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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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帐。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　　　
　　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　　　　　　　　　　　　　
第五十八章　“大树特树”风波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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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多事。就在打倒了王、关、戚之后不久，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之“杨”，即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　　　
　　杨成武是福建长汀县人，生于1914年，15岁那年，他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战功卓著。杨成武忽然被推入“打倒”之列，内中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和江青要打倒他。其中原因之一，跟陈伯达转嫁祸水有关……　　　
　　那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那种特殊的年月，文章很少署个人名字，就连“理论家”陈伯达这两年也很少发表署名文章，而此文却赫然署着杨成武的大名！　　　
　　杨成武是将军，不是“秀才”，本来就不大发表文章，这一回怎么忽地推出整版的文章？　　　
　　其实，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这篇文章是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写的，原署名“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杨成武兼任总参谋部党委书记，政治部写完此文，把打印稿送杨成武审阅。　　　
　　杨成武正陪同毛泽东去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又与毛泽东一起飞往上海，杨成武顺便就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他以为，这篇文章是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应当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翻了一下，“尽是吹我的”，便随手写下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于是，文章便转到陈伯达、姚文元手中。　　　
　　在陈伯达看来，大抵因为此文“大树特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毛泽东不便表态，是毛泽东“谦逊”的表示，所以“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理论家”在挨了毛泽东批评之后，正想找机会讨好毛泽东，便决定全文予以发表。为了加强这篇“重要文章”的“权威性”，陈伯达决定署上杨成武的大名。　　　
　　“文章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呢？”杨成武感到诧异、震惊。　　　
　　陈伯达向他解释了一通，说是署杨成武比署“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响亮得多。　　　
　　杨成武知道事关重大，而又无法再向毛泽东请示，便改向林彪请示。陈伯达与林彪事先已经通气，所以林彪的意见竟与陈伯达完全一致。　　　
　　既然林彪也同意了，杨成武只得从命。　　　
　　文章见报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跟康生、杨成武谈工作的时候，就说了：“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这下子，陈伯达懵了：原来，他完全猜错了毛泽东的意思，作了错误的“酌处”！　　　
　　杨成武诚心诚意地在会上作了检讨。　　　
　　“理论家”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　　　
　　陈伯达希望，这件事到此也就了结。因为《红旗》的“八·一”社论，弄得王力、关锋下台，如今千万别再惹风波……　　　
　　可是，这篇文章是在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刊出，文章的标题一时间竟成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　　　
　　一个多月后———1967年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碰头会上，又一次提到了那篇文章。这一回，毛泽东的批评更加尖锐了。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4寿辰。这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给毛泽东送来了《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报告中，用了最流行的“时髦”口号，一次又一次提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毛泽东不悦地提起笔来，写了一段著名的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尽管毛泽东在“文革”中说了许多错话，而他写这一段批示时头脑是清醒的，这段批示迄今看来仍是正确的。　　　
　　这段批示很快作为文件下达，在全党、全国进行传达。　　　　　　　　　　　　　
第五十九章　“武装冲击”钓鱼台　
　　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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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余、傅事件”的“傅”，即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傅崇碧挨整，主要因为他几次得罪了江青。特别是“七·二○事件”爆发后，陈再道奉命进京，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冲进来要批斗陈再道，是傅崇碧设下妙计，保护陈再道：把陈再道锁进电梯，再切断电源。造反派们在京西宾馆东寻西找，找不到电梯中的陈再道！　　　
　　傅崇碧被打倒，是在于“钓鱼台事件”。用江青的话来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奇怪，作为北京卫戍司令，怎么会去“冲”那个“中央文革”？即便去“冲”，怎么只带“两部汽车”？　　　
　　“文革”十年怪事连篇。傅崇碧“冲”“中央文革”，也是其中的怪事之一。这桩怪事，又与陈伯达有关。　　　
　　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东方纪事》1988年一期）中，曾这样写及：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据戚本禹交代，“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此事。傅崇碧急找韩书信，而他正巧回四川休假，随即要韩书信连夜乘飞机飞回北京。韩书信一听说此事，便说何先伦知道。　　　
　　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伦，他又说承办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　　　
　　这时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一文所写：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　　　
　　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注：即江青之女李讷）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那个同意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是王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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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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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王保春时，请他详细谈了事件的经过。　　　
　　王保春回忆说：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陈伯达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要我打电话给杨代总长，说是有一件要事要他处理———鲁迅手稿丢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杨成武转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办。　　　
　　傅崇碧经过几天调查，从“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记得此人是五十四军的，原驻四川的部队）那里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寻找手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钓鱼台值班。这时，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办事组组长肖力。肖力让办事员打电话给我说：“王秘书，傅司令现在东门，要求进来。”　　　
　　我马上给东门警卫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让傅司令进来。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进来，我当然同意让他进来。　　　
　　这时，我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的车子进钓鱼台之后，没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楼，而是直奔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楼。　　　
　　傅崇碧到了十六楼后的情形，我不在场，不清楚。　　　
　　没一会儿，陈伯达给追回来了。他一回来，直奔十六楼，在那里开会。开会中间，陈伯达来到十五楼找我。当时，他脸色很难看。　　　
　　他一见到我，就问：“是你同意傅崇碧进来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问：“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当时，我感到奇怪，便说：“他是卫戍区司令，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在礼节上也说不通呀！”　　　
　　“你要写个检查！”陈伯达虎着脸对我说。　　　
　　我简直糊涂了，这要写什么检查呢？我就问：“伯达同志，这检查怎么写呀？”　　　
　　“你就写，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陈伯达说。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写吧，马上就写，我等着要。”陈伯达催促说。　　　
　　我只得写检查，主要是写了事情的经过。写好后，当场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去十六楼开会。　　　
　　江青一看我的检查，生气了，说：“王保春写的是什么呀，他没有触及灵魂！”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回到十五楼，要我重新再写。　　　
　　我很恼火。我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呀。　　　
　　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我的检查，没法写深刻！”　　　
　　这时，陈伯达拿起我的检查，给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话，然后，要我照着他改过的检查，重抄一遍。我记得，他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请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类的话。　　　
　　另外，我自己一生气，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适宜于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求调离。”　　　
　　陈伯达把我抄好的检查看了一遍，似乎满意了，又去十六楼。　　　
　　很快的，一两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传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