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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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洪荒》 即《洪荒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
〔１１〕 Ｋ君 指郭沫若，参看本卷第３０６页注〔２６〕。他和成仿吾与日本战旗社作家藤枝丈夫等的谈话，载于《战旗》一九二八年七月号。
《战旗》，当时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一九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 “阴阳脸” 《戈壁》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１３〕 “鲁迅” 指《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像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阿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ｔｅ（吉诃德）——鲁迅！”，西班牙语Ｄｏｎ的音译，通译堂，即先生。
文学的阶级性〔１〕
来信
鲁迅先生：
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２〕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他说：
“以这种理由若推论下去，有产者的个人性与无产者的个人性，‘全个’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说不承认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有共同的人性。再换一句话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而全然缺少个人性的。”
这是什么话！唯物史观的理论，岂是这样简单的。它的理论并不否认个人性，因此，也不否认思想，道德，感情，艺术。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艺术，都是受支配于经济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于个人性，我们就以个人性而论。譬如农村经济宗法社会里拿妻子为男子的财产，但是文化进步到今日的社会，就承认妻子有相当的人格。这个观念，当然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虽然是共同，却并非天赋的，仍然逃不了经济的支配。有产者和无产者物质生活上受经济的影响而有差等，个人性同样地受经济的影响而却是共同的。并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驳唯物史观，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样的是圆顶方趾，要吃饭，要睡觉，是有产者和无产者所共同的”而来驳唯物史观，爽快得多了。
最后，我须声明：我是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工。因为是职工，所以学识的谫陋是谁都可以肯定的。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达意和不妥之处。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一打仗。
因为避学者嫌疑起见，以信底形式而写给鲁迅先生。能否发表，是编者的特权了。
恺良〔３〕于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
回信
恺良先生：
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论，他将话两次一换，便成为“只有”和“全然缺少”，却似乎决定得太快一点了。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籍上一一钩剔出来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几本别人的提要就算。
而这种提要，又因作者的学识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而别一面就也容易招人误解。作为本文根据的林氏别一篇论文，我没有见，不能说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极端，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
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脱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４〕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有马克斯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鲁迅。八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则，原题《通信。其二》，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 侍桁 即韩侍桁，天津人，当时的文学青年。他所译林癸未夫的文章，载《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八年七月），原文载日本《新潮》第九期（一九二六年），译文只是原文的第一段。作者在文中声称：“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观’的立脚点的”。林癸未夫（１８８３—１９４７），日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３〕 恺良 未详。
〔４〕 “死之恐怖” 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一九二九年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１〕西湖博览会〔２〕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了，在征求遗物。这是不可少的盛举，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征求的，末后又有“落伍者的丑史”，却有些古怪了。
仿佛要令人于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历亲芳烈之余，添嗅一下臭气似的。
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丑史”的目录中，又有“邹容〔３〕的事实”，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没有错而邹容不是别一人，那么，据我所知道，大概是这样的：
他在满清时，做了一本《革命军》〔４〕，鼓吹排满，所以自署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后来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里了，其时盖在一九○二年。自然，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义〔５〕，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但这是大家应该原谅他的，因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会〔６〕才成立。
听说中山先生的自叙上就提起他的，〔７〕开目录的诸公，何妨于公余之暇，去查一查呢？
后烈实在前进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经茫然了，可谓美史也已。 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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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语丝》第五卷第二期。
〔２〕西湖博览会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主办的一个交流物资性质的展览会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在杭州西湖开幕，内设“革命纪念馆”。开幕前曾在报纸上刊登“征集革命纪念品”的广告。
〔３〕 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 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
一九○二年春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回国后于一九○三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判处监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狱中。
〔４〕 《革命军》 邹容著，章炳麟序，清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刊行，全书共七章。它揭露了清朝政府的残酷统治，提出了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作者在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
〔５〕 三民主义 孙中山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出的原则和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背叛了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学说也被窜改。
〔６〕 同盟会 即中国革命同盟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在孙中山领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它的政治纲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７〕孙中山在《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说：“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
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见《总理全集》）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１〕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
但至今，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这些原因还在外。
中国于世界所有的大部杰作很少译本，翻译短篇小说的却特别的多者，原因大约也为此。我们——译者的汇印这书，则原因就在此。贪图用力少，绍介多，有些不肯用尽呆气力的坏处，是自问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点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坏的意思。还有，是要将零星的小品，聚在一本里，可以较不容易于散亡。
我们——译者，都是一面学习，一面试做的人，虽于这一点小事，力量也还很不够，选的不当和译的错误，想来是一定不免的。我们愿受读者和批评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朝花社同人识。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一）》。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是鲁迅和柔石等创立的朝花社的出版物之一，分《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两集，收入比利时、捷克、法国、匈牙利、俄国和苏联、犹太、南斯拉夫、西班牙等国家和民族的短篇小说二十四篇。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１〕——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２〕……
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Ｙｅｓ”〔３〕，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Ｎｏ”〔４〕，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６〕，——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７〕——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
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