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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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也嚷着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５〕吗？其实何止文法科。
就是中学生也太多了。要用“严厉的”会考制度〔６〕，像铁扫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数的智识青年刷回“民间”去。
智识过剩何以会闹恐慌？中国不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还不识字吗？然而智识过剩始终是“客观现实”，而由此而来的恐慌，也是“客观现实”。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
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然而单是铲除还是不够的。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第一，是命理学——要乐天知命，命虽然苦，但还是应当乐。第二，是识相学——要“识相点”，知道点近代武器的利害。
至少，这两种适合实用的学问是要赶快提倡的。提倡的方法很简单：——古代一个哲学家反驳唯心论，他说，你要是怀疑这碗麦饭的物质是否存在，那最好请你吃下去，看饱不饱。现在譬如说罢，要叫人懂得电学，最好是使他触电，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飞机等类的效用，最好是在他头上驾起飞机，掷下炸弹，看死不死……
有了这样的实用教育，智识就不过剩了。亚门〔７〕！
七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赊借麦粉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签定“棉麦借款”合同，借款五千万美元，规定以五分之四购买美棉，五分之一购买美麦。
〔３〕 “丰收成灾” 一九三二年长江流域各省丰收，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地主和商人的操纵，谷价大跌，造成了丰收地区农民的灾难。
〔４〕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谈话，他把当时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荒谬地归之于“现行教育制度不适合农村环境之需要”，说“现行教育制度在乡间提倡愈甚，则农村之破产愈速。故欲求农村之发达，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
〔５〕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大学限制招收
文法科学生，令文中说：“吾国数千年来尚文积习，相沿既深，求学者因以是为趋向，而文法等科又设备较简，办学者亦往往避难就易，遂致侧重人文，忽视生产，形成人才过剩与缺乏之矛盾现象。”（据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
〔６〕 会考制度 国民党政府自一九三三年度开始，规定全国各中小学学生届毕业时，除校内毕业考试以外，还须会同他校毕业生参加当地教育行政机关所主持的一次考试，称为会考，及格者才得毕业。
〔７〕 亚门 希伯来文ａLｍｅLｎ的音译，一译“阿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祈祷结束时的用语，表示“诚心所愿”。
诗和豫言〔１〕
虞明
豫言总是诗，而诗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过诗而已，诗却往往比豫言还灵。
例如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然发现了：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
这几句《推背图》〔２〕里的豫言，就不过是“诗”罢了。那时候，何尝只有九十九把钢刀？还是洋枪大炮来得厉害：该着洋枪大炮的后来毕竟占了上风，而只有钢刀的却吃了大亏。
况且当时的“胡儿”，不但并未“杀尽”，而且还受了优待〔３〕，以至于现在还有“伪”溥仪出风头〔４〕的日子。所以当做豫言看，这几句歌诀其实并没有应验。——死板的照着这类豫言去干，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时候，有人特别打了九十九把钢刀〔５〕，去送给前线的战士，结果，只不过在古北口等处流流血，给人证明国难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这种豫言歌诀当做“诗”看，还可以“以意逆志，自谓得之”〔６〕。
至于诗里面，却的确有着极深刻的豫言。我们要找豫言，与其读《推背图》，不如读诗人的诗集。也许这个年头又是应当发现什么的时候了罢，居然找着了这么几句：
“此辈封狼从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汪精卫〔７〕著《双照楼诗词稿》：译嚣俄〔８〕之《共和二年之战士》这怎么叫人不“拍案叫绝”
呢？这里“封狼从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却偏偏把人当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万人”的愤怒的确是不可挽回的了。嚣俄这诗，是说的一七九三年（法国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党，他没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应验。
汪先生译这几首诗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是白话的世界。现在，懂得这种文言诗的人越发少了，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处，正在似懂非懂之间，叫人在事情完全应验之后，方才“恍然大悟”。这所谓“天机不可泄漏也”。
七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推背图》 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是《烧饼歌》中的两句。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中常流传着这两句话，表示对满族统治者的仇恨。《烧饼歌》相传是明代刘基（伯温）所撰，旧时常附刊于《推背图》书后。
〔３〕 指清皇室受优待，参看本卷第９７页注〔７〕。
〔４〕 溥仪出风头 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６〕。
〔５〕 打了九十九把钢刀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当时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与亲友捐资特制大刀九十九柄，赠给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 “以意逆志，自谓得之” 语出《孟子。万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７〕 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 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及该党副总裁。自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主张对日本侵略者妥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开投敌，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死于日本。他的《双照楼诗词稿》，一九三○年十二月民信公司出版。
