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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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而不是残害别人。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是最终宣布一个人的勇敢和果断，今天则变成主动选择自我毁灭。最近四、五十年间，每当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乱〃、〃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净污秽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把自杀作为最后论据而争取获胜，虽然封建时代和现代都有，但在现代，也在向上述方向转变。德川时代有个著名故事，说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曾经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当众袒腹抽刀，准备切腹。这种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他达到了目的，也没有自杀。用西方语言来说，这位监护人是在用〃切腹〃威胁反对派。在现代，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不是谈判手段而是为主义殉身，其出现多半是所提主张未被采纳，或反对某些已签字的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以求留名史册。在这种场合，只有卖实在在的自杀，才能影响舆论；不是摆摆架式进行威胁就能够奏效的。
在〃名分的情义〃遭受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发展，但并不必然包含自杀这种极端手段。自我攻击有时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这个阶层广泛蔓延，有充分的社会学原因。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满足其雄心壮志。特别是1930年代，当局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使他们愈加感伤。日本知识分子常把他们的抑郁归因于西方化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对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很多知识分子都曾蒙受过的这种心理毁损乃是日本传统所固有的。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是用传统办法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恶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内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相信，虽然在人际关系上不能作到这一点，却相信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就能够作到。
现在，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上述信念的错误，消沉再次成为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怎么想，他们很难克服这种心情。它根深蒂固。东京的一位日本人说：〃再不用担心炸弹了，真是一个大解放。但我们不打仗了，也没有目标了。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来心不在焉。我自己是这样，我老婆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都象住医院的病号，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茫然若失。人们抱怨政府对战争的善后及救济工作进展缓慢。我以为，这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虚脱状态的危险性与法国解放后一样。在德国，投降后最初的六至八个月期间还没出现这个问题，日本则成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反应。但是令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与此同时，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来欢迎美国人。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郁，也没有发怨。用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已经〃忍所难忍〃。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着手重建家园？在占领条件下，他们有这种机会。占领军并没有占领每个村庄，行政事务的管理仍在他们手中。整个民族似乎都在欢笑招手迎接而对自己的事却漠然置之。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奇迹，在1930年代倾注全力准备军事征服，他们的土兵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不顾一切，逐岛拼死作战。
这个民族确实丝毫末变。他们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应的。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在当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派生的结论，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安全办法。由此他们很容易认为，做出努力反而会招致疑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消沉情绪蔓延。
但是，日本人绝不欣赏消沉。〃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既是当前日本号召改善生活的经常性口号，也是战争期间广播中常用的词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向消极无为作斗争。1946年春季，日本报纸连篇累族地说：〃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而轰炸废墟的瓦砾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业仍处于停顿，这对日本名誉该是何等站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他们的可怜相。日本人颇能理解这些启发名誉心的呼吁。他们也希望倾注最大努力，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在联合国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那仍然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则全然一新了。如果将来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是能够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中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则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不需要组织抵制或在地下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不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末发生过一次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d〃（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把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很难理解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们就不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欧人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日本俘虏的上述表面性格的变化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之中。他们多数人都认为：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侮辱，一定要以拼死的暴力进行报复。某些人则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携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不懂得〃情义〃。他们在众多为保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只挑出复仇与侵犯这种显著的传统程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在欧洲公式中，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进行战斗，首先必须确认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则另外寻找侵略的根据。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情义〃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其它场合，日本也曾有同样的举动，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长期的锁国推幕刚刚拉开，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遭杀害，（ 应是生麦，位于横滨市。著者误以为是在萨摩。当时是萨摩藩兵队列通过生麦村，理查森欲横穿队列，引起纠纷而被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傲慢、好战在日本闻名，英国派了远征军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意外惊人的后果，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就要求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指开成所）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这所学校〃教授西方的学术奥义，……因生麦事件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所谓生麦事件（此处应为〃萨英战争〃，不应称〃生麦事件〃）就是英国惩罚萨摩并炮轰鹿儿岛港。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与萨摩藩媲美、也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另一个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育〃王政复古〃领导者的温床。没有正式权力的朝廷曾发布一道敕今，限以1863年（阴历）5月11日为期，命令将军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反之。它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药实在低劣，外国船只并末受损害。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长州藩要塞，并索取三百万美元的赔偿，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豹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分之情义〃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情义〃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是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作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悔辱，并驱使它进行了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是，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日本是仍然一如往昔，按其性格行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情义〃的各项义务中择其所需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土之道〃。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引起了某些误解。武土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象〃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罗〃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的信誉扫地，武土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情义〃。恰恰相反，现在正是西方人应当理解〃情义〃在日本的含义的更加重要的时期。把武土道等同武土阶级也是误解之源。〃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它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但所有阶层都要讲〃情义〃。至少日本人认为〃情义〃对武土的要求要比对平民高。外国观察者则似乎认为，〃情义〃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他们所得的回报较少。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情义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象日本这样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似乎坚决要把私欲谴责为罪恶并要求从内心根除它。古典佛教的教义就是这样。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却对感官享乐那样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日本是世界上有数的佛教国家之一，但在这一点上，其道德伦理显然与释迦及佛典对立。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务。
这种道德准则使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于日本人容许感官享乐的后果，印度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美国人不认为享乐必须学习，在他们看来，拒绝沉溺于感官享乐就是克制已知的诱惑。但实际上，享乐象义务一样，也需要学习。在很多文化中，享乐本身并非经过学习的，因而人们容易献身于自我牺牲的义务。甚至连男女之间的肉体吸引有时也受到极度限制，以致几乎毫不威胁家庭的圆满生活。在这些国家中，家庭生活与男女爱情不同，是以另外一些考虑为基础的。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这样，日本人就使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在品尝个中趣味之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乐是洗热水澡。从最贫穷的农民、最卑贱的仆人，到富豪贵族，每天傍晚都要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这已成为生活常规之一。最常见的浴槽是木捅，下面烧炭火，水温可达华氏110度或更高。人们在入浴以前要洗净身体，然后全身浸入热水中，尽情享受温暖和舒适。他们在桶中抱膝而坐，状如胎儿，水浸至下颌。他们每天洗澡，其重视清洁与美国无异，但此中另有一番艺术情趣则是世界其它各国的洗澡习惯难以媲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他们在洗澡上想尽办法节省费用和劳力，但入浴则决不可少。在城镇中，有象游泳池那样大的公共浴池，人们可以到那里洗澡，并与操伴谈笑。在农村，几个妇女轮流在庭院里烧洗澡水，供几家人轮流入浴，洗澡时被人看见也不在乎。即使是上流家庭，人浴也必须遵守严格顺序。首先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佣人。出浴时浑身诽红，状如熟虾。然后合家团聚，同享每日晚餐前的轻松愉快。
恰如酷嗜热水澡，视为一大享乐一样，他们也重视〃锻炼〃，其传统包括最严厉的冷水浴。这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