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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传记]陈伯达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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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由王力、关锋执笔,陈伯达主持。王力说,“这篇社论是主席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话和个别谈话整理的。社论写好后送主席审阅,主席批示:‘写得很好,照发。’”   
  这篇社论,透露了毛泽东一句甚为重要、未公开发表过的话:   
  “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        ※         ※   
  北京闻风而动,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关锋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想由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李广文负责,戚本禹参加。毛泽东则不同意李广文,要谢富治负责。   
  就在这时,陈伯达从北京给在上海的张春桥打电话。打电话时,王力在侧。陈伯达在电话中,向张春桥通报了《红旗》杂志即将发表的社论的内容,以及北京准备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于抢头功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找上海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抢先召开成立大会。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要张、姚参加上海新政权的领导班子,告知这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是主席的意见。但是,王力回忆说:“主席没有叫我告诉他们让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泽东之召,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飞往北京。王力在机场迎接张、姚,然后陪同他们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忆说:“主席坐在屋里,穿着他那件睡衣,跟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王力记得,毛泽东这次谈话,共谈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谈话,张春桥于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过传达。现据档案中所存张春桥传达的记录原文,照录于下:   
  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好像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所以主席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主席说,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        ※         ※   
  主席说,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   
  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了这个问题,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不能代替党,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张春桥、姚文元哑口无言,紧张万分。张、姚这一回抢头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其实,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信重读一遍,那就会发现,真正的“发明权”应当授予这位“大秀才”———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时,曾提议不用“国家”一词,而用德文古字“公团”   
  (Cemein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见“公社”一词,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虽然外国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广州公社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信,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尽管陈伯达与康生之间龃龉不断,但在极左方面却惊人地一致!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大约两个多小时。这次重要的谈话,照理应当让陈伯达参加,因为张、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调研员”的身份前往上海,回来“述职”之际,怎不请组长陈伯达来呢?何况,所谈的又是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张春桥是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征得同意后宣布成立的。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王力:“你跟他们讲没讲找他们来干什么?”   
  王力心中明白,毛泽东话中第一个“他们”,指的是陈伯达、江青;第二个“他们”,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   
  王力答道:“讲了一些。等主席见了以后,再详细讲。”   
  张春桥、姚文元离开毛泽东那里,才从王力嘴里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   
  ——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尤其是言辞激烈地批评陈伯达,说他打倒陶铸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毛泽东要陈伯达、江青作检查,“行情”变了,难怪毛泽东这次谈话,故意撇开了陈伯达!张春桥懊悔地对王力说:   
  “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个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组长陈伯达请示过,而眼下正碰上陈伯达突然“贬值”,难怪毛泽东花了那么多时间,广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种种事例驳斥“公社”……             
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陈伯达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他不光接连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又不断受到江青的排挤。在陈伯达晚年,曾对他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尖锐矛盾,作了回忆。陈伯达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独裁”:“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   
  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一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地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陈伯达回忆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臭骂”他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由于陈伯达无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呆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到天津去工作。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   
  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与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提解学恭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有一次天津的大学生两派互斗,一派被围,断水断电,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我马上到天津去解决,我当晚到天津就到现场,解决了一方之围,但我被另一方层层包围,几乎要被挤死,幸而解放军给我救急,找到一个吉普车,把我推进车上,匆匆开出,这是我经常感念伟大的解放军的。   
  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        ※         ※   
  这里提到的王亢之、江枫,都与陈伯达有较多的来往。在陈伯达倒台之后,王亢之、江枫以及天津作家方纪,均被当时的天津报刊称之为“陈伯达在天津的死党”。1968年初,王亢之在被江青点名之后自杀。在自杀之前,王亢之留下遗嘱,把他所珍藏的宋版古籍送给陈伯达。   
  1979年初,身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从报上得知王亢之平反的消息,马上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把王亢之送给他的两部宋版书,交还给王亢之家属。   
  陈伯达还回忆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与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陈伯达说: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逼死一个文艺编辑。”   
  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文章,怎么会是我要逼死他?   
  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   
  接着,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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