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演李翰祥 作者:窦应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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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坤芳激动得连连搓手说：“想不到的好成绩呀！”
在十四层，朱坤芳和王引走出了电梯。他们的眼前是一片光明。两人沿着一条猩红的英国地毯走来，不久就来到一间堂皇富丽的宽敞大厅。这里正在举行一次隆重的记者招待会。李翰祥坐在主宾席上，他正在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胡蝶就坐在导演李翰祥的身边，她头戴着一顶马来西亚女皮帽，深蓝色的旗袍将她那仍然很苗条的身姿映衬了出来。胡蝶那双善良又含有几分女性温柔的大眼睛，还像当初在上海时那样妩媚漂亮，那么楚楚动人。
李翰祥很幽默地回答日本记者的询问：“你们问我为什么由一个学美术的能当成电影导演，那主要是因为两点因素促成：一是生活所迫，当时我穷得连隔夜粮都没有，自然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是古人所说的：置于死地而后生！二是由于兴趣促成。坦率地说，我对美术的热望远远不及对电影艺术的追求。那年月我连作梦都在想当导演。走路都喊‘开麦拉’，相信如今有很多喜欢电影的年轻人和我当年一样发烧。记得有一次我在尖沙咀边走边叫，身边吓跑了两位大小姐，身后勾来了四个差人，嚯，差点没把我送到青山去。所以，当我后来好不容易捞到个《翠翠》的副导演工作时，又如何不紧张万分？”
哄笑。
台湾记者：“请问李先生，您执导《后门》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李翰祥不假思索地回答：“两个字：刻苦！《后门》也与我所执导的其他电影一样，导演必须要比别人更刻苦，更执著。60年代的香港电影要赶上时代发展步伐，离开吃苦是一事无成的。如何做一个导演呢？当年想做导演，除了演而优则导的大明星们比较容易些之外，其他由副导演升为导演的就相当困难了。比多年媳妇熬成婆都难熬万分，不像如今这样，任你张三李四王老五，找个副导演在旁边叫一叫，派头显得更大一些，不懂方向也可以。找个老资格一点的摄影师就行，只要把你的要求说出来。他只会替你做得安安稳稳，所以就算有个新导演登场，大家也根本不当回事儿。可是以前不同，出一个新导演，虽然不会像状元一样地来个独占鳌头的琼林宴，骑骏马游街十字披红及第，也够影人茶座上的各位仁兄仁姐聊上几天几夜的了！”
香港记者：“李先生能否谈谈《后门》影片对邵氏公司的影响？以及您与邵氏公司的合作？……”
李翰祥：“《后门》对邵氏公司当然会有好的影响，这个话题自不必多谈。至于说我与邵氏公司的合作，我可以告诉报界，我对邵氏公司有很深的感情。诸位知道，上海的‘天一’公司是邵氏影城的前身，‘天一’的创业之作《立地成佛》就是由邵村人先生编剧、邵醉翁先生导演的。它1925年6月拍出来时，比我出生的时间还早九个月呢！诸位知道邵村人先生在我没出世的时候，就已是位多产的编剧家了，到我三十岁那年，他居然跟我说，他邵村人对电影是外行，还真是虚怀若谷，可敬可佩！这就是我与邵氏公司的感情！当然，我在香港和邵氏公司订约的那年，现在的邵逸夫先生还在新加坡。其实邵氏公司是个笼统名称，详细分来应该是邵村人先生和他的公子维英、维镇们的‘父子公司’，和邵仁枚、邵逸夫二位的兄弟公司。邵氏另外的老大醉翁是没有份的。我加入邵氏公司的时候，邵逸夫先生还在新加坡，所以在港的应该是邵氏的父子公司。”
日本记者：“有人说您所导演的第一部获奖电影是《貂婵》，从马尼拉回香港以后受到邵氏公司的隆重欢迎。请问您在香港大导演的地位是从那时才奠定起来的吗？”
李翰祥：“我不是什么大导演。在香港比我还优秀的导演多得很，当然也就不敢称什么地位的奠定。但是，《貂婵》获奖后在机场受到欢迎却是真的。那时掌邵氏父子公司宣传部的是吴勉之，抗战时期，他在后方《扫荡报》任职，所以认识很多新闻界的朋友。他把父子公司的宣传，搞得也算有声有色。如今《貂婵》得了五项最佳金禾奖，怎能不大张旗鼓地吹打一番，何况又有电懋公司欢迎得奖者的先例。所以我们由飞机的门里一出来，还真吓了一跳！飞机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不说，还有几十幅高四尺长四丈的红布校条，写什么‘欢迎邵氏代表团荣归’啦，‘庆贺邵氏代表团荣获五项大奖’啦，我也无暇一一细看。不知道吴勉之在哪儿找到那么多的‘学校乐队’，总有七八伙之多，由我们一下飞机，就开始洋鼓洋号地吹吹打打。与我们同行的外国人看在眼里，脑子里直画问号，一个个左张右望地交头接耳。他们也许希望在旅客中找到麦克阿瑟吧，不过后来看见我们手中的五根棒槌（指奖杯），也就明而又白了。”
