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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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７〕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弥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逃”的合理化》，署名何家干。
〔２〕 指学生到南京请愿一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奋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二月初，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加以禁止；十七日出动军警，逮捕和屠杀在南京请愿示威的各地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
事后反动当局为掩盖真相，诬称学生“为反动分子所利用”、被害学生是“失足落水”
等，并发表验尸报告，说被害者“腿有青紫白黑四色，上身为黑白二色”。
〔３〕 榆关 即山海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为日军攻陷。
〔４〕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处于战区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等，校舍或毁于炮火，或被日军夺占，学生流散。
〔５〕 山海关失守后，北平形势危急，各大、中学学生有请求展缓考期、提前放假或请假离校的事。当时曾有自称“血魂除奸团”者，为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的《骂人与自骂》一文中，也说学生是“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
〔６〕 “遗臭万年”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当局为掩饰其自动放弃山海关等长城要隘的罪行，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上有国民党操纵的童子军组织送的挽联，上写：“将士饮弹杀敌，烈于千古；学生罢考潜逃，臭及万年。”
〔７〕 语言历史研究所 应作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当时设在北平。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归它保管。
一九三三年日军进攻热河时，该所于一月二十一日将首批古物三十箱、古书九十箱运至南京。
崇实〔１〕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２〕和不准大学生逃难〔３〕，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４〕，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５〕《黄鹤楼》诗以吊之，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６〕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北平的迁移古物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
〔３〕 不准大学生逃难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
〔４〕 禹是一条虫 这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六十三页）
〔５〕 崔颢（？—７５４） 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黄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８〕 文化城 一九三二年十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这实际上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电的利弊〔１〕
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２〕，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３〕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４〕，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切利支丹殉教记》 原名《切支丹E殉教者》，日本松崎实作，一九二二年？霭妗Ｒ痪哦迥晷薅┰侔媸备拿肚兄Уぱ辰碳恰贰Ｊ橹屑鞘鍪兰鸵岳刺熘鹘淘谌毡镜牧鞔约叭毡窘桓贝饨ㄍ持谓准抖蕴熘鹘掏降牟锌崞群屯郎钡那榭觥！扒兄Уぁ？
（也称“切利支丹”），是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日本译名。
〔３〕《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佚文中有类似记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来
俊臣逼供，“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
〔４〕 爱迪生（Ｔ。Ａ。Ｅｄｉｓｏｎ，１８４７—１９３１） 美国发明家。精研电学，有很多发明创制，如电灯、电报、电话、电影机、留声机等。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逝世后，世界各地曾悼念他。
航空救国三愿〔１〕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２〕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３〕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
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４〕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５〕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
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二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申挤。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马占山（１８８５—１９５０） 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他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他曾率部抵抗，当时舆论界一度称他为“民族英雄”。上海福昌烟公司曾以他的名字做香烟的牌号，并在报上登广告说：“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３〕 航空救国 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强行募捐。
〔４〕 洋烈士 一九三二年二月，有替国民党政府航空署试验新购飞机性能的美国飞行员萧特（Ｂ。Ｓｈｏｒｔ），由沪驾机飞南京，途经苏州上空时与日机六架相遇，被击落身死，国民党的通讯社和报纸曾借此进行宣传。萧特的母亲闻讯后，于四月曾来中国。
〔５〕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公开执行卖国投降政策。
一二八战争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宣言中曾声称“中央既定长期抵抗之决心”，此外又有“心理抵抗”之类的说法，这些都是为推行投降政策而作的掩饰辞。
不通两种〔１〕
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２〕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３〕，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见“不通”的处所。
不过现在不说这些；要说的只是在笼统的一句“不通”之中，还可由原因而分为几种。
大概的说，就是：有作者本来还没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４〕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５〕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６〕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二月三日。
因此引起的通论B：
“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