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 作者:大卫·奥格威_2-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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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冒险。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花同样心力在美国能赚到的钱是在狭小的英国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我想证明没有哥哥的关照，我自己也能成功。部分原因是我为美国的“新政”所鼓舞，认为罗斯福会比张伯伦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读过的那些书激发了我的想像，从马克·吐温（MarkTwain）的《哈克·贝利历险记》（Huck Finn），到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爱迪斯·华顿（EdithWharton）、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Stephen Vincent Benet）描写南北战争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身躯》（John Brown’s BOdy），则使我的想像达到高潮。我并没有当时英国流行的妒美情结。一位老法官曾说：“美国女人穿得像时装图样，言谈像雄孔雀，举止像烧饭婆。”当我和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第～批移民家庭的女孩订婚时，苏格兰的一位表兄来信说：“大家觉得美国女人都像爱德华亲王那位有过离婚记录的美国老婆辛普森太太一样。但是，也许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果真如此的话，希望你的未婚妻就是一个。”
路上，和我同一船舱的路易奇·路西欧尼（LlligiLucioni）给我讲了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的故事。有一个英国人到纽约去，住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Waldorf Astoria）饭店。第一天的晚餐开始时，饭店有名的餐厅领班奥斯卡（Oscar）问了这位英国客人一个谜语（他就是因擅出谜语闻出名的）。“我爸爸有个孩子。他既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姐妹。他是谁？”这位英国客人整顿饭都冥思苦想，最后他放弃了。“是我啊！”奥斯卡给出了谜底。三个星期后，这个英国人回到伦敦，在一次晚宴上讲了这个谜语。没人猜出答案。“是奥斯卡啊，就是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的餐厅领班嘛！”
当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进入眼帘的时候，我不禁喜极而泣。靠岸时，我看到一个用手提凿岩机挖路面的工人正抽着雪茄，在英国，那是贵族才抽得起的奢侈品。
当年我带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亨弗利·洛勒斯顿爵士（Sir Humphry Rolleston），我当医生的叔叔写给伊曼纽尔·利伯曼（Emanuel Libman）医生的。我第～次走进利伯曼医生的办公室时，他抓住我的脖子，用拇指顶住我的耳朵，我痛得要命，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这就是他永远不变的第一步检查，用来测试病人对疼痛的耐受程度，他认为这是进行诊断重要的开始步骤。掐完我的脖子，他又静静地盯了我好几分钟。
“你的肠子在出血。”
“你怎么知道？”
“你背部最上面那条肌肉有酸痛的现象。”
“你怎么知道？”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今天晚上上床前，吃六颗氯化亚汞，明天早上，喝一瓶布鲁托水（Pluto water），然后再灌肠。好了，现在跟我一起去沃伊辛（Voisin）吃中饭——我介绍你认识贝利·德·阿科斯特·格林（Belle deAcosta Green），他是摩根先生的图书馆馆长。”
当时是洛克非勒医学研究中心（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的负责人爱利克斯·卡瑞尔（Aleds Carrel）医生告诉我，医学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说服利伯曼医生在去世前把他的诊断方法写下来。但是这个个子矮小、面孔白白的老先生从令他的同行们困惑不已中获得了孩子般的快乐，所以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让他们如愿。他在生前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但是对他的神技从来是秘而不宣。他可以闻到疾病。有一次，刚走进一家医院，他就宣布：“我闻到了伤寒的味道，把病人找出来。”一点都没错，后来发现一个刚收治的病人正处在伤寒发病初期。
利伯曼医生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了哈定总统（Pres一词ent Hardin），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尤金·梅尔（Eugene Meyer），问他：“副总统是谁？”一柯利艺（Coolidge）。问这干嘛？”“因为哈定活不过六个月。”
