。再后来，就提出了“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命题。还有一个说法，也是让那些敬仰鲁迅的人大为不满的，就是我曾多次说过，几十年来，我们拿鲁迅作品对全民进行教育，没有起什么好的作用。中学课本上的鲁迅作品，选得太多了，不符合课本选文的通则，已经引起教师和学生的反感。不幸的是，过后不久，又因为一篇《鲁研界里无高手》，引起了鲁研界的严厉批评。
这样一来，我就觉得，不认真研究鲁迅不行了。于是二零零五年春天，便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全书二十余万字。有两三章在我编的《山西文学》上登载了。登载第二章时（《山西文学》二零零五年第六期），在《作者附记》中，说了这样的话：
写作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切都必须限定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用学术的方法，得出学术的结论。所以不涉及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事，是因为我认为从那时起到去世，鲁迅完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评价，也应当用另外一种标准评价，不属于我所关注的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既然说鲁迅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有待转变或正在转变中，那么就应当允许做学术上的研究与评价。
收集在这里的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讲演录，是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讲的，两文章中，《也谈鲁迅的买书》，是多年前的一篇随笔，其时我还未介入鲁迅研究，只能说是偶有所得，就写了这么一篇。《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的最后一节。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1）
关于鲁迅的两种评价
我来谈谈我对鲁迅的看法。不是要宣传我的观点，是想介绍我的研究方法。
我的讲题是：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来之前，对一些说法，想找几个较为确凿的证据，翻了几本书，一下子还找不到。我是说没有找到确凿的，不是说没有找到。
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好找，就在毛主席的著作里。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好找，因为这已成了民间一种共识。人们说话、写文章，顺口就说了，就写了。比如王朔在他那篇《我看鲁迅》中就说，“人们加在他头上的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骨头最硬！”王朔不是学界中人，他的说法最能代表民间的看法。这种共识，不是民间自发的，是学界的人种植的，灌输的。
学界呢，毕竟是学界，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绝不会说的这样确凿。它的说法总是含糊的，但倾向性又很明确。我们看看学界的说法。
张梦阳编的那套《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是很权威的，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他在“文化新军”前面加上个“五四”，这样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了。毛主席说文化新军就是文化新军，没提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说了五四文化新军，接着再说主将，就给人造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印象。可是你要责备他却不行，他会说，我说的是“文化新军”呀。这样说，你们听不清楚区别在什么地方，下面说了毛主席的评价之后，就会明白的。这区别是很大的。
再举一个含糊的例子。王富仁在鲁研界是个大腕级的人物，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先看毛主席是怎样评价鲁迅的。毛主席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零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毛主席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二是确定了鲁迅的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毛主席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毛主席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就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就高了。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面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军。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2）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的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主席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主席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主席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零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在自传中说，他当年最佩服的是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主席是革命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说到这儿，还得说说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它的起止时间，它的领导人物。
中国学术界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做什么都不求甚解，不下定义，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比较含糊。还有的，一说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包含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又超出了五四运动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当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新文化运动时省略了五四两个字。
这样我们就只说新文化运动了。我看过周策纵写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和陈万雄写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陈万雄是香港学者，他写这本书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周策纵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俩都认为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万雄的书里还说，五四运动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周策纵的书，是专门研究五四运动的，他把五四运动的终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运动不能说也是这时终止的。陈万雄的书，不是一本成体系的著作，是本论文集，没有确定新文化运动的终止时间。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叫罗杰姆B。格里德尔，书名叫《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给了个明确的起止时间，他说：“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之下。”止的原因他说了，始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这一年年底，袁世凯“发动一场运动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共和被强奸，但使袁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敌对军阀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连他的政府行使的脆弱的管理，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该书235—238页）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便起来寻求救国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关键是，这个学者给了个终止的时间，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从此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说新的时期了，总是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惜我们的学术界，总不愿意正视这个年头。常常是把一九二七年和以前的年头，都看作是旧中国，都看作一片黑暗。
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是十二年，这是从一九一五年算起。要是从一九一七年算起，就是十年了。从一九一七年算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陈独秀办《新青年》，一开始叫《青年杂志》，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是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在我看来，后一个标志更重要些。
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我也不论证了，直说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陈独秀说过，五四运动应当由蔡元培、他、胡适负责。他有资格说这个话。这三个人，都是主将，他们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蔡元培是主将，也是一面大旗，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他引进北大的，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环境，才有他们后来的发展。陈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