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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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就在陈伯达“荣登”那“中央文革”组长宝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敌、年仅44年的田家英，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罹难者———在田家英愤然离世的前五天，邓拓含冤屈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怀念田家英》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时，“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学点燃。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易、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顿时，北京大学轰动了。数百人围观大字报，并与领头贴大字报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展开激烈的辩论。　　　
　　被大字报点名的宋硕，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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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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