〔８〕 嚣俄（Ｖ。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 通译雨果，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他在一八五三年写作长诗《斥盲从》（收入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歌颂一七九三年（即共和二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国士兵奋起抗击欧洲封建联盟国家武装干涉的英雄业绩，谴责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第三发动反革命政变时的追随者。汪精卫译的《共和二年之战士》，系该诗第一节。
“推”的余谈〔１〕
丰之余
看过了《第三种人的“推”》〔２〕，使我有所感：的确，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长江轮船的统舱，却还没有这样的“推”得起劲。
那时候，船票自然是要买的，但无所谓“买铺位”，买的时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铺位，一早带着行李下船去罢，统舱里全是空铺，只有三五个人们。但要将行李搁下空铺去，可就窒碍难行了，这里一条扁担，那里一束绳子，这边一卷破席，那边一件背心，人们中就跑出一个人来说，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时可以开会议，崇和平，买他下来，最高的价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战斗的英雄，可就容易对付了，只要一声不响，坐在左近，待到铜锣一响，轮船将开，这些地盘主义者便抓了扁担破席之类，一溜烟都逃到岸上去，抛下了卖剩的空铺，一任你悠悠然搁上行李，打开睡觉了。倘或人浮于铺，没法容纳，我们就睡在铺旁，船尾，“第三种人”是不来“推”你的。只有歇在房舱门外的人们，当账房查票时却须到统舱里去避一避。
至于没有买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无疑的。手续是没收物品之后，吊在桅杆或什么柱子上，作要打之状，但据我的目击，真打的时候是极少的，这样的到了最近的码头，便把他“推”上去。据茶房说，也可以“推”入货舱，运回他下船的原处，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因为“推”上最近的码头，他究竟走了一个码头，一个一个的“推”过去，虽然吃些苦，后来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种人”，好像比现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胡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
我并非眷恋过去，不过说，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罢了。但愿未来的阔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动”的码头去——则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第三种人的“推”》 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作者署名达伍。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是指鲁迅在《推》中所说的“洋大人”和“上等”华人以外的另一种人。达伍的文中说：“这种人，既非‘上等’，亦不便列作下等。然而他要帮闲‘上等’的来推‘下等’的。”又举长江轮船上的情形为例说：“买了统舱票的要被房舱里的人推，单单买了船票，而不买床位的要被无论那一舱的人推，推得你无容身之地。至于连船票也买不起的人，就直率了当，推上岸或推下水去。万一船开了，才被发现，就先在你身上穷搜一遍，在衣角上或裤腰带里搜出一毛两毛，或十几枚铜元，尽数取去，充作船费，然后把你推下船底的货舱了事。……这些事，都由船上的‘帮闲’者们来干，使用的是‘第三种推’法。”
查旧帐〔１〕
旅隼
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２〕，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３〕，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４〕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然而这办法之在现在，可未免太“古道”了。
古人是怕查这种旧帐的，蜀的韦庄〔５〕穷困时，做过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较为通俗的《秦妇吟》，真弄得大家传诵，待到他显达之后，却不但不肯编入集中，连人家的钞本也想设法消灭了。当时不知道成绩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从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这诗的钞本，就可见是白用心机了的，然而那苦心却也还可以想见。
不过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必须砍下脑袋，再行投胎。斩犯绑赴法场的时候，大叫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为了另起炉灶，从新做人，非经过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烦得很。
不过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净坛将军〔６〕摇身一变，化为鲫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作者或自以为写得出神入化，但从现在看起来，是连新奇气息也没有的。
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
“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
“古道”怎么能再行于今之世呢？竟还有人主张读经，真不知是什么意思？然而过了一夜，说不定会主张大家去当兵的，所以我现在经也没有买，恐怕明天兵也未必当。
七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肉食者言》 原书作《食肉者言》，马成章编，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听涛社出版。内收吴稚晖和现代评论派唐有壬、高一涵、周鲠生等人数年前所写的攻击北洋政府的文章十数篇。这书出版的用意，是在显示吴稚晖等当时的行为和以前的言论完全不符，因为当时吴稚晖已成为蒋介石的帮凶，唐有壬等也大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吏。“肉食者”
，指居高位，享厚禄的人，语见《左传》庄公十年：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３〕 “听其言而观其行” 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４〕 《涛声》 参看本卷第１８３页注〔１３〕。
〔５〕 韦庄（约８３６—９１０） 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晚唐五代时的诗人与词人，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宰相。唐僖宗广明元年（８８０）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长安时，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三年后（中和三年，８８３）他将当时耳闻目见的种种乱离情形，写成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这首诗在当时很流行，许多人家都将诗句刺在幛子上，又称他为“《秦妇吟》秀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