场上响起一阵哄笑声。
李翰祥继续口若悬河地讲道：“一出机场的铁闸，倒的确吓了我一跳。只见我的拜弟胡金铨，大哥冯毅欢呼着我的名字，和李昆、小迷糊他们几个，一窝蜂似地跑到我的面前，拦腰的拦腰，拖腿的拖腿，然后一、二、三，猛地把我举到半天高，抱起来就走。回头看一看，邵逸夫先生也和我一样地被人举了起来。一时间震耳欲聋的喊声、掌声、洋鼓洋号声，夹杂着一万头的鞭炮声。我沉浮不定地被举在人群中前进，还真有点阿Ｑ摸了小尼姑头之后的那种飘飘然！……”
一片热烈的鼓掌声。
掌声过后，胡蝶用她那很好听的夹杂几分广东乡音的普通话回答新闻媒体的问话：“我已经年过半百了，我历经沧桑，对于名利看得很淡泊。但我在电影的拍摄中找回了自己。我又重新接上了那和观众中断了多年的联系！……”
老华侨朱坤芳高兴得泪眼婆娑，此景此情，使他的思绪又飞回到1933年3月29日下午，那是《明星日报》为庆贺胡蝶当选电影皇后，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流的大沪舞场举办了“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朱坤芳有幸来到了会场，这是一场极为罕见的盛会。当《新闻报》主笔严独鹤宣布胡蝶以压倒多数票当选首届“电影皇后”时，全场鼓乐齐鸣，花彩缤纷。无数倩丽女子，簇拥着艳妆华服、容颜俏美的胡蝶徐徐走出。胡蝶向来宾鞠躬，会场掌声如潮。颁发证书仪式由大会临时主席王晓籁主持。当胡蝶接过那大红烫金的“电影皇后”证书后，全场男女宾客们都一齐拥向前去，一瞻胡蝶的风采。
胡蝶接过“爱国童子”献上的鲜花，仪态万方地向四座颔首致礼。然后在众人欢呼喝彩声中，胡蝶以清亮的歌喉唱了一支安娥所作的《最后一曲》：
“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勤，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
你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着东北的怨鬼悲鸣？莫待明朝国破浪永存，先生，
今宵红楼梦未惊。看四海翻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我不能和你婆娑舞沉
沦，再会吧，我的先生。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
大地，为着民族最后光明……”
朱坤芳被胡蝶那动人而亢奋的歌声感动得潸然落泪了……
胡蝶正在答日本记者的提问：“您问我获奖后的感觉，我首先应感谢李翰祥导演！李翰祥的严谨作风是一贯的。他给了我表演上的许多帮助，才取得了《后门》的成功！这次我再回影坛，应邀到邵氏公司拍电影，真有回娘家的感觉。我是1926年进入‘天一’，1928年离开的，到1959年重又回来拍《后门》，整整过了三十年啊！……”胡蝶透过记者席间的人丛，远远地望见了一双她十分熟悉，又十分亲切的眼睛。那是她自港来东京后日思夜想的朱坤芳！她没有想到朱坤芳居然鬼使神差地来到东京，胡蝶望见了那双给她以无限力量的眼睛。她的心狂跳了起来。一连两位记者向她发出新的提问，胡蝶都没有听清。直到导演李翰祥从旁悄声地提醒她，胡蝶激动的心绪方才平息，她决计用最简短的语言结束她的谈话，面向黑鸦鸦的记者席说道：“先生们，我已经离开影坛十年了。过去我演惯了年轻人的角色，现在要演适合自己年龄、身份的中年人角色，不免有些生疏。但是‘两代女性’的拍摄，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深切地知道，60年代电影的发展、观众水准，乃至四五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导演、演员，他们远远超过了二三十年代的水平。要使观众对自己不失望，我仍然需要兢兢业业挖掘自己的潜力，向新的演员学习！”
热烈的掌声中，胡蝶结束了她的谈话。她见导演李翰祥已经被一大群记者团团包围，就独自穿过一张张座席，来到大厅的最后一排。胡蝶向朱坤芳伸出手来说：“朱先生，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赶到东京来。我的成功离开你当初的支持，简直就是不可想象……”朱坤芳急忙摇头摆手说：“不不，大姐，我来东京可决非为分享胜利喜悦的，我是要回横滨的，那里还有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呀！……”
在胡蝶临街的宽敞套间客厅里，胡蝶正忙着为朱坤芳斟茶，布上点心水果。她要款待这位远从香港赶来的老朋友。
