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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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的任务之一是要在婚约完成以前，让未来的新娘、新郎会面相亲。他要用尽各种办法使这种会面成为一种偶然相逢。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公开了介绍的目的，那么万一谈不要，就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相亲时年轻的男女分别由父亲或母亲或双亲陪同，媒人必须扮演主人（或女主人）的角色。最方便的办法是安排他们参观每年例行的菊展或赏樱，或者去著名的公园、娱乐场所，这样双方就〃偶然〃〃碰〃到一起。
通过以上的方法以及其它许多方法，日本人避免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虽然他们强调有义务在受辱时要洗刷污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义务使他们在处理事情时尽可能不致感到受辱。这一点，同太平洋谙岛上与日本同样重视洗刷污名的部族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别。
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从事园艺的原始民族中，遇到侮辱就定要愤怒，这成为部族及个人行动的主要推动力。他们在举行部族宴会时，必须让一个村的人议论另一个村子，说他们穷得连十个客人也请不起，是吝啬鬼，把芋头和椰子都藏起来；他们的首领们是批蠢货，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于是遭到挑战的村子就炫耀豪奢和大方，使得来客惊异，以洗刷其污名。提亲及经济上的交易也是如此安排。双方交战时也是这样，敌我双方在搭弓射箭之前，必须互相吾骂。不管是多么琐细的事情，他们也得把它当作非拼一死战不可。这对采取行动是一大动力，而这些部族往往具有很大的活力。但是没有人说这些部族崇尚礼节。
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是尚礼的模范，而且，这种显著的尚礼也正可以衡量他们如何极力限制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事端。他们虽然仍把侮辱引起愤怒作为获取成就的最佳鞭策，却限制挑起侮辱的事端，只在特定场合或者消除侮辱的传统手段遭受抑制而不能奏效时才会发生。这种鞭策的利用，无疑对日本得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及最近十年间推行的对英美战争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西欧人关于日本人对侮辱敏感及热衷复仇的许多议论，用之于新几内亚那些喜欢利用悔辱的部族，比用之于日本更加适当。西欧人对日本在战败后将如何行动的许多预测之所以往往不能切合实际，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对名分之〃情义〃所加的特殊限制。
美国人不应当因日本人尚礼而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美国人随便评论人，视同游戏。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对轻微的批评也当作大事。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对他所讲的〃嘲笑〃作出的典型反应。他写这部传记时已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成年时代，但其感受之强烈却好象仍然生活在他的故乡爱知县的农村。他是一位颇有地位的地主的幼子，在幸福的家庭中受到无比的宠爱。幼年期即将结束时，母亲去世。不久父亲破产，为了偿还欠债，变卖了全部家产。家庭败落了，牧野身无分文，无法实现自己的宏愿，其中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他来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当门房，为的是学英语。直到十八岁，除了附近几个乡镇以外，他还未出过远门，却决心要到美国去。
〃我拜访一个我最信赖的传教土，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意思，指望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非常失望，这位传教土喊道：'什么？你想到美国去？'传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他们俩一块儿嘲笑我，瞬时间，我似乎觉得脑子里的血全部流到了脚底下。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钟，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返回自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最不诚恳的。〃
〃对人们的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常常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背后谈论，我也能原谅，因为人们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陷进去。〃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 〃
〃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的心在叫喊'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东西打成一个包袱，背着走了。
他感到〃被残害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学画，却遭到传教土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污了，只有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污名。既然已经遭到传教士的嘲笑，他就只能别无选择，离开这里，并且证明他有能力到美国去。他指责传教土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这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看来，那位美国人的惊奇是十分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含义的。而牧野先生则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对那种蔑视别人、以至不屑挑起争吵的人，认为是不诚实、不诚恳。这类嘲笑是放肆的，毫无顾忌的，是对人不诚恳的明证。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的正确态度，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报仇。牧野来到了美国，也就洗刷了污名。在遭到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报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传统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为西欧人写书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这位最富于博爱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报仇具有某些足以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报仇观念就象数学中必须使方程式的两边相等那样严密，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冈仓由三郎在题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作了比较后写道：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疤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凝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沾一点，就不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一种伦理教育，即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们也不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并不是别人对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日本的传统经常公开提倡这种〃晨浴〃式的报仇理想。无数事例和英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其中脸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这些故事被编入教科书，在剧场上演，拍成电影，写成通俗读物。它们已成为日本现有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中很多是描写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有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去猜一把名刀的锻造者。三人提出了三个名字，待至请来专家鉴别后，只有名古屋山三准确地说出这把刀是〃村正〃锻造的，另外两位鉴定错了的家臣感到受了侮辱，便要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趁山三熟睡之际用山三自己的刀去刺杀，但山三末被刺死。此后，狙击者矢志复仇，终于杀死山三，实现了〃情义〃。
其它的故事是关于必须向自己的主君进行报仇。按照日本的伦理，〃情义〃意味着家臣必须终生忠于主君，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家臣感到受辱，也会一变而为仇敌。德川第一位将军家康的故事中就有这样的好例子。德川的一位家臣听说，德川曾在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这是对武士尊严的侮辱，绝难容忍。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不忘此辱。当时，德川刚刚奠都江户，着手统一全国，敌对势力仍在，大局尚未平稳。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方诸侯，策谋内应，纵火烧毁江户。他认为这样就实现了〃情义〃，向德川报了仇。西方人有关日本人的忠诚的议论，很多不合实际，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们所说：〃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凡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情节也多种多样。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当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说及实况，情况就很清楚，尽管他们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报仇，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欧一样，复仇行为很少见，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来代替挑起争斗。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依存的经济难度，把复仇行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针对自己胸膛。人们可以玩弄计谋向仇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多少有些象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粪便于珍馐，以飨仇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对方食而不察。客人竟毫末觉察。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攻击也极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恼恨自己而不去恼恨别人。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这些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一切，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他们的厌倦并非由于未达到理想，亦即与理想的伟大目标相比，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怜。它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远景，厌倦情绪就会消失，不管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人所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种敏于感伤的疾病。他们把被摈斥的恐怖引向内心，不知如何自处。日本小说中描写的厌倦心理状态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在俄国小说中，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经验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土（Sir George Sansom）曾经说过，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厌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哲学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们对人生的一般态度。的确，这种与西方基本观念的对立，已经远远超出此处所指的特殊事例范围，但与日本人的动辄忧郁却有特殊关系。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这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小说不大写这种题材。美国小说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虐待，而很少描写单纯的厌烦。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以及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情绪爆发时就象有毒的气体在漂荡。小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认为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以弄清阴云来自何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们都容易伤感。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向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虽然也不无找些事件当作原因，但这些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则至多不过是一种象征。
现代日本人施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对名分的情义〃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志土等等，都象没有考中的少年及避免当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对准自身。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按比例来说，'上一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人数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就象美国人大书特书犯罪一样，两者都为此感到同样的切身之感。与杀别人相比，他们更津津乐道自杀。借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某种满足。
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加富于自虐性。在历史故事中，武土为了免受不名誉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而自杀，恰如西方敌方士兵宁愿被枪杀而不上绞刑架或落入敌手遭受酷刑。武土被批准切腹，也恰如不名誉的普鲁土军官有时被允许秘密自杀一样。犯罪的普鲁土军官在知道除死之外，无法挽救名誉时，他的上级就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日本武土也是一样，死是注定了，只不过是选择死的方法。而近代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而不是残害别人。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是最终宣布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