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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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月里，茅盾的眼睛不能多用，大脑的思维活动却活跃得很。他暂时抛开《路》，又回到“城市──农村三部曲”上来，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他又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
在眼睛康复以后，他续写完了《路》，就根据提纲写完了“约有若干册的详细的分章大纲”。
他写的《提纲》，我们可以从茅盾晚年的《回忆录》里读到。而“分章大纲”，他在《回忆录》中说：“都丢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大纲”的一部分──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已经发现，刊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一辑。这几章“大纲”，是如此详细，简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缩本！
然而，当他提笔要根据“分章大纲”写成小说时，“感到规模还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他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而且，“关于军事行动的描写，即使作了调查也未必能写好。”因为他没有在部队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经验。于是他“就有再次缩小计划的考虑，彻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他仍在积极地进行创作的准备。先是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遇到的那些同乡、亲戚、故旧，他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尤其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丝竞争，使得中国各地的丝厂纷纷倒闭。仅1930年，上海的丝厂就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镇江、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丝厂，也十之八九倒闭。这使他改变了原来主要写纱厂的计划，决定以丝厂作为基点。他又从同乡故旧的口中知道，1929年中国各省火柴厂宣告破产的，达三十八家之多。这又坚定了他以写“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原定计划。”
为了写好丝厂和火柴厂的民族资本家，他再一次去丝厂、火柴厂参观。他写道：“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且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人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周促伟的性格在书中算是另一种典型，我同样是综合数人而创造的。”
因为小说中要写到公债投机，他找了个朋友带进入华商证券交易所实地观察。这个朋友叫章郁庵，他们曾一起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现在章郁庵是交易所的一个经纪人。他向茅盾说明了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以及什么是“空头”（卖出公债者），什么是“多头”（买进公债者）。
走进交易所的大门，茅盾看到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很象大戏院的池子，而池子则象是一个蜂房。章郁庵让他看池子后方上面，那里站着一些袖子卷到肩胛边的拍板人，这些人后面的电光记数牌上跳动着红光闪闪的阿拉伯数字。他心想：“啊，这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会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那些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他看这边，有两个人咬着耳朵密谈；瞧那边，又有两个人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上的一张椅子里有一个人弓着背抱了头，似乎在转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呢？
有时，茅盾还在交易所观察到，一些无稽的谣言竟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他感到，“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这些人更敏感的人了。”
1931年春天，他因为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这部小说的写作又拖延了下来。
夏季酷热异常，茅盾住在三楼，常常“热得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先写出新的分章大纲，把精力专注在“左联”的工作上。
10月，他觉得写作长篇的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便辞去“左联”的行政书记，专心写作起长篇来。
当全书脱稿时，茅盾在“后记”中写道：“《子夜》十九章，始作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其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变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卒成书，未遑细细推敲。”
这部长篇刚写好前面几章，《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找到他，打算从1932年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茅盾为此曾拟了三个题目：夕阳、燎原、野火。最后决定叫《夕阳》。
这是取息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暗喻蒋介石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表面上是全盛时代，实际上已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不料突然发生了“一二八”上海战争。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军侵略的炮火烧毁，他交去的那部分《夕阳》稿子也被焚毁。幸好那是孔德止抄的副本，他亲手写的原稿还保存着。
全书写完后，他经过再三斟酌，决定将书名改为《子夜》。他想：“夕阳”概括着旧中国社会的日薄西山，一派混浊、暗淡，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而“子夜”不仅包含着旧中国黑暗的一面，同时也象征着既已半夜，快天亮了，黑暗过去，黎明就要来临了。
“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到来的先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从《夕阳》到《子夜》，这书名的更易，正反映着茅盾的思想在创作中不断深化。
《子夜》在1933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茅盾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想到鲁迅多次问过写作《子夜》的进展情况。现在《子夜》终于出版了，应该尽早给他送上一册。
第二天2月4日，茅盾拿了《子夜》，和孔德止一起，带了儿子，去北四川路底的鲁迅家中拜访。
鲁迅接过茅盾的新作，翻开扉页一看，是空白的，就向茅盾郑重提出：“雁冰，你怎么不签上大名呢？来来，这书你得签名，好让我留念。”他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上毛笔。
“这一本是给你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茅盾说。
“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仍坚持让他签名。
