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 作者:高宣扬_2-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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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阿德勒同弗洛伊德在理论上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说弗洛伊德在追寻精神病根源和分析人类心理活动时很重视心理内部的因素的话，那么，阿德勒就强调社会的和实际生活过程的作用。他尤其强调儿童所受的教育与成年人所受的再教育对改造心理所起的作用。例如，阿德勒认为，环境对儿童心理所起的重要影响可以从独生子、孤儿与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儿童在心理方面的差异中辨别出来。同样，在治疗精神病症时，弗洛伊德很重视那些已经积压成“潜意识”的“以往经验”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找出导致精神病的以往经验，就可以很自然地找出治好疾病的关键。阿德勒则认为以往的经验仅仅是产生精神病的一个根源，要治好疾病主要取决于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及病人的适应能力的培养。
第二，弗洛伊德很重视“性”的因素，而阿德勒认为促使人们行动的是“追求权力”的欲望、胜过他人的野心等等。
第三，阿德勒的心理学以“卑劣感”为中心概念，提出了“补偿论”。在阿德勒看来，人人都有“卑劣感”；只是有人能克服或超越它，有的人则只能作卑劣感的奴隶。人从小孩的时候起，就有卑劣感。例如，儿童在不会站立时，就想站起来，在不会走路时，就想要走路。其结果，屡次的失败就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事事无能。但是，在外界和环境的不断刺激下，小孩子往往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克服“卑劣感”的心理，这就是“权力欲”的萌芽。在阿德勒看来，权力欲就是对于“卑劣感”的“补偿”。在日常失活中，有很多“补偿”的例子。如失去右手的人，就善于使用左手。补偿的努力人人都有，但其程度和效果并不一样。有的人的补偿努力不能持久，会中途退缩，因而达不到补偿的目的；有的人则努力地达到补偿与“卑劣地位”的平衡；还有的人则会使补偿超出原来的“卑劣性”，被称为“超度补偿”，结果，原来的卑劣地位转化成为”优越地位”。例如，口吃的德漠斯特纳斯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克服了口吃，成为古希腊雅典的最著名的雄辩家。他在马其顿入侵希腊时，发表动人演说，谴责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野心。所以，在阿德勒那里，德漠斯特纳斯成了“超度补偿”的典型。卑劣感表现在性的方面，就出现了女性的卑劣感，其结果使女性产生“男性的抗议”，意即女性拒绝当女性角色，争取成为男性角色。
弗洛伊德对于阿德勒的这些观点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弗洛伊德认为，阿德勒的这些观点必然走向对潜意识理论的否定。在给费伦齐的信中，弗洛伊德轻蔑地称阿德勒为“小弗莱斯”。弗洛伊德还认为，阿德勒的理论同尼采的“追求权力的意志论”毫无差别。
阿德勒也不愿向弗洛伊德妥协，他强调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独创性，并自称他的心理学是一种“个人心理学”。但他解释说，他所说的“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他声明，他用“个人”这个词仅仅强调“人格”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当然，阿德勒的观点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它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但是，他的所有这些观点，从萌芽的时候起，就显示出与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格格不入。所以，在一九—一春天，阿德勒便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
同阿德勒一起与弗洛伊德发生决裂的，还有另一位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斯泰克尔（1868－1940）。
斯泰克尔，也和阿德勒一样，很早就积极参加在弗洛伊德家中举行的“周三讨论会”。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更谈不上是一个理论家。他和阿德勒不同，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并不感兴趣。他所注重的是实际问题。此外，他和阿德勒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对潜意识的态度。阿德勒似乎否认潜意识的存在，斯泰克尔则承认潜意识的存在及其作用。
由于注重经验与实际问题，斯泰克尔在“象征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一九—一年，斯泰克尔发表了关于梦的著作，就在这部著作中，斯泰克尔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象征学”。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私下承认斯泰克尔的贡献。
