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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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夜不能睡眠……“对于《子夜》，他写道：“《子夜》是茅盾所写的最长的作品，也是最近的作品。……他起意要写这部小说还在1930年他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来以后。1934年2月，南京政府查禁了二百多种左倾书籍，这《子夜》也在内。但后来因为各书店的抗议，南京政府重行‘审查’，命令书店将《子夜》的第四章和第十五章全行删去，始准继续发售。所以在中国的《子夜》是不全本。”　　
　　这里说的“《子夜》是不全本”，是指被国民党命令删去第四、第十五章后的开明版《子夜》。然而在1934年下半年，茅盾却收到了一套分为上下册、用道林纸精印的全本《子夜》。送这本书的那人告诉茅盾，出版这个全本《子夜》的救国出版社，是巴黎的一批进步华侨办的，他们还出版了一种《救国时报》的报纸，也是宣传革命的。这使茅盾深为感动，他写道：“想来是为了反衬国民党反动派禁书之义而出此。由此也可证明，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的大举‘围剿’，其结果与他们的愿望正相反，革命文艺更加深入人心了！”　　
　　在国内，直到解放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书的《子夜》。　　
　　《自传》刚完稿，鲁迅也把“材料”寄来了。茅盾展读鲁迅的信：　　　　
　　明甫先生：　　
　　找人抢替的材料，已经取得，今寄上；但给S女士时，似应声明一下：这并不是我写的。　　
　　专此布达，并颂　　
　　　　春禧　　
　　　　　　　　　　　　　　　　树　顿首二月二夜　　　　
　　于是他把鲁迅寄来的“材料”连同他写的《自传》，用挂号信寄给了史沫特莱。　　
　　旧历年来到了，大红的春联和喜庆的爆竹使人们的心头舒畅了一些。茅盾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他到鲁迅家中拜过年之后，鲁迅送他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停下脚步，对他说：“明甫，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了。”　　
　　“哦，这可是个大喜讯！”茅盾兴奋地应道。　　
　　“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鲁迅接着说。　　
　　“好呀！我赞成。”　　
　　两人继续往楼下走。鲁迅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　　
　　茅盾点头赞同，又问道：“可是电报怎么发出去呢？”　　
　　“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这时他俩已走到楼下，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下去。　　
　　后来，茅盾因为忙其他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这件事。　　
　　在茅盾与鲁迅的单独接触中，他感到鲁迅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怀有崇敬的感情。只不过这些话鲁迅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讲，在通信和日记中，他是不谈或故意不记的。　　
　　史沫特莱和鲁迅、茅盾心有灵犀一点通，她的建议得到了两人的赞同，鲁迅以他和茅盾的名义拟了电报，交给了她。她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寄莫斯科，又由莫斯科发到陕北，几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告诉茅盾：“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是在我离开延安前几天才收到的。”　　
　　直到后来，茅盾才看到这份由史沫特莱建议并代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二十五年后，史沫特莱为美国反动统治者所迫害，病逝于伦敦的医院里。茅盾听到噩耗，茫然若失。1950年5月14日，他撰写的《悼念A·史沫特莱女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文中，他满怀深情地抒写道：　　
　　“……一个人或者一个朋友的死，或使人悲痛，或使人愤慨，或使人惋惜，或使人惘惘然若将无以解除积年之负疚，……　　
　　“在中国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年代，A·史沫特莱是在中国，而且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在全世界还被反动派的谎言所迷蒙的时候，她是把‘红色中国’的真相第一次告诉了世界人民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位朋友。……　　
