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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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３〕，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４〕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５〕。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
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Ｑ”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６〕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７〕（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
；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８〕，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好。
鲁迅。十二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２〕 起应 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左联”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主编《文学月报》。
〔３〕 芸生 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他的诗《汉奸的供状》，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意在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但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４〕 别德纳衣的讽刺诗 指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一九三二年十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５〕 对于姓的开玩笑 原诗开头是：“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
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著名汉奸。
〔６〕 “剖西瓜” 原诗中有这样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７〕 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即德国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国无产
阶级、农民和人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８〕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语见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喜，原作嬉。
《自选集》自序〔１〕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学革命”〔３〕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
见过辛亥革命〔４〕，见过二次革命〔５〕，见过袁世凯称帝〔６〕，张勋复辟〔７〕，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９〕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
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１０〕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
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
》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Ｑ正传》、《鸭的喜剧》；《彷
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
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
共计二十二篇。
〔２〕 《新青年》 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 “文学革命” 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４〕 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５〕 二次革命 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革命”。
它很快就被袁世凯扑灭。
〔６〕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
原为清朝大臣，他在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洪宪”；同年三月被迫撤销。
〔７〕 张勋复辟 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军时，从徐州带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为等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８〕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原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信中的话，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语见屈原《离骚》。
鲁迅曾引用它作为《彷徨》的题辞。
〔１０〕 这两句话，引自《呐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２〕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３〕的变幻，又在《新小说》〔４〕上，看见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 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ＨAＲｉｄｅｒＨａ？纾纾幔颍洌┑男∷盗耍玻丁澄颐怯挚醇寺锥匦〗阒嗪头浦抟奥殴帧Ｖ劣诙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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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
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
ａ）〔８〕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