斯泰克尔的性格，还是比较热情、乐观。弗洛伊德有一次对赫依兹曼谈到斯泰克尔，说：“他不过是一个吹鼓手而已，但我仍然还是很喜欢他。”弗洛伊德的这个评价虽然有点过分，但毕竟点出了他的个性中的弱点——不踏实。他的性格只适于交际，而不利于科学研究。他的浮夸作风，使他的科学论文缺乏扎扎实实的论据和论证。有一次，弗洛伊德问斯泰克尔，在他的文章中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的病人。斯泰克尔毫不在乎地说：“他们都是我假设出来的”。弗洛伊德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深感不满，因此，弗洛伊德建议《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不要刊载斯泰克尔的不牢靠的文章。
弗洛伊德认为，斯泰克尔没有主见，随风倒，人云亦云。弗洛伊德曾说，斯泰克尔只是阿德勒的“附属品”。
弗洛伊德同斯泰克尔的决裂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分裂的导火线是斯泰克尔同塔乌斯克的争吵。弗洛德伊很讨厌他们之间的争吵。但弗洛伊德觉得塔乌斯克毕竟有独特的才能，所以，弗洛伊德准备从一九一二年起让塔乌斯克主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斯泰克尔则表示，他绝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个组织上的安排，他“绝不允许塔乌斯克的文章发表在师心杂志》上”。显然，斯泰克尔已经表现出目中无人的态度，他以为他在“象征学”方面的成就已经可以使他取得与弗洛伊德平起平坐的“领导人”的地位。斯泰克尔经常说，“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可以看到远比巨人广阔得多的视野。”当弗洛伊德听到斯泰克尔喜欢说的这句话时，很严肃地说：“可能是这样，但呆在天文学家头上的虱子并不这样。”
最后，斯泰克尔的狂妄自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竟写信通知出版商停止出版《中心杂志》。这样，弗洛伊德同他的决裂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斯泰克尔宣布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为此写信给阿伯拉罕说：“我很高兴，斯泰克尔终于自己走自己的路。……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人。”
同阿德勒与斯泰克尔的决裂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的表面化，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弱点。虽然很难简单地评论双方的对错，但它毕竟说明精神分析这一新理论还有待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证。
弗洛伊德传第十五章 揭示迷信的心理根源
第十五章 揭示迷信的心理根源
弗洛伊德所出身的家庭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是充斥着宗教迷信的烟雾和气氛的。他在那样的客观条件下长大、受教育，但却没有沾染上宗教迷信的污迹。他从懂事的时候起，他的保姆就带他去教堂，给他讲圣经故事，他爸爸妈妈又给他系统的宗教教育。他听着、思考着这一切。但随着知识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他终于怀疑这一切，并坚决地鄙视它们，抛弃它们。他把目光转向自然界，转向现实生活，转向人体及其活动本身，发现客观事物的奥秘就在它们自身。他象达尔文那样，认为不需要从超自然中寻找事物的本质。所以，当他研究心理的时候，他也只在人体内部，在人心内部，在人所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寻找和探索规律。他在著作中多次批判超自然的力量，批判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更重要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行为和实际体验表示他同宗教迷信势力的决裂。
更可贵的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对宗教归结为简单的“谩骂”，他在指出宗教迷信的谬误之后，还认真地、科学地分析产生迷信的心理根源。
事情还是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的第十二章——命定论、机遇和迷信——谈起。在那一章中，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现象探索迷信心理的产生根源。
弗洛伊德举例说，一九零四年初，他度假归来。照例，每天要去探望一个九十岁高龄的女病人。“工作是那样单调无聊，在去看病的路上和看病当中，潜意识一不小心便要透露出来。她已超过九十高龄，所以，每过一年，我便要自问，她到底还能活多久。”这就是说，在给这位老病人看病前，早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弗洛伊德的内心中隐藏着一种想法：认为她已过九旬，实在无根治的希望，因而每天两次着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治疗。实在没有多大必要。这种思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又被压抑下去，强迫自己去给她看病，因而，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已经逐渐形成关于不愿给她看病的潜意识。