　　“我们悲痛，愤慨，哀悼我们失去了一位热情的朋友，民主的战士和进步的作家。愿您灵魂永远安息，A·史沫特莱！”　　　　　　　　　　　　
二七、儿子去游行　　　　　　　　　
　　茅盾把家搬到信义村不久，就送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进了曹家渡的时代小学。女儿入该校附设的初中班，儿子读小学六年级。　　
　　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多半是工人子弟，他们入学都比较晚年岁也比沈霞和沈霜大一些。这些工人子弟读完小学就不再升学，因为已经到了可以当学徒的岁数，而且想升中学也由于学费太贵，读不起而作罢。　　
　　时代小学的校长脑筋一动，想出了附设初中班的办法，收取学费从低，这既满足了一些工人子弟升学的渴望，他又多了一笔收入。　　
　　初中班的学生不多，只有十几个。班主任是刘老师，他因兼教六年级的国文，沈霜也就成了他的一个学生。　　
　　天，沈霜放晚回到家里，忐忑不安地说：“爸，今天刘老师把我找去，问我《子夜》是不是你写的？”　　
　　孔德止在一旁听到，不待茅盾回答，忙问：“什么？刘老师哪会晓得的？”　　
　　茅盾让儿子放下书包，坐在凳子上慢慢地说。　　
　　原来事情是这样引起的：沈霜平时喜欢看小说，他去年已读过《七侠五义》，这几个月里又读了巴金的《雾》、《雨》、《电》。一天，初中班的一个学生发现他正在看小说，两人就交谈起来。后来，他看见那个中学生正在看《子夜》，于是用带点骄傲的口吻说：　　
　　“这本书是我爸爸写的！”那个中学生吃惊地望着他，不相信地说：“你别瞎说，这小说是茅盾写的，你知道茅盾是谁？”“茅盾就是我爸爸。”沈霜答道。“哦，是你爸爸！　　
　　那他真了不起！刘老师经常夸他的书写得好哩！”“真的？”“我骗你干什么！你不信，我和你去见刘先生。”　　
　　在刘老师的单人宿舍里，刘老师指着《子夜》问他：“这本书是你父亲写的吗？”沈霜点了点头。“你父亲不是教书的吗？”刘老师想起学生登记册上，他父亲的职业一项填的是“教员”，便又问他。沈霜并不知道他父亲隐姓埋名和所填职业的情况，他有点慌了，但仍坚持说：“我爸爸是写字的。”……　　
　　孔德止听儿子这么说，着急得很：“哎呀，小祖宗，这下可坏事了！谁叫人乱说一通的？　　
　　德鸿，快给他换学校吧！”　　
　　茅盾并不紧张，沉着地说：“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既然刘老师自己和他和学生在读《子夜》，可见都是正派人。”　　
　　“照你这么说，不是没事情啦？”妻子说。　　
　　“不是，”茅盾叮嘱儿子：“你明天早上到学校去找刘先生，就说是弄错了，是自己瞎说的。”　　
　　“这……这我怎么说……”　　
　　看到儿子面有难色，茅盾坚持道：“就照我讲的说，自己弄错、瞎说的。”　　
　　第天、沈霜拉了那位大同学去“更正”。刘老师一听就听出他是在说谎，但并没有追问下去，反而对他说：“沈霜，你爱看小说，我这里有，你空时可来取去看。”　　
　　后来，茅盾了解到刘老师思想倾向进步，引导中学生读的书籍有不少是左翼作家的作品。　　
　　然而他还是警告孩子们在学校里说话要小心。　　
　　1936年的“五卅”纪念日来到了。上午11点，茅盾还在伏案写作。忽然房门开了，儿子走进来对他说：“爸，下午我要到市商会去。”　　
　　“噢，到市商会去──”他猛然记起妻子昨天说，儿子近来常常和同学们出去，有时走到文庙公园，来回足有二十里路，他年纪这么小，要走伤身体的。于是转身问儿子，“到市商会去干什么？”　　
　　“开会。”儿子回答，脸上浮出按捺不住的笑影。　　
　　茅盾盯着儿子的脸想，今天是5月30日，难道儿子也要去参加“运动”？　　
　　“三个人同去，都是同班的。”儿子猜想父亲有不让他去的意思，又加了一句。　　
　　茅盾了解儿子，平时关于他自己的事，是不肯对父母多说的。他也不主张对儿子的事多加干涉。这时只是问：“认识路么？”　　
　　“认识。同去的人认识。”　　
　　茅盾关照儿子来去路上都坐“巴士”。他取了两张角票，下楼去给儿子。妻子正在烫衣服，看到他来了，就说：“阿桑要到市商会去参加群众大会。你已经允许他了么？他先同你说，他知道你不会拦阻他。我想不让他去，有危险，可是他说爸爸已经答应了。”　　
　　茅盾说：“大概没有危险。”　　
　　“倘使被捕了，你怎么说？”妈妈问儿子。　　
　　“我说，轧闹猛的。”　　
　　“嗳嗨，你看，”她对茅盾说，“他们连‘口供’都对过了。有组织的，他们准备有冲突呢。”　　
　　“是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怎么知道今天在市商会开大会？”茅盾问儿子。　　
　　妻子代儿子说明，学校里并没有正式叫他们去，可是鼓励他们去。谁要是去了，不算缺课。教员也有去的。她对丈夫说：“依我看，还是不要让阿桑去的好；他太小了。”　　
　　“妈，你别噜苏了，快点给我炒蛋炒饭罢。12点我要和他们会齐的。”儿子催促她。　　
　　茅盾和妻子坐在旁边看儿子吃蛋炒饭。妻子叮嘱儿子：“开过会倘使去游行，阿桑，你还是不要去罢。”茅盾也说：“游行可以不去。你的肺病刚好，多走要伤身体的。况且，要是半路里被冲散了呢？你又不认识路，怎么回来呢？”　　
　　儿子大声说道：“不怕，不怕！不认识路，我会问，会叫车子！车钱呢？”　　
