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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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监狱》载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按章克标、邵洵美都是《人言》的“编辑同人”，作者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到“章（克标）编《人言》”的事，说：“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
　　〔７〕　丸造氏　即内山完造，参看本卷第１８２页注〔６〕。
　　〔８〕　贬落了黑诗人　见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载《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现代美国文学专号”。
　　黑诗人，指美国黑人作家休士（Ｌ。Ｈｕｇｈｅｓ　１９０２—１９６７）。
　　〔９〕　《鲁迅翁之笛》　刊于《十日谈》第八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署名静（陈静生）。画中为鲁迅吹笛，群鼠随行。曹聚仁曾在《涛声》第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发表《鲁迅翁之笛》一文，批评了这幅漫画；接着漫画作者在《十日谈》第十一期发表《以不打官话为原则而致复涛声》进行答辩。《涛声》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国民党政府吊销登记证而被迫停刊。
　　〔１０〕　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　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三十年代以“第三种人”自居，攻击左翼文艺运动，曾编辑《新文艺》、《现代》等刊物。
　　〔１１〕　现代“语录体”　指当时林语堂等提倡的模仿宋人《语录》的文白夹杂的文字。
　　〔１２〕　武官们开的书店　指上海神州国光社。该社在一九三一年后曾接受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的投资。
　　〔１３〕　《大美晚报》　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起曾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１４〕　托尔斯泰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时，写了一封给俄国皇帝和日本皇帝的信（载于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国《泰晤士报》，两月后曾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指斥他们发动战争的罪恶。又托尔斯泰很不满意当时的教会（俄国人信奉的是希腊正教），在著作中常常猛烈地加以攻击，他于一九○一年二月被教会正式除名。
　　〔１５〕　见《伪自由书。不通两种》附录《官话而已》。
　　〔１６〕　“你们反省着”　或译“你悔改吧”，是基督教《新约全书》中的话。
　　〔１７〕　电影检查会　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由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是迫害左翼文艺运动的机构之一。
　　〔１８〕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语出《晋书。阮籍传》：
　　“（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竖子，对人的蔑称，与“小子”相近。
　　〔１９〕　中权　本指古代军队中主将所在的中军。《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中权后劲。”晋代杜预注：“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这里引申为政治中枢，是说当时一些文人在反动当局指使下进行造谣诬陷的阴谋活动。
　　　　　　　　　　　　　　　　　　花边文学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一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１〕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２〕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３〕，小品文半月刊《太白》〔４〕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５〕，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６〕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７〕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８〕，官家的书报检查处〔９〕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１０〕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１１〕。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１２〕。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
　　　　　　　　　　　　　　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１〕　《申报》的《自由谈》　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２〕　新任者　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３〕　《中华日报》　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４〕　《太白》　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
　　〔５〕　青年战友　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
　　〔６〕　“花边”　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７〕　文公直　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８〕　《闲话皇帝》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９〕　书报检查处　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１０〕　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　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
　　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１１〕　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　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
　　〔１２〕　北五省的自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一九三四年
　　　　　　　　　　　　　　　　未来的光荣〔１〕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２〕，后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扬古久列〔４〕，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５〕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２〕　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３〕　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　法国小说家、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４〕　伐扬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　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５〕　“外国文氓”　德哥派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