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 作者:大卫·奥格威_2-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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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希望赢得的客户是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家。我发现直接接触那些大宅院的主人是个错误，因为不经他们的厨师许可，他们不敢买我的东西。而从在他们的厨房里的厨子开始——比直接向那些坏脾气的老太太们开始，则有效得多，一旦得到她们的赞扬，余下的事就好办了。有时我会向女主人许诺：“如果您买一个雅家炉，我会帮您找来苏格兰最棒的厨师。”如果这个充满诱惑的提议被拒绝，我就会把这个傻女人的厨师挖到另一个接受我的提议的家庭去工作。就这样，我树了许多敌人，同时也得到了同样多的好客户。
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宅院雇十几个佣人一点都不稀奇。我认识一个乡村牧师，他家有16个仆人，长得漂亮的都被派到厨房那种不会被人见到的地方干活，而长得丑的，则可以上楼伺候主人。佣人的年薪很少超过25英镑，所以那个牧师所有佣人的薪水加在一起，一年也花不了他四百英镑。
有天早上，我按了一个大宅院后门的门铃，发现厨子正急得不得了。她的炉子（不是雅家炉）坏了，而王室要来参加午宴。我想办法把她摔坏的炉子修到勉强能用，并说服她让我帮忙。我不知道当天的菜有没有在那家的宴会上出现过，但客人的祝酒辞有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我跟佣人们一起在佣人餐厅吃中饭时，那个满心感激的厨娘让我坐在她右边，而且说服管家安排我到楼上见主人。我从主人那儿拿到了订单。离开的时候，厨娘在我车子的行李箱中放了一对雉鸡。
我有一些古怪的顾客，但是没一个比得上克斯拍上校（Colonel Cuthber－t）那种怪法。一位将军来检阅上校这个团时，士兵们举枪警礼，军乐队演奏国歌，而我们这位英勇的骑上上校也上马行礼。但是因为又像往常一样多喝了两杯，他从马背的另一边摔了下去，然后立刻四肢并用从马肚子底下爬过去，绕到这一边再上马。然后他又从另一边摔下去，然后再爬到这一边上马。就这样一次、一次、又一次，他的士兵们拼命保持安静，并维持敬礼姿势——而军乐队照旧演奏他们的“天佑吾皇”。
有一天，天气很好，我卖了一只雅家炉给大卫·麦克唐纳（Day Macdonald）——圣安德鲁（St．Andreiws）和爱丁堡的罗马夫主教大主教。炉子装好后一个星期，这位圣人跑来找我，问我想不想要他代为介绍他教区内的所有女修道院。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开车跑遍苏格兰，敲遍所有女修道院的门。每一间修道院的主持修女都在等我造访，手里拿着笔，准备在购买合约上签字。多年后，我听说爱丁堡长老会的混混们当时常常拿石头砸麦克唐纳大主教的座车。约翰·诺克斯（JohnK nox）所倡导的基督教精神真是被这位大主教发挥到极致了！
在大主教尽力帮我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充分显示了苏格兰长老会的残酷。我的一位堂兄送他家牧羊人的儿子到伦敦史莱德学校（Slade School）学习艺术。因为那个男孩不会说英语，所以被安排到一位会讲盖尔语的医生家中寄宿。那位医生的女儿与一位有妇之夫有染，并且怀了孕。那时候堕胎还是非法的事，所以她必须马上找个丈夫。谁会比这苏格兰来的小乡巴伦更合适呢？他们结婚七个月后，一个小男孩出生了，而那位天真的牧羊人儿子还以为他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无比骄傲地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家乡。他们本来可以从此幸福快乐地过日子——如果不是因为长老会的长老们听到了闲话。那些长老决定本着基督徒的本分，告诉那位“父亲”他被欺骗了。第二天，牧羊人的儿子就把婴儿送进了孤儿院，并再也不跟他的妻子说话。
我同意哈兹利特（Hazlitt）说的话：“苏格兰人，作为一个民族特别令人不快。他们不但自己憎恨任何安乐，而且也不让别人过得安乐。他们的社会风气、宗教信仰，以至生活习惯都同样是反欢乐的。他们既阿谀绉媚，让人恶心，又抑郁、冷酷，让人寒心，这就是他们著名的作风。”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说：“我一辈子都在力图喜欢苏格兰人，但却不得不在失望中放弃这种尝试。这些人沉闷乏味得让人生气。我怀疑这些人是否生来就彼此厌恶。”一次奥格威家族的～个人试图在萨缨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面前为苏格兰人辩护，他得到了那句著名的反驳：“苏格兰人眼中最了不起的愿望就是找到进入英格兰社会的捷径。”
苏格兰让我喜欢的只有我的秘书和红葡萄酒。苏格兰出产的上好红葡萄酒比法国出产的还多。苏格兰的红酒有种紫萝兰、古老铁器和皮革的味道。