结果真是这样。1944年，利伯曼在一部新闻纪录影片中见到罗斯福，预言他会因脑溢血而过早离开人世。有一天晚上，我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碰到利伯曼医生，他作为贵宾出席一所杰出的医学院的毕业餐会。“你的演讲题目是什么？”我问他。“我没有演讲，”他回答，“我告诉这些毕业生他们将来会死于什么病，逗得他们开心极了。”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都是利伯曼医生的病人。爱因斯坦住在柏林的时候，只要不舒服，就拍电报给利伯曼，在电报中描述他的症状。利伯曼就将他的诊断用电报传回去给爱因斯坦。利伯曼医师告诉我，著名谐星哈伯·马克斯（Harpo Marx）第一次来找他看病的时候，是头下脚上，倒立着走进来的。“你干嘛这么额三倒四地走路？”利伯曼问。“我在拉肚子，直着走路憋不住。”
利伯曼把大部分收入，加上从病人那儿募来的大笔捐款，都用来资助年轻医生的研究工作。我的亨佛利叔叔去世的时候，利伯曼写信给我：“请你把随信附上的这封信转交给皇家医学院的摩根勋爵（Lord Morgan）。我准备捐一万美元用于成立一个以亨佛利·洛勒斯顿爵士的名字命名的讲座基金。早点请我吃饭！”
他在64街和他姊姊共有一套高级住宅，但两人住在不同楼层，很少见面。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位老先生从利伯曼的办公室出来，里面的留声机正放着索尔（Saul）的《死亡进行曲》。我问利伯曼为什么放那首葬礼音乐。“这个人快死了。”多年来，利伯曼一直为臭窦疼痛所苦，在办公室里，他鼻孔里总是插着一根包着药棉的探针。有～次他的一个病人在盲肠炎手术中死了，他希望获得许可，切除去世病人的甲状腺，但病人家属拒绝了。那天深夜，利伯曼和卡瑞尔参加完晚宴回家，途中顺便去了停尸房。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利伯曼立刻脱下晚礼服，把手臂插入那个病人的盲肠切口中，一直往上伸，全然不顾尸体的脓液喷在他消过毒的衬衫上，直到他摸到甲状腺，并用手指头把它取出来。
想知道我对美国烹饪术的看法吗？美国的苹果派和面包是世界上最差的，牛排和烤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龙虾也很棒。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两州的火腿别具一格——比英国拜扬尼（Bayonne）、约克（York），或欧洲所有其他地方的都好得多。酥皮饼、甜薄煎饼还有枫糖浆都令人食欲大动。冰淇淋简直是人间美味。但仅此而已。
全世界最棒的厨师是法国人、中国人和比利时人，最差的莫过于爱尔兰人。
我的另外一封介绍信是我的表姐吕贝卡·威斯特写给曾雄霸纽约戏剧评论界多年的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的，化肥胖、和善、风趣、感性，还有点粗鲁。在《人群中的我自己》（Myself Among Others）一书中，露丝·高登（Ruth Gordon）这样回忆我初到伍尔科特在佛蒙特州的私人小岛时的情景：
亚历山大这头公牛的汽艇撞到码头，一个高个子年青人顶着一头像火一样的红发跳下来，跟着他的行李，一路走到早餐桌旁。
“我猜他一定是个石头一样倔的家伙，”伍尔科特一边说，一边走到桌子这儿来，“这位是大卫·奥格威。大卫，这些都是吃白饭的家伙。”
“早！”这位新来的客人说，“有没有书桌？”
“这是他妈的什么怪问题？”伍尔科特问，
“坐下喝点咖啡，这可是你或贵国人民不配享受的高级待遇。”
“谢了，但是我必须先给中佛蒙特铁路局局长写封信，说说这趟不体面的旅程。”
伍尔科特的兴趣被撩起来了。“怎么不体面了？”
“这个国家一定得想办法改善铁路路基。我可以要张纸吗？我要把我的抱怨写下来。”
那些“吃白饭的家伙”是哈伯·马克斯和苏珊·马克斯（Harpo and Susan Marx）、乔治·卡夫曼和碧优·卡夫曼（George and Beau Kaufman）、爱则斯·杜尔·米勒（Alice Duer Miller）、洛尔·弗莱彻曼（Raorl Fleis－chmann）、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爱斯尔·贝瑞摩尔（Ethel Barrymore），以及露丝·高登——伍尔科特佯装爱上了她。在晚餐闲聊的间隙，伍尔科特很大声地说：“奥格威，你是个没有天分的苏格兰中产阶级分子。”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划船载着贝瑞摩尔太太在撒满月光的湖上化游。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出现在伦敦的舞台、演出《骑马水兵团的扫把星上尉》（CaptainJlnx of the Horse Marines）时，邱吉尔就爱上了她。此后的15年，只要他到纽约来，一定会在抵达后的半个小时内派人给她送来玫瑰花。
我发现如果不好好说说美国人的好客个性，就很难描述我初到纽约时的生活。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查尔斯·伯灵翰（Charles C．Burlingham），他是改革运动的老前辈，那时已经80岁了。据说他曾经负责揭露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比er）的腐败丑闻，然后策划了费奥雷洛·拉哥地亚（Fiorello LaGuardia）的当选。每周日早上，心存感激的拉哥地亚都会用打字机打一封长信给伯灵翰，报告前一周的政治事件，而伯灵翰允许我阅读那些轻率的杰作。伯灵翰最恨的人就是墨索里尼（MllSS。h山），但是他～直都守口如瓶，怕导致与在纽约的意大利奇公民的不和。但是，有天晚上（准确的时间是1938年10月17日）在世纪酒店吃完饭后，他终于放松一下自己，对我说：“你知道如果我是罗斯福，我会怎么做吗？我会把大西洋舰队派到地中海去，邀请英国海军来参加一些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什么纪念日都行。之后我把联合舰队停在罗马外海，再给墨索里尼送个信：你这个王人蛋，要么住手，要么去死吧！”这时候，一向温和的他摇晃着拳头，气得脸色发青。伯灵翰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黑角（Black Point）海滨的花园里教我玩糙球，井灌输我关于美国政治的知识。他后来活到100岁，一辈子都反对偶像崇拜。