“朱先生，你知道吗？我这次借随团参观的机会，有幸在横滨拜访了你的那个‘国医堂’啊！”胡蝶为他烧好了咖啡，亲昵地献给他说：“我从你的弟子王子纲那里，头一次知道了你的过去。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有结婚啊。朱先生，真是苦了你。万没有想到天底下居然有一位如此痴情的男人，他可以为一个偶像偷偷地单恋了近四十个年头啊，真是太苦了……”
“大姐！……”朱坤芳的脸涨红了，像年轻男子那样有些羞怯难当。“大姐，这些话我根本就不想说，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与您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您也没有任何责任。我是一厢情愿啊！……”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胡蝶有些嗔怪地笑道。“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有许多话，待我们回到香港以后，我是要告诉你的……”朱坤芳接过她递来的咖啡，叹道：“大姐，可惜我暂时要在横滨住上一段时间，怕是短期不能回香港了。因为这里毕竟还有我的‘国医堂’啊！……”
“朱先生，你不该在这种时候离开我。我现在仍然需要有人来帮助我的，也需要有人理解我和支持我。”胡蝶目光真诚，以恳求的口气对朱坤芳说：“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希望你能在背后支持我拍电影啊！……朱先生，你愿意当我赖以生存和行走的拐棍吗？”
“只要您需要，我是愿意的，大姐。”朱坤芳为胡蝶的真诚所感动，他微微蹙眉说：“我马上回横滨去安排一下，我想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我还会再去香港的！……”
“好！”胡蝶紧紧地握住朱坤芳那枯瘦的手，正色地说：“我等待着你尽快地回来……”
“翰祥兄，你真是耐得住寂寞啊！如今你已经是香港邵氏公司的首席大导了，为什么还是如此的清苦呢？”说这番话的是胡金铨。他是李翰祥在邵氏公司最为亲昵的拜友与同乡，所以胡金铨推开房门时就无拘无束地大嚷大叫。
这正是1962年的盛夏。七月的港九即便在傍晚的时候，火炭般的一轮日头冉冉沉下西方天际以后，位于尖沙咀的恒星楼上仍然还是闷若蒸笼。李翰祥热得只穿背心裤头，左手摇着一只偌大的蒲葵扇，双脚插在一只盛满冷水的塑料盆子里，正在桌案前挥汗如雨地写着电影《王昭君》的导演台本。李翰祥自从由香港载誉归来以后，他又为邵氏公司开拍了两部历史故事片，一部是《杨贵妃》，另一部是《武则天》。两部电影都是在日本的京都选下了外景地，拍出来后的两部新片不但在香港叫响叫座，而且还向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广为发行，一时间李翰祥声望日隆。邵逸夫对李翰祥也愈加青睐看重，因为李翰祥不仅为邵氏争光，而且又赚来了大笔可观的收入。现在，李翰祥正在邵氏公司执导由著名影星林黛女土所主演的古装历史片《王昭君》，李翰祥为了寻找一个寂静无人之地，煞下心来修改润饰《王昭君》的分镜头剧本，他索性离开家人，独自搬到尖沙咀的恒星楼来。现在，就在《王昭君》即将开拍的时候，胡金栓却忽然间跑到外人所不知详址的恒星楼来。李翰祥惊诧地望着满额汗渍的胡金栓走进来，他撂下手中的笔问：“金铨，我们不是已经约定，在我改剧本期间不约会吗？你为何又不守信用，干扰我的思路？……”
“翰祥兄，我也知道你的约定是雷打不动的，可是今天我来恒星楼却是迫不得已。”胡金铨生得仪态从容，相貌堂堂。他也是北方口音，冷眼一看，与李翰祥俨如同胞弟兄一般。胡金栓与李翰祥之所以成为在邵氏公司中独一无二的拜把子兄弟，决非因为李、胡两人均是北方人，而是因为李、胡两人均是率直的豪爽性格。胡金铨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931年生于北平的胡金铨，自小酷爱文艺。他是李翰祥由上海来港的翌年从北平直接走过罗湖桥的。只是胡金铨来香港后与李翰祥走的路不同，他是先到一家印刷厂打工当校对，后来又升任财会助理。本来胡金铨这辈子没缘进入影界，只是因为他在北平时就酷爱美术，久慕李翰祥的大名。所以在1952年的一个阴雨靠集的春日，胡金铨无意间拨通了长城电影公司的电话：“请问，这里有一位从北平过来的李翰祥先生吗？”说来也巧，当时接胡金铨电话的人，恰好就是被朱旭华先生由永华公司引到长城公司画布景的李翰祥本人。李翰祥当时一怔，问：“你怎么也是北平口音？你是谁？……”
胡金铨说：“我是从北平来港不久的胡金铨，因为我在北平时也做过徐悲鸿校长的弟子，所以很久就闻知你李翰祥的大名啊！……”
李翰祥最初听到胡金铨地道的北平口音，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又听说他也在北平艺专拜过徐悲鸿先生为师，顿时激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