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 作者:李敖-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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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口，和我的自用车（凯莉车以后与计程车同一品级的车，是我用过的第二辆汽车）遥遥相对。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过去彭明敏被跟踪的时候，曾向我埋怨说被跟多么讨厌，我劝他说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们当做“狗”来跟你就算了。彭明敏说李敖你没被跟，你不知道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后来我被跟了，我倒觉得满好玩。和我同时被跟的，有谢聪敏与魏廷朝，他们两位经常跟“这些狗”冲突。谢聪敏说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点神经兮兮，甚至洗澡时都感到仿佛有人在偷看，蹩扭死了。他报复的方法是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当众说明身份，并指着跟踪他的人，大骂是“国民党的走狗”！跟踪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当时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后来升官做刑事警察局局长）说：“让他去骂，你们忍耐几天，他们没几天好日子了！”魏廷朝的报复方法是“劳动改造”，他经常穿上球鞋，吃饱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踪他的人身体不如他，也没吃饱喝足，也没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带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组一组这样“山地训练”，“那些狗”也只好身带便当水壶、脚穿球鞋伺候。由于魏廷朝算出“那些狗”的交班时间，所以每每在交班前开门见山，制造临时情况，使他们不但不能下班，还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道“那些狗”为了不愿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后向上面谎报“叛乱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适中，不使他们跟不上，他并且恐吓说，你们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须跟我，我爬你们就得爬，你们若开小差，我就报你们。所以，经常的“爬山团”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顶，坐在石头上招手，山腰上两个人还在慢慢爬，嘴中念念有词（外省人有词是“（入肉）你妈”，台湾人有词是“干你娘”），非常有趣。后来他们实在吃不消，乃托跟踪我的人向我讲人情，转告他们只是奉命办事，是可怜人，请魏廷朝不要这样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从山上滚了下来，皮肉受伤，我告诉他说他们讲人情的事，于是他的“山地训练”也就告一段落。至于我的报复方法，是比较“阴险”的。我原则上是同跟踪我的人嘻嘻哈哈，不轻易报复，大家互相方便，我在方便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的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四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的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基于这种达者强者的人生观，我在被国民党软禁过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游哉，骨子里却用尽心机，化成对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我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在长达十四个月的软禁过程里，最早担任跟踪我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开始是两人一组，我本来就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踪后，尤其懒得出门。跟踪我的警察在我家门口，缺少运动（跟魏廷朝的是运动过度），益复无聊。他们打发无聊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过路行人和抬头对我的四楼东张西望。他们的名字，我当然不能全知，为了辨别，我就给他们一个个暗起外号。有一组外号叫“胖子”与“小子”的，好像最坐立不安，耐心最差，我在四楼，隔着百叶窗，用望远镜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煞是有趣。1970年4月7日的晚上八点四十五分，楼下有撞车声，不久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胖子”。按照他们的规定，跟监人是不准同被眼监人打交道的，但是“胖子”满脸难为情的，终于向我开口了，他说：“李先生，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来打扰您，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俩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子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车，一下子就冲到您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保证为您修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我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我下楼后，看到我的车屁股侧面被撞伤，那时我的车也旧旧的，我心想：“这回被撞，索性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我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那时的管区警察叫罗翼飞，是个湖南人，人不错，跟我较熟。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说“胖子”拜托他来道歉，并表示“胖子”要把我的车开走，修好后还我。我问他到底车是怎么被撞的？他说根本不是一个大便一个小便去了，而是‘小子”不会开，在楼下无聊，要“胖子”教他开车，不料“小子”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冲到李大爷的车上了。我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管区警察见我坚持，只好请我开估价单给他，就告辞了。

　　那几天，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4月7日（星期二）

　　夜八点四十五分撞车。

　　4月8日（星期三）

　　罗警员来。夜魏谢来。警员半日讲习用望远镜及Bug。

　　4月9日（星期四）

　　下午谢来，言调查我与什么委员会的事。

　　4月15日（星期三）

　　＇管区警员来，＇我交撞车修车估价单给他，并坚持说不能让我的保险公司赔，同时不准他们代我取车，因为不相信他们不向修车厂耍赖。

　　＇为上面派他调查我的几件事，为取信于我，＇管区警员当我面写填报单，内说李敖生活无着，情绪很坏，拒不作答。无法完成任务，拟请交由原告密人调查为感云云。

　　他又说以后他每次按一声门铃时，可不开门。连按二次时可开。

　　估价单是“国产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代开的，计开板金五千五百元；喷漆一千五百元；前保险杆一支九百元；方向角灯一个八十元；车身镀条一组七百元，共计八千一百八十元。八千一百八十元在十五年前不是小数目，管区警员看了，说这些钱不是“胖子”、‘小子”出得起的，恐怕得由大安分局想办法才成。说完又告辞了。

　　过一两天，管区警察又来了，他说他们研究结果，李先生的车只不过屁股侧面碰坏了一点而已，怎么李先生要整个全修起来？甚至连前面的保险杯也要换新的，全部车身都要改喷，他们说李先生在吃豆腐。我说我李先生没吃豆腐，是吃刺猬。你们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来。你回去告诉大安分局局长，叫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固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应给予方便，如此则感谢无量矣！”管区警员听了又大笑又苦笑，说回去想办法。

