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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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３〕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
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
〔４〕 伊本涅支（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ａ′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
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 西万提司（Ｍ。ｄｅ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１５４７—１６１６） 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６〕 诺威 挪威。
〔７〕 改造社 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再论重译〔１〕
史贲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３〕，鲁迅译的《毁灭》〔４〕，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５〕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６〕。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七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３〕 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 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
〔５〕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６〕 绥拉菲摩维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 苏联作家。《铁？鳌肥撬某て∷怠？
“彻底”的底子〔１〕
公汗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彻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彻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
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
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
但“彻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
七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知了世界〔１〕
邓当世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２〕。所以，有人〔３〕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４〕。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５〕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
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６〕，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燧人氏，神农氏 都是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
〔３〕 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４〕 “与民同乐” 语见《孟子。梁惠王》。
〔５〕 拉芳丁（Ｌａ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１６２１—１６９５） 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
〔６〕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
算账〔１〕
莫朕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２〕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３〕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４〕，其实，并不是的。
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５〕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６〕。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７〕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七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几位学者 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清代学术概论》等；胡适推崇清代学术发展，说此时期“古学昌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时代。”（《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３〕 小学 我国汉代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４〕 犹太人 从前欧洲人的偏见，以为犹太人都善于经营，对人吝啬，因而常称精于计算的人为“犹太人”。
〔５〕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前者指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
〔６〕 “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７〕 重修 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