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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菊与刀-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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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懊恼。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不能象罪感那样,可以通过仟悔、赎罪而得到解脱。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坦白罪行而减轻内心重负。坦白这种手段已运用于世俗心理疗法,许多宗教团体也运用,虽然这两者在其他方面很少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坦白可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他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早期移居美国的清教徒们曾努力把一切道德置于罪恶感的基础之上。所有精神病学者都知道,现代美国人是如何为良心所苦恼。但是在美国,羞耻感正在逐渐加重其份量,而罪恶感则已不如以前那么敏锐。美国人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道德的松弛。这种解释虽然也包藏着很多真理,但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指望羞耻感能对道德承担重任。我们也不把伴随耻辱而出现的强烈的个人恼恨纳入我们道德的基本体系。
  日本人正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都是耻辱。他们说,知耻为德行之本。对耻辱敏感就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这句话有时译成〃有德之人〃(Virtuous man),有时译成〃重名誉之人〃(Man qf honour)。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则是,人死之后就不会受惩罚。日本人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除外对那种前世功德、今生受报的轮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了少数皈依基督教者外,他们不承认死后报应及天堂地狱之说。
  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重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当每个人按照同一规则玩游戏并相互支援时,日本人就会愉快而轻松地参加。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日本的善行标志的外国时,他们就最易遭受攻击。他们〃善良〃的〃大东亚〃使命失败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和菲律宾人所采取的态度实在感到愤慨。
  那些不是受国家主义感情所驱使,而是为了求学或经商来到美国的日本人,当他们试图在这个道德规律不那么严格的社会生活时,就常常痛感他们过去所接受的那种细致周到的教育是个〃失败〃。他们感到,日本的道德无法顺利输出,他们想说的并不是一般所谓改变文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他们想说的远比这更多。日本人适应美国式生活比他们所熟知的中国人、暹罗人适应美国式生活要困难得多。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特殊问题在于,他们是靠这样一个安全感长大的,只要一切皆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承认其微妙的意义。他们看到外国人对这类礼节满不在乎,就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人生活中与日本人类似的细微礼节,找不到时,有的非常愤慨,有的则感到愕然。
  三岛女土的自传《我的狭岛祖国》,最出色地描写了她在道德规则不甚严格的文化中所感受的体验。她渴望到美国留学,并且说服了她的保守家庭,排除〃不愿受恩〃的观点,接受美国奖学金,进入了卫斯理学院。她说,老师学生对她都特别亲近,但这却使她很不安。〃日本人的共同特点是以操行毫无缺陷而自傲,我这种自傲却受到严重伤害。我不知道在这里该如何行动,周围的环境似乎在嘲笑我以往的训练。我为此而恼恨。除了这种模糊而深刻的恼恨以外,我心中再无其他感情。〃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从其它行星上掉下来的生物,原有的感觉和情绪在这个世界都用不上。日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每一句言辞都要符合礼貌,这就使我在当前的环境中极为敏感,十分警觉,以至在社交中茫然不知所措。〃她花了二、三年的时间才解除紧张状态,开始接受别人的好意。她断定,美国人生活在一种她所谓〃优美的亲密感〃之中,而〃亲密感在我三岁时就被当作不礼貌而扼杀了〃。
  三岛女士把她在美国结识的日本女孩子和中国女孩子作了比较。她评论说,美国生活对两国姑娘的影响非常不同。中国姑娘 〃具有的那种沉着风度和社交能力是大多数日本姑娘所缺少的。这些上流的中国姑娘人人都具有近乎皇家的仪表,仿佛她们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使我感到她们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即使在高度机械与速度的文明中,她们也不为所动,其安详和沉着与日本姑娘的怯懦、拘谨形成强烈对比,显示出社会背景的一些根本差异。〃
  和许多其它日本人一样,三岛女土感到,好象网球名将参加槌球游戏,出色技艺都用不上了。她感到过去学的东西不能带到新环境里来。她所受过的训练没有用处。美国人用不着那些东西。
  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甚烦琐的行为规则,即便接受的不深,也无法想象他们能够再过日本那种规矩烦苛的生活了。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桎梏〃,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栽的小树。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时,就是一件为精致庭园增添雅趣的艺术品;但一旦移植到地上就不可能再成其为盆栽了。他们已感到再不能成为日本庭园的点缀,再不能适应往昔的要求。他们最尖锐地经历了日本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一种文化的自我修养,在外国观察者看来,似乎说不上有何意义。修养方法本身是很明白的,但为什么要如此麻烦自己?为什么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如此自苦以至一文不花?为什么只集中锻炼一项苦行而对局外人认为确实重要、应当训练的某些冲动却毫不要求克制?尤其是那些在本国从未学过修养方法的观察者,来到高度信赖修养方法的国家里,就最容易产生误解。
  在美国,自我修养的方法和传统不甚发达。美国人认为,一个人若在自己生活中找到了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必要时就会锻炼自己以求达到自己选择的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取决于他的理想、良心或维伯伦所谓的〃职业本能〃(an lnstinct of workmanship)。为了当足球运动员,他可以接受严格的纪律;为了成为一个音乐家或为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他的良心使他弃绝邪恶和轻率。
  但在美国,自我修养不象算术,可以毫不考虑其对特定事例的应用,而仅作为一种技术训练来学习。如果说美国也有人教这种修行,那是欧洲某些教派的领袖或传授印度修炼方法的印度教牧师(swamis)教的。甚至基督教的圣特丽萨(Saint Theresa)或圣胡安(Saint John)所传授及实践的默想和祈祷式的宗教修行,在美国也近于绝迹。