我的假日都消磨在爱尔兰，到凯瑞郡游览外祖父费尔菲尔德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詹迈特（Jammet）的餐厅与我都柏林（Dubblin）的朋友们闲谈，他们是：厄斯金·查尔德兹（Erskine Childers），当时是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后来成为爱尔兰共和国总统；马瑞·康宁汉（Mar 一Jorle Cunningham），圣灵女校（Trinity School forGirls）的女校长；西恩·马克安迪（Sean MacEntee），他是我们的的财政部长，替我们付账。在与阴沉多疑的苏格兰人相处之后，他们显得多么有趣而友善啊！
一次，参观雅家在伦敦的烹饪学校时，肯星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厨师告诉我，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爱丽斯公主正热衷于向她的朋友索要他们厨师的拿手好菜的食谱。那些厨师对此很反感，因此故意把佐料的分量弄错，好让公主的厨师做不出同样的东西。爱丽斯公主把那些阴谋破坏的食谱之一交给我那位厨师朋友，并让她为一次晚宴做那道菜。她照着菜谱练习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找出了其中故意弄错的部分，使那次晚宴一切顺利。我朋友感激涕零，后来邀请我从一个小洞中偷看了一次官庭晚会。
回到爱丁堡，我雇用了我的女房东，克里斯汀·罗布克（Christine Roebuck）为我的客户上烹饪课。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是斯盖岛（island of Skye）来的移民，凭着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当上了哈利·派恩·怀特尼（HarryPayne Whitney）在第五街的豪宅的厨师。上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遇到了宰杀、烹调马里兰泽龟的难题。她从没听过泽龟这种东西，更别说见过了。但是现在就有一只摆在眼前，硕大无比，包着厚厚的甲壳，活生生地在餐具洗涤室的角落里挣扎。一位好心的英国男仆自告奋勇帮她杀龟。他把大龟放在厨案边上。泽龟把头、尾、脚都缩进坚硬的甲壳中。男仆把一支火钳放进火里烧红，然后从泽龟的尾部戳进去。这个行动吓了大龟一跳，于是把头伸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当儿，男仆用切肉刀剁下了泽龟的头，罗布克太太的名誉得救了。
罗布克太太的烹饪课不时被她自己的针对苏格兰刚刚出现的民族主义的长篇大论打断。她的公寓在公主街，面朝那座公主城堡。我的室友是康普顿·麦肯锡（p－ton MacKenzie），他有关节炎，他的呻吟和叫喊常常令我睡不着觉。那儿傍晚常有高地音乐会，我们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吃罗布克太太独家的爱索麦片粥（Athol Brose），那是麦片、蜂蜜和麦芽酒的危险组合。享受着罗布克太太做的美食——群鱼、松鸡、麦片蛋糕、福法喜饼（Forfarbridles）、肚包羊杂、木萄甜饼，还有其他好多好多东西，我过得简直像个王子。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有一天傍晚，她的朋友莫瑞·麦克拉伦（Morav Ma－claren）喝醉了——“醉到连猪都可以认做老婆”（套句罗布克太太的话）——并用极恶毒的话侮辱我，我一气之下就提了行李搬到一家饭店。一位住在那里的老寡妇疯狂地迷恋上了比她年轻50岁的我。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都一起玩“陷饼”纸牌（gin rammy）。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有点老糊涂，而且常常“想”得很大声，所以我一定会知道她手里有什么牌以及她认为我手里有什么牌。那些日子，我的收入比我那份推销员的薪水多了一倍。我真是个畜生。
销售雅家炉具给我拜访那些我感兴趣的人家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借口，于是我有机会参观了爱丁堡附近的霍普顿（Hopetoun）——也就是伟大的亚当王的宫殿，科塔奇城堡（Corachy Castle）——跟我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贵族奥格威家族的乡间毛哪，还有因沃尼斯（In．verness）的科瑞蒙尼（Corrimony）——我爷爷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在我们家族的墓地里，我发现了一位夭折的姑祖母的墓，墓碑上刻着由长老会撰写的恶魔般凶狠的碑文：“一个被自由的恩赐所拯救的罪人。”在这些以销售为名，以探访为实的“入侵”中，有时我还会在佣人餐厅受到厨子的款待，偶尔我也会抛开签订单的任务。
傍晚的时间，我都花在爱丁堡贫民区的少年俱乐部。那儿的男孩都来自因绝望而蜒而走险的贫困家庭，13岁就开始在工厂做工。俱乐部的头儿，南基·布朗（NunkyBrown），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缓刑监视官，他的使那些不良少年免于因犯罪而入狱的高超手段，使我非常惊讶。我在那儿的工作是指导那些男孩演戏。在我们排演的戏中，有三部参加了一个戏剧节，而且每一部都在它所属的项目中得了金牌。评委们说：“导演这些戏的人是推进苏格兰民族戏剧运动的最大希望。”这番话满受用的。
