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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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那架飞机“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报告。　　　
　　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凌晨至14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10多个月的陈伯达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的林彪的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凌晨，吃了安眠药的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喊他。　　　
　　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不由分说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出了北京城，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虽然陈伯达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的回忆手稿中写道：　　　
　　当逮捕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道：“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什么要在被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儿”？这“好事儿”，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这“好事儿”是怎么一回事？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要毛主席快走，毛主席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了院子，爆炸了！　　　
　　刚入秦城监狱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的……　　　
　　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睡床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来说，在30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高墙四围、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　　　
　　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此后，他的铁窗待遇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致相同。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公安部下属的北京复兴医院诊疗。由公安人员看守。在1979年12月，在石家庄工作的他的儿子陈晓农获准前来探监。这是他和儿子陈晓农9年多以来第一次见面，使陈伯达兴奋不已，也使陈晓农感触万分。在此之前，陈晓农不仅不知父亲在哪里，甚至连父亲是否尚在人世都不清楚。　　　　　　　　　　　　　
第四章　最高法庭被告席　
　　我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　　　　　　　　※　　　　　　　　　※　　　
　　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　　　
　　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5，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卡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他头脑还算清楚。　　　
　　在开庭前，陈伯达的心情更为错综复杂。他说：　　　
　　“这个法庭我看着有点害怕，照那么多像干什么？弄到外边叫人都知道。”　　　
　　尽管陈伯达心乱如麻，他还是被押上了特别法庭，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　　　
　　1980年11月23日，陈伯达写下了《读起诉书》，表明他作为被告对起诉书的态度：　　　
　　读起诉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心情激愤。……起诉书对于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及“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两个反革命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深刻，感人至深。特别对于林彪谋害毛主席事实的揭露，令人惊心动魄，普天同愤。　　　
　　起诉书中还列举有的许多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大量的事，是我到监狱以前发生的，也为我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没有听说过。　　　
　　我过去虽然入党时间不短，但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　　　
　　我的一些重大问题，起诉书本着伟大党中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曲恕，同时，各方面的同志也没有对我深究。党的大恩大德，如天如地，使我感动不能自己。　　　
　　余息尚存，一心想报答伟大的党，报答伟大的全国人民，报答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平心而论，在10名主犯之中，陈伯达的认罪态度算是比较好的。　　　
　　作为被告，陈伯达在1980年11月20日与另9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之后，又于11月28日及29日两次出庭接受庭审。　　　
　　对于陈伯达的第一次庭审，主要是三项内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迫害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陈伯达进行第二次庭审，则是另两项内容：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　　　
　　上午9时起，陈伯达用他那令人难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小时的辩护。在陈伯达结束讲话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站了起来，为他作了如下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时，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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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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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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