  但是日本人却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人,或者仅仅是贵族生活者,都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特定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不管考试成绩多么好,剑术多么高超,也不管你的礼貌如何周到,也必须放下书籍、竹刀或社交活动,进行特殊的修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神秘的修炼。但是,即使那些不修炼的日本人也承认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实践在生活中的地位。各个阶级的日本人都运用普遍流行的那一套有关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
  日本人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则不仅培养能力,而且要求更高。这第二类,我称之为〃圆熟〃。在日本,这两者有区别,其目标在于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有不同的根据,并通过不同的外部标志来加以识别。第一类,即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在本书中已叙述不少事例。如那位陆军军官在谈到他的土兵平日演习长达六十小时、中间只有十分钟的小葱一事说:〃他们已经会睡觉,需要锻炼的是不睡觉〃。在我们看来,这种要求未免太极端,其目的仅在于培养一种行为能力。他讲的乃是一种公认的原理,即精神驾驭术,亦即认为意志应当驾驭那几乎可以经受一切训练的肉体,至于忽视健康则肉体必受损害的规律,他们是不理会的。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顾健康是否允许,也不论内体本身是否容许及曾经培养过。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来发扬日本精神。
  但是,如此表述日本人的观点或许过于武断。因为,在美国日常用语中,〃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discipline)的意思往往是〃不惜任何自我牺牲〃(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sacrifice),而且有〃不惜任何自我克制〃之意。美国人关于训练的理论是,男女自幼都需经过训练而社会化,不论这种训练是外部强加的,还是反映到内部形成意识的训练,也不论是主动接受的,或者是由权威强加的。训练是一种压抑,被训练者对其愿望受到限制是不满的。他必须作出牺牲,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情绪。这种观点不仅是许多美国心理专家的见解,也是父母在家庭中抚育每一代人的哲学。正因为如此,心理学家的分析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来说确实包含许多真理。孩子们到时候〃必须睡觉〃,他从双亲的态度上就懂得睡觉是一种自我压抑。在许多家庭里,孩子们每晚都要吵闹一番,表示不满。他已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美国幼儿,知道人〃必须〃睡觉,却仍然要反抗。他的母亲还规定他〃必须〃吃的东西,这里有燕麦粥、菠菜、面包、桔子汁等等,但是,美国的孩子却学会反对那些〃必须'吃的东西;他认定,凡是〃对身体好〃的食品就是不好吃的。美国的这种惯例征日本是没有的,在欧洲某些国家,例如在希腊是看不到的。在美国,长大成人就意味着摆脱了食品上的压抑。大人就可以吃可口的食物,而用不着讲对身体是否有益。
  但是,这些有关睡眠和食物的观念,与西方人关于自我牺牲的整个概念相比,都是些琐屑小事,微不足道。父母要为孩子付出很大牺牲,妻子要为丈夫牺牲其事业,丈夫为一家生计而牺牲自己的自由,这些都是西方人的标准信条。一个社会可以不需要自我牺牲,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存在着这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说父母亲会自然地疼爱孩子,妇女们喜欢婚姻生活甚于其它生活,肩负一家生计的人是在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比如当猎手或花匠等。这能说是什么自我牺牲呢?社会强调如此解释,人们也同意按这种解释而生活,自我牺牲的概念几乎无人承认。
  凡属美国人认为是为别人作出〃牺牲〃的事,在其它文化中都被看作是相互交换。它或者被看作是投资,以后会得到回报;或者是对以前受之于人的等值报偿。在这类国度里,甚至父子关系也是这样。父亲对儿子在幼年的照顾,儿子应在父亲的晚年或身后回报。每一件事务上的关系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往往要求保证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对双方都有利,谁也不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其背后的强制力当然也是相互的,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当相辅相成的责任。这样自我牺牲的道德地位与美国迥然不同。日本人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总是特别反对。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当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压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对我说:〃当我们做了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则觉得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我们绝不感到遗憾。不管我们实际上为别人作了多大牺牲,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应当受到回报。〃象日本人那样以续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理会这里面有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而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则阻碍他们持有〃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
  因此,美国人要想理解日本一般自我修养的习惯,就必须对美国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概念施行一番外科手术,把美国文化概念周围所缠绕的〃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赘生物割掉。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象打桥牌一样,毫不会意识到这种活动是〃牺牲〃。当然训练是严格的,但这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刚生下来的婴儿虽然十分〃幸福〃,却没有〃体验人生〃的能力。只有经过精神训练(或称〃自我修养〃)才能生活得充裕,获得〃体验人生〃的能力。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的乐趣〃(only so he can enjoy life)。修养能锻炼丹田(自制力之所在),而使人生更加开阔。
  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其理由在于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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