有一天，弗洛伊德匆匆搭了一辆车去。停车站上每位马车夫原都熟知她的家址，因为弗洛伊德常雇他们的车去。可是，那天车过其门而不停，车夫把车驾到另一条外观相似的街道，停在同样的号码前。
弗洛伊德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外的差错。但是，它同任何一种“偶发行为”（见《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及本书第十章）一样，是潜意识的表现——是弗洛伊德心中不太愿意给这位老病人看病的心理的表现。
弗洛伊德说：“但是，如果我迷信，我会把它当作预兆，认为是在暗示着老妇人的大限已近，活不过今年了。历史上无数有名的预兆，大多数也不过是玩弄这种象征的手法而已。”
弗洛伊德很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与我的心理活动无关的事情能泄露天机、预卜未来的真相；但我相信，我自己心理活动的无意中的表露，一定是包含着隐瞒于其内的某些因素。也就是说，我相信外在的（实在的）事可以是偶然的，但不相信内在的（精神的）现象会是意外的。迷信的人正好相反，他们对偶发的错误行为的动机一无所悉，他相信精神生活里有所谓偶然或意外；所以他不免就常在外在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其‘意义’，在己身之外追寻神秘的天机。在我和迷信者之间存在着两大差异：第一，他把动机投射到外面去，我则在自己身上追寻；第二，他认为意外是一种事件，是外在的原因引起的结果，我则在一己的思想活动里求解释。他认为神秘的地方，我都看作潜意识，并努力揭露存在于‘偶然’之下的伏流，用人人所能了解的方法来解释。
根据这样的看法，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由于人们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原因毫无所知，才把本来存在于心中的潜意识的动机“异化’咄去，在超自然的“彼岸世界”中寻找神秘的本原。所以，他说，所有的迷信观念“都只是投射到外在世界中的人心罢了。”
弗洛伊德对于人类心理的这种自我外化还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说：“远在洪荒时代，人类的思想初萌，他欲解释外在世界的种种现象，舍人神同形同性论别无他途，唯有依自己的影象为自然及超自然力塑造种种人格，把它们人格化。他们一概以迷信的态度解释外在的意外，视之为他人或具人格的力量的意愿和作为（原始人相信，一个人的死必定是他人恶意、作祟、祈祷的结果）。当他们从他人的无意动作中推出严重的结论时，他们表现得象妄想症病人那样（比如相信他人在作法使巫，促你早死——这是原始人和妄想症病人共有的想法）。”
所以，弗洛伊德继续说：“你若有机会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处的思想，便不难一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真相，而知它们便是迷信的根源。”
当然，弗洛伊德在这里讲的，是产生迷信的一部分心理根源。他远没有全面地揭示这个心理根源的全部内容，更没有分析产生迷信的社会根源和其他客观条件。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用这么短的篇幅，当然不能囊括‘迷信心理学’的一切。”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全面探索的宗教迷信的问题，在一九一二年的《图腾与禁忌》中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一九一二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这一年年初，弗洛伊德筹办的《意象》杂志正式问世发行了。同时，《图腾与禁忌》这部重要著作也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一年年底，弗洛伊德又创办《精神分析杂志》。尽管这一年里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弗洛伊德对自己的成就是满意的。
《意象》杂志由汉斯·查赫具体负责。这一杂志的创办目的是要开辟一个非医学性的心理研究的新阵地。弗洛伊德早就打算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探索医学和心理学以外的其他重要问题，特别是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意象”这个名称本来就是取自斯匹德勒（1845—1924）的那部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我最早的经历》的。“意象”原文“Imago”的本来意义是用来表示年幼时遗留下来的理想化的父母形象的，所以，有时将它译成“成象”。弗洛伊德在一九—一年就集中地思考了宗教的心理根源问题。所以，《意象》杂志创办后，弗洛伊德便将他研究原始人宗教、文化的成果发表在上面。
《图腾与禁忌》研究存在于原始民族部落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追溯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原始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全书共分四章，分别论述“乱伦的禁忌”、“禁忌和矛盾感情”、“精灵说、巫术和思想的万能论”及“图腾崇拜现象在孩童时期的重现”。
我们在这里，只着重分析弗洛伊德的论宗教观点。
弗洛伊德从分析玻利尼西亚人关于“塔布”（即禁忌）的双重意义入手：一方面，它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