因为我推销雅家炉的成绩实在太好了，公司委托我写一个指导其他销售人员的手册（作者注：《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们在30年后看到那个手册时，他们报导说，那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销售手册）。我寄了一份手册复本给我哥哥法兰西斯，他当时在伦敦一家名叫美瑟一克劳瑟（Ma山er＆Crow比er）的广告公司工作，于是这家公司就雇用了我。此后的三年，我都在那儿工作。我流连于通宵音乐会和舞会。我与小姐们嬉闹，还与南希·基林考特（Nancy）和马丁·迪·基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航行索伦特海峡（the Solent）。我跟奥利怫·希尔（OliVer H＊）一起做小丑般的行径，和安德利·西蒙（Andre Simon）、莫瑞斯·希利（MauriceHealy）一块儿在外面吃饭，喝下很多很多的上好红葡萄酒。我帮助一个年轻的美国电台通信记者爱德华·莫罗（Edward R．Murrow）招待我们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广告大亨，不可一世的希尔·布莱克特（Hil Blackett）。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到下议院去听议员们辩论，我怎么敢承认当时的我正梦想着在唐宁街完成自己的一生经历呢？
我跟纳米尔（Namier）教授变成了朋友，他是一位波兰人，也是研究乔治三世在位期间的统治的权威。“为什么，”我问他，“你老是打着黑领带呢？”“爱德华七世驾崩时我戴上了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出任何换掉黑领带的理由。”像在伦敦的其他人一样，我结识了奥特林·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并在她的花园里与小仙女般的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s）一起喝过茶。我记得那位小姐的下巴上长了个疖子，她用缎带把它遮住，缎带上还有一颗巨大的珍珠在那儿摇摇晃晃。
如果你觉得这些行为都是些轻浮而耽于玩乐的，那你就说对了。当年我25岁。但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养成了拼命工作的习惯。而且在薪水加倍的时候，我像猎狐犬初次尝到血的味道一样，尝到了努力工作的甜头。
芝加哥的一家剪报公司固定给我寄来在美国开展的每一个新广告活动的资料，我从中选出最好的加以抄袭——巨细无遗——然后提供给我的英国客户。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12年后我会在纽约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广告活动，我一定不会相信。我帮德国犹太人联合会（TheCauncil of German Jewry）募集资金，以帮助从希特勒暴政下逃出来的难民，并且以辞职相威胁，成功地阻止了我所在的广告公司接受希特勒的大使为我们的客户。但我实在是太不能容人了，长我7岁并且已经是公司主管的哥哥，不得不给了我一通严厉的教训：
在决定对同事及客户的态度时，可不可以请你思考一下温斯顿·邱吉尔关于罗斯拜瑞国王（Lord Rosebery）的那个警句：“因为他不向别人弯腰，所以他无法征服别人。”还有什么可以比这句话更传神地概括那帮神经质贵族的那种比公众的偏见更狭隘、更顽固的吹毛求疵？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三章 纽约与好莱坞
第三章 纽约与好莱坞
一生经历丰富的男人注定让人羡慕。洛伦佐·达·庞德（Lorenzo Da Ponte）是一个威尼斯的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后来又学做神职人员，但是声名狼藉的私生活迫使他匆匆离开了意大利。他跑到了维也纳，成为国王的秘书，并为莫扎特三部最好的歌剧写了剧本。之后他开了一家药房，后来又在曼哈顿开了一家酒厂。享年89岁，去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意大利文荣誉教授（译者注：荣誉教授，退休后仍保留荣誉头衔）。
犹大·本杰明（Judah Benjamin），来自路易斯安纳州的参议员，当时联合政府的智多星。南北战争后逃到伦敦，是个55岁一文不名的难民。19年后他去世时，已经成为英国酒吧界业务最多的老板。
我移居美国时，我的英国朋友认为我疯了。怎么会抛下一个已经开始发展的大好事业去连野鬼都不认识一个的国家重新开始？其实我当时并不像个快饿死的西西里人，也不像逃离希特勒魔掌的难民。我的这个决定，就像是已经抽中了生命彩票的头等舱，却选择了乘末等舱去旅行一样。
为什么？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冒险。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花同样心力在美国能赚到的钱是在狭小的英国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我想证明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