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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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申报。自由谈》时，题为《感旧》，无副题。
〔２〕 “骸骨的迷恋”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斯提（叶圣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期发表过一篇《骸骨之迷恋》，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这句话便常被引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３〕 “新党” 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被称为新党；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出现主张彻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因而前者被称为老新党。
〔４〕 甲午战败 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侵略朝鲜并对中国进行挑衅，发生中日战争。中国军队虽曾英勇作战，但因清廷的动摇妥协而终告失败，次年同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５〕 《学算笔谈》 十二卷，华蘅芳著，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收入他的算学丛书《行素轩算稿》中，一八八五年刻印单行本。
〔６〕 《化学鉴原》 六卷，英国韦而司撰，英国傅兰雅口译，无锡徐寿笔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
〔７〕 “富强丛书”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曾出现过“富强丛书”一类读物。如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张荫桓编辑，鸿文书局石印的《西学富强丛书》，分算学、电学、化学、天文学等十二类，收书约七十种。
〔８〕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进士，清末提倡洋务运动的官僚之一。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军机大臣。《书目答问》是他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任四川学政时所编（一说为缪荃孙代笔）。书中列有《新法算书》、《新译几何原本》等“西法”数学书多种。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字筱珊，江苏江阴人，清代藏书家、版本学家。
〔９〕 《庄子》 战国时庄周著，现存三十三篇，亦名《南华经》。《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
〔１０〕 “旧瓶不能装新酒” 这原是欧洲流行的一句谚语，最初出于基督教《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提倡白话文学的人，认为文言和旧形式不能表现新的内容，常引用这话作为譬喻。
〔１１〕 “五更调” 亦称“叹五更”，民间曲调名。一般五叠，每叠十句四十八字，唐敦煌曲子中已见。“攒十字”，民间曲调名，每句十字，大体按三三四排列。
〔１２〕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他给陈独秀的信中，当时曾经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
“感旧”以后（上）〔１〕
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２〕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４〕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
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
，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备考B：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施蛰存 江苏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３〕 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４〕 《烈女传》 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节义”等七类。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５〕 “第三种人” 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１０〕。
“感旧”以后（下）〔１〕
丰之余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
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２〕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
一
个“自注”道——“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
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３〕，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
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
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４〕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 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著有《扬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