于是，茅盾在《子夜》的扉页上端正地写上：“鲁迅先生指正”，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鲁迅日记》对这件事的记载是：“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报以积木一盒，儿童绘本二本，饼及糖各一包。”
过了几天，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变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变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子夜》出版后，引起了各界读者的注意。“左联”内的党组织对《子夜》进行了讨论，瞿秋白、朱明、朱自清、吴组缃、赵家璧、侍桁等都写了评论。连曾是学衡的吴宓也撰文说他“最激赏此书”，认为《子夜》“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小说的技巧“可云妙绝”。
从2月至4日的三个月内，《子夜》重版了四次；初版印数为三千本，每次重印各为五千本，均销售一空。陈望道对茅盾说：“你这本《子夜》的发卖真是空前啊！连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你在这本书里描写到了她们。”
茅盾的表妹（即卢鉴泉的女儿）宝小姐也破例读了《子夜》。有一天，她竟问茅盾：
“表哥，你写的吴少奶奶，是拿我做模特儿吗？”
对于她的误会，茅盾只好笑而不答。
二五、痛失诤友秋白
茅盾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编选工作。他把自己撰写的《导言》和原稿交给赵家璧时，已是1935年3月上旬。
在搬往极司非尔路信义村1弄4号的前一天，茅盾去向鲁迅告别。
“哦，你们明天就搬走吗？”鲁迅问。
“是的，家里的东西都整理好了。”茅盾答。
“这样，我们商量事情就不方便了。”
“因为住得远了，往后不是紧要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
茅盾告诉鲁迅，他到大陆新村已有两年，知道他住址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且自从国民党当局实行图书杂志审查后，他卖文的收入减少许多，加上乌镇老家的房屋要翻修，每月六十元的房租就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妻子为这件事唠叨过多次，要换个房租便宜的地方。信义村的房子是二楼二底，每月房租四十元。那里既有租界的安全，又有租界所没有的隐蔽和宁静。
从谈话中茅盾发觉鲁迅心情不好，于是起身告辞。鲁迅却拉住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秋白被捕了。”
“啊，怎么会呢？”茅盾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问：“这消息可靠吗？”
鲁迅拿出一封信，说：“这是他化名给我寄来的信，你看。”
茅盾接过信，凑近灯光，看到瞿秋白给鲁迅写道：“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子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我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鲁迅说：“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又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中共组织被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要找这样一爿店，又能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个铺子。”
“就怕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是要靠党的方面来想办法。”
茅盾和鲁迅两人木然对坐，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从鲁迅家里出来，茅盾匆忙回到家中，关严房门，把瞿秋白被铺的消息告诉了孔德止。
她一听就哭了起来。茅盾说：“你别哭，让人听见了不好。我们要尽力协助鲁迅、协助党营救秋白！”
那还是1921年瞿秋白在苏联旅行期间，把他所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书稿寄回国内，由他的好友郑振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茅盾看到了两部原稿，觉得他的文章极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幅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是一个博学、思路敏锐、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
当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以为十月革命一成功，苏联马上就变成了人间乐园。而一旦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想象不相符合，就一下子，上狂热变成冰冷。对于这样的人，茅盾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们的病。
大约1923年春天，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教务会议上，茅盾第一次遇见瞿秋白。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茅盾教小说研究，也讲希腊神话。瞿秋白真是人如其文，幽默得很！
茅盾记得郑振铎和高君箴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郑振铎发现他母亲没有图章，不能在结婚证书上盖章。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谁知派去送信的人带回的信笺上写的却是“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急需，限日限件，润格加倍；
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
郑振铎以为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转求于茅盾。第二天上午，茅盾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看了说：
“何必送这样重的礼！”茅盾把红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新郎郑振铎和新娘高君箴的。新郎新娘两章合成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既表示祝福，又寓郑、高二元，恰好是五十元。忙对郑振铎说：“秋白开这个玩笑，真出人意外，妙，妙！”两个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茅盾感到瞿秋白的篆刻比自己高明得多，就把自己刻的图章收了起来。
早在1927年春，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茅盾，常去向瞿秋白请示工作。
此时，他耳边又响起瞿秋白的声音：“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当时，报纸要着重在这样三个方面……”秋白是多么好的上级和同志！
在文学事业上，秋白则是茅盾的一位诤友和知音。1932年5月，光华局出版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路》。他的《后记》中说：“因为《教育杂志》的主持人希望小说的内容和教育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写了学生生活。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就略加改动，使由‘中’而‘大’。”这里说的“有位朋友”就是瞿秋白。《路》出版后，瞿秋白看了全书，又提出书中有些恋爱的描写可以删去。
后来此书再版时，茅盾就删去了三四页。
在茅盾的《三人行》发表以后，瞿秋白写了《谈谈〈三人行〉》一文。他肯定茅盾写这个中篇小说的立场和创作意图，但又指出：“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三人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