　　五月一日，他又来了。说大安分局局长屈服，由他命令警察们凑钱，凑足了你李先生开的价码，现在钱带来了，可是局长说，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李先生帮忙，就是我们绝不承认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车，我们抓到个计程车司机，他愿意承认车是他撞的，我们警察只是调解，由这司机赔你李先生钱，并且和解书日期要倒填二十三天，倒填在撞车那天当时，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和解？说着把早已写好的“和解书”和现金八千一百八十元双手奉上，我笑着说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于是，我就在对方早已签好了的“和解书”上，签了字。跟我和解的对方叫“张颂德”，直到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还不知道跟我和解的计程车司机“张颂德”是谁、是什么模样？我俩生平各有此轻功，能在腾云驾雾之中，就自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长的导演之妙了！我在签字以后，曾在我那一份“和解书”上，自批如下：

　　此书三联，罗警员留我一份，另由我签名收据一纸。警察破财而欲串假戏免祸，用心亦苦矣。

　　1970年5月1日，“闭门家中坐，财从地上来”者就这样的，警察的钱到我手中了。

　　和解以后第三天，车修好了，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5月3日（星期天）

　　跟踪小曹。

　　5月5日（星期二）

　　段自台中来，言了有友近自警界辞职，说警方盛言李敖将在本月偷渡云云。可笑哉！

　　今日与蕾逛西门，被跟甚紧。

　　胖子警员（肇事者）今天见车修好，跟小八说：“简直比以前的还好！”小八说：“托你的福。”

　　此次赔款，据闻派出所摊派三千，余额由警察分摊。

　　倒霉的“胖子”，不久终于给调走了。后来警总派人接替警察，把跟踪职务全部接过去。有一天，警总跟踪我的“老郑”（郑士达）向我透露：“‘胖子’临移交时候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大把银子才松口。你们别以为李某人吃了我们警察，把钱拿去修车了，其实我们查出他的车保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不敢追查谁撞了他的车，只好认赔了事，所以修车全部是保险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部给他小女朋友去买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家伙，你们可要小心才好！”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这就叫‘警民一家’啊！”

　　在我被国民党“跟监”的日子里，“国际特赦协会”的秘书长马丁·埃纳到了台湾。魏廷朝、谢聪敏到我家，约我一起去看马丁。我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我的话，两人都认为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倒有服善之勇，他同意到我家来，登门拜访，“行客拜坐客”。于是，就约定一天晚上来。当时我虽处境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我请小蕾给柏杨太太艾攻打公用电话（我家的怕窃听），问她愿不愿意跟马丁见见面。电话中艾玫说她愿意来，可是到时候，她爽约了。为什么爽约，我至今还不清楚。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那时跟踪我的是三个人，跟踪魏廷朝、谢聪敏的各两个人。马丁他们上楼后，大家自四楼窗前朝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有趣之至！我指给他们说：“你们看，我家对门变成警察局了！”大家俯视一笑，深感国民党治安良好，真名不虚传。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里，我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我没交代他怎么处理，他也没说怎么处理。一切都好像心照不宣似的。这名单中有不少我的朋友或今天我们熟知的人。像刘贞松、蔡金河、林书扬、陈水泉、雷正彬、袁锦涛、罗贤义。席长安、柯旗化、施明正、庄宽裕、陈左弧、施明德、孙以苍、胡学古（胡虚一）、吴耀宗、梅济民等等。在他们暗无天日的黑狱生涯里，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一个个的大名，已经经由李敖之手，转给国民党眼中的“国际好人”了。不但他们没想到，即使国民党也没想到。国民党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全天候“跟监”李敖的大作业下，李敖居然还能不动声色地来“害”他们，他们真不知道李某人的厉害了！

　　这份泰源监狱名单是一折写在打横格十行纸上的简单册页，因为是偷运出来的，所以折痕很多，并且有点破旧。它是孟绝子（孟祥柯）交给我的。孟绝子绝口不问我怎么用，我也绝口不说如何处理。正因为有这种心照不宣，所以在大家先后被捕后，我如孟绝子所说：“把‘外泄机密资料’的责任完全揽到你（李敖）自己身上，以减轻我（孟绝子）的罪状。”所以这一案子，幸得在李敖身上“及身而绝”。孟绝子关了一阵，放出去了；交名单给他的蔡懋棠（在史丹佛中心教台语，已故）也很快就放了。

　　在我1971年3月19日被捕前几天，一天坐在马桶上看《新闻天地》，看到有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地》的一篇《斥台奸》，其中一段引文提到台独分子“公布了一批在台被羁的政治犯名单”的事，当时我对“政治犯名单”一语甚感兴趣，但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名单，原来就是我提供的那一份。等到我被捕后，在被讯问时，国民党拿出一本“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志”——《台湾青年》第一二0期，赫然看到“台湾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的大标题，我才恍然大悟！

　　在被捕后，我被抄家两次，许多文件和书信都抄走了侥幸残留的一些片段，聊可看出这段软禁期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