　　茅盾把两张角票放在儿子手里，送他走出门外。他妻子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儿子走出弄堂口。　　
　　回到客堂里，妻子抱怨茅盾不该先允许儿子去开会。她说：“我原先打算和他同去，倘使要游行了，就带他回来；可是后来一想，我去不免会碰到许多认识的人，再说阿桑也不肯跟我回来的。”　　
　　“自然，”茅盾笑着说，“他要跟群众走，怎么肯跟你母亲呢！”　　
　　“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就凭一股血气，胆又大，──你应该教教他。”　　
　　“怎么教？教什么呢？难道对他说，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么？他太小了，不能理解的。”　　
　　下午6点钟，阿桑没有回来。8点钟，阿桑还是没有回来。于是茅盾和妻子都着急起来了。　　
　　这时一个朋友来看他们，带来参加当天集会得到的一些传单。两人听说下午没有出事情，才把心头的石头放下。但是妈妈担心儿子迷了路，三番五次地走到弄堂口去张望。　　
　　直到夜晚9点15分，阿桑才跑跳着奔进家门。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红红绿绿的传单，象是捧着宝贝似的交给父母亲。　　
　　茅盾和妻子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游行的？快讲给妈妈听听。”母亲拉着儿子的手问道。　　
　　“我们到了五卅公墓，后来到北火车站，有兵拦住不让过去，队伍就散了。”　　
　　“脚走痛了吧？”　　
　　“一点也不痛。”阿桑说着又摸出一张印着红色的小纸说：“这是口号，喊得真高兴呀！”　　
　　茅盾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年来，虽然自己和妻子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政治问题，可是孩子们不但知道共产党好，蒋介石政府坏，而且还会唱《国际歌》，家庭环境对他们还是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儿子今天去参加了第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他还会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的。我们老一代曾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冲向街头了！好啊！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接力赛。靠着这种接力赛，中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　　　　　　　　　　　　
二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再过二十多天，就是进入1934年。　　
　　这天下午，茅盾坐在写字台前，花了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散文：《冬天》。他搁下笔，目光从第一行依依看下去，到了结尾，他轻轻地读出了声：“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的时候，一定先有‘冬’。　　
　　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忽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妻子陪着傅东华来了。傅东华对他说，根据可靠消息，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周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国民党的禁令就要下来了。又说，听那透露消息的人的口气，《生活》肯定要禁了，《文学》似乎还有圆转的余地。茅盾提议他去摸清国民党市党部的真实意图，然后再采取对策。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了。他对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给他们审查。他向对方表示：对于寄到编辑部来的稿件，都是根据文章的质量决定取舍的，标准就是《文学》发刊词上说的，“只要诚实由衷的发抒，只要是生活实感的记录，而又是憧憬着一个光明之路的作品，我们就欢迎。”现在市党部提出一、二这两条，倒使我们难办了，这里没有个标准可以掌握。至于第三条则是政府下令规定的事。他们要他回来考虑考虑。　　
　　“第一第二两条都是空话，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不会办的，关键是第三条。”茅盾笑了笑说。他认为国民党要对杂志下手，这是预料中的事，从《申报》的《自由谈》半年来对付国民党检查的经验来看，要瞒过那些低难的审查老爷的眼睛，还是有办法的。于是又对傅东华说：“看他们最后怎样决定吧。反正有一点要对他们说清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