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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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　　　
　　不过，大字报的影响毕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必须借助于报纸。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须知，《人民日报》在社长吴冷西的主持之下，对于“文革”显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压力之下，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予以转载……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曾不满地这么说过。　　　
　　《解放军报》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时名声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5月8日，刊载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这家报纸原是军内报纸，一时间仿佛成了“左”派机关报，影响远远超出军界，弄得《人民日报》在种种压力之下要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一向的惯例总是《解放军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曾是钓鱼台写“九评”的“秀才班子”成员，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组成员，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单而终于被圈掉大名，这清楚表明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换吴冷西的呼声，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出于无奈，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引者注：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达急急点将，带着唐平铸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于5月30日晚进驻《人民日报》社。　　　
　　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进陈伯达手中。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吴冷西曾这么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当然，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把他也“横扫”进去了—此是后话。　　　　　　　　　　　　　
第二十二章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1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告诉笔者，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5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　　　
　　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是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学工作组第一批成员之一的时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从北京给笔者来信，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为该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随张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入驻北京大学，直至8月初全体撤出。　　　
　　当时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学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时多在家听完中央广播电台播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蒋南翔部长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布置，我立即随来人一起回办公楼，蒋南翔部长即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当日下午中央决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刘仰峤（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成员皆为高教部干部共4人，即杨惠文、黄圣骅、白晶和我，并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北大向张承先和刘仰峤同志报到。我连家里人都没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后，当晚就在礼堂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新市委的决定，由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工作组，形成校、系两级机构。　　　
　　6月2日，陈伯达“接管”之后出版的第2张《人民日报》，火药味比6月1日更浓。　　　
　　这天，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另外，还发表了一篇唱“左”调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后“文革”的种种用语，诸如“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源出于此篇社论。　　　
　　《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等于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点了宋硕、陆平、彭云的名，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冲击。6月2日下午，赶往北京大学，看到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陈伯达得意地笑了。　　　
　　康生显得异常活跃。他说：“大字报广播了，见报了，我感到解放了！”6月3日晚，陈伯达再度前往北京大学，看到一批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陈伯达气呼呼地说：“保皇党！现在又出现了保皇党！”　　　
　　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又是硝烟弥漫。头版头条，刊载了惊人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领导。新市委则作出3条新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头版，遵陈伯达之命，配发了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欢呼”北京市委改组和工作组进驻北大。　　　
　　这天，陈伯达还签发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陈伯达给那些支持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的人，送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一大批坚持革命真理，反对“文革”的同志被斥为“保皇派”、“保”字号。　　　
　　陈伯达主持下所发表的《人民日报》5篇社论，被印成活页文选，广为传播，成了人人必读的“学习文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5篇社论起着极大的蛊惑、煽动作用，“文革”之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人民日报》所载聂元梓等大字报，在全国树立起“造反”的“样板”。成千上万个聂元梓起来了，千千万万张“造反”大字报贴出来了。　　　　　　　　　　　　　
第二十三章　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　
　　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不要搞工作组。”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了毛泽东的用意。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局势变得紧张、复杂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乱纷纷，毛泽东却不在北京。　　　
　　毛泽东在哪里？他在杭州！就连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带去，在刘少奇主持下由会议通过———须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刘少奇。刘少奇被蒙在鼓里，居然由他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依然在杭州，冷眼看着北京。　　　
　　北京，刘少奇主持着中央工作。作为党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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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传记]陈伯达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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