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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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起义。崇祯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害。
〔５〕 爱新觉罗 清朝皇室的姓。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
〔６〕 轩辕 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７〕 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 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８〕 “宁赠友邦，不给家奴” 这是刚毅的话。刚毅（１８３４—１９００），满洲镶蓝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曾任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他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他所说的朋友，指帝国主义国家。
新药〔１〕
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２〕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３〕，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声息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也来加以冷冷的讪笑。
为什么呢？为了九一八。
想起来就记得，吴稚老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一开口，却连躲躲闪闪的人物儿也来冷笑了。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
九一八以后，情形就有这么不同了。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４〕。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
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
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
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吴稚老 指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卖过革命者章太炎、邹容。一九二四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清党”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帮凶。
〔３〕 指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南昌专电”：“吴稚晖谈，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此时正酝酿派亲日分子黄郛北上，与进犯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协，因此《大晚报》“星期谈屑”曾载《吴稚晖抗日》一文，对吴的谈话加以嘲笑，文中说：“自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久已不闻吴稚晖先生的解颐快论了，最近，申报的南昌电，记着吴老先生的一段谈话”，“便是吴老先生的一张嘴巴，也是无从可以救国了”，“吴老先生的解颐快论”，只不过是“‘皓首匹夫’的随便谈谈而已！”
〔４〕 药渣 见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
‘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
‘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
“多难之月”〔１〕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２〕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３〕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希奇古怪！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
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４〕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５〕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６〕“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
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
五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济南惨案 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
〔３〕 革命政府成立 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五月五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
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５〕 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选给宋子文，又在四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６〕 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如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骨董数件。”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１〕
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个自称姓“张”的〔２〕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
讽刺等类为什么是不负责任，我可不知道。然而听人议论“风凉话”怎么不行，“冷箭”怎么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骂人不敢充好汉，胆小。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砰砰碰碰的轰炸，是着实痛快得多，虽然也似乎并不胆大。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３〕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４〕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自称姓“张”的 指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的投机文人。
这段话见于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发表的《拥护》一文。
〔３〕 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４〕 金圣叹批《三国演义》 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吴县（今属江苏）
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１〕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２〕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
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３〕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４〕，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５〕，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
“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
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
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６〕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
“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７〕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 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
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