然后是在1890年创立罗丝玛丽·贺尔女子学校（Rosemary Hall girls’school）的卡洛林·露丝一李斯（Caroline Ruutz－Rees），最具处世之才的女校长。还有嘉·芬勒特和汤姆·芬勒特（Cay and Tom Flnletter）、汤姆·雷蒙特（Tom Lamont）——他从1911年起就是J．P．摩根的合伙人，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晚餐就是在他家吃的、杰克·艾略特（JaCk Elliott）和他美丽的妻子、女权主义者奥黛丽（Audrey）。他们介绍我认识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爱尔·史密斯（AI Smith）、艾略特的一个儿子，当时还是个14岁的中学生，后来在我退休后继任奥美广告董事长。最后要提到的是法兰西斯·柏金斯（Frances Perkins），她当过多年的劳工部部长，我的工作许可证就是她发的。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生中最幸运的转折：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博士邀请我加入他在普林斯顿的公司。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在异国发财，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当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中找份工作。在那儿，你会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目标，他们对当时最重要的话题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如何。很快地，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会比许多本国人还多。有多少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同胞中有65％的人在餐前会念感谢祈祷文，或者有46％的在一般周日也上教堂？（在英国，在一般周日上教堂的人，只有3％。）
乔治·盖洛普是个了不起的人。作为一个周游各地的哲学家的儿子，他在高中时设法养了一群乳牛，并因此摆脱了贫困。在爱荷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他成为学生杂志的主编，并把这本杂志变成一份日报，还发明了一种计算每一条新闻和每一篇特写的阅读人数的方法——一个将给新闻业和广告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发明。1936年总统大选时，《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预测兰登（Landon）将以领先19个百分点获胜。盖洛普对他们电话访问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因为当时电话只局限在高收入阶层中使用。他抽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民意测验，并预测罗斯福将当选。这一结果使《文学文摘》销声匿迹，而盖洛普则名声大噪。
在一次去好莱坞的旅途中，我写信给我哥哥：“我想用盖洛普的调查方法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预测故事情节的吸引力、预测电影未来的走向等等。由于不了解观众真正喜欢什么，电影业在剧烈地摇摆。我发誓绝对可以消除对市场的盲目和对数字的错误统计，是它们正在扼杀这个庞大的工业。”这简直是奇迹般的巧合，盖洛普正是要我做这个工作。在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调查方法灌输之后，我陪着他去好莱坞，身上带着肉肝馅饼大王亨利·谢尔（Hemry Sell）写给康斯坦斯·伯纳特（Constance Bennett）的信：“一位英俊、富有的英国青年正在前往好莱坞的途中（作者注：当时我全身上下只有400美元）。他绝对不是普通的英国人，而更像爱芙琳·瓦（Evelyn Waugh）那样的英雄。”我们到达当天，盖洛普和我一起跟乔治·舍弗（George Schaefer）吃中饭，他是RKO制片厂的老板。盖洛普根本就不会做推销员，我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直到舍弗在桌子底下用橡皮筋“啪”地打了我的靴子一下。这个举动让我放松下来，之后我开始侃侃而谈。饭后，我们开车到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一间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办公室里，达瑞·扎纳克（Darryl Zanhlck）手里拿着马球棒，正大步地踱来踱去。我再次娓娓动听地表达了我们的来意，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斯派罗·斯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