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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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弟子拼命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是〃公案'，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一千七百个。禅僧逸话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竞费时七年之久并不罕见。〃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比如：〃设想孤掌独鸣〃，或者〃缅思末生儿时母〃；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等。此类禅问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这种方法。但公案在中国已告绝迹，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熟〃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象〃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想吞热铁球〃的人，〃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忘我地加倍努力。最后，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被除去，犹如一股闪电，心与公案融合为一，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关于高度紧张的精神努力的描述，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获得的伟大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侯花了八年时间思索〃朝我而来者何人？〃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般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知：
憎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亦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之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就是〃骑着牛找牛〃。他们要学的〃不是网罢，而是用那些工具捕捉的鱼兽〃。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他们学的是二难推理，其两格皆与题旨无关。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眼，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需借助外力，只需反求诸己。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探索者所发现的真理（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的人性的周围墙壁上，这种人性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总在幻觉以为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或褒或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感之甚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自由天地，砖也就无用了，也就用不着再去解答公案了。功课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解脱了。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情义〃之间，〃情义〃与〃人情〃之间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修养〃成功地达到〃圆熟〃的目标。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亦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据铃木说，〃意识一旦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必然冲突。因为，行为者（的我）要求摆脱（旁观者的我的）约束〃。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无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只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如果改变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个人，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的评论并据以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刺伤，一旦升华而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他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犹如习剑术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毫无所惧一样。
画家、诗人、演说家及武土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扰的感受；或者说，是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当的努力，不多不少，恰好达到目的。
甚至完全未经过训练的人也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当欣赏能乐和歌舞位的人陶醉于剧情而完全忘我之时，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掌出满了汗，他感到这是〃无我的汗〃。轰炸机的飞行员在接近目标将要投下炸弹之前也渗出〃无我之汗〃。〃他并不意识自己在作〃，他的意识中并无旁观的自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侦察敌机时，周围的世界全都消失，也同样出〃无我之汗〃，同样失去〃观我〃。凡是身处此类场合，达到此种状态的人，都进入了最高境界。这就是日本人的观念。
上述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搞成何等重大的压力。他们说，一旦这种牵制消失，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所谓〃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看作是一回事。从而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解脱颈上石枷之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对此力图辩解并断言：当这类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识有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表达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听来如此）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当死去而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硬翻译成西方语言，也许就是〃活着的尸体（行尸走向）〃吧，但在西方任何种语言中，这句话都是讨厌的。我们讲到这句话，是指一个人已经死去，只在人世留下一具躯体，再无活力。日本人讲〃就当死去而活着〃的意思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熟〃的达观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的劝勉和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在鼓励进行大批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死了，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苦恼，看不到一线希望时，也常常以〃就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贸川（丰彦）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就象被魔鬼缠身的人一样，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间里哭泣。他那爆发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续了一个半月，但生命终于获胜。……我要此身带上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就当已经死了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喜欢说：〃我决心就当死了，以报答皇思〃。这句话包含着一系列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抔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等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他已经是死人了，也就是说无需再为行为恰当而思虑了。死者不用再报〃恩〃，他们自由了。因此，〃我要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一切矛盾和冲突，意味着：〃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不受任何束缚，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重荷已经不再横隔于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倾向也随之消失。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及〃就当已死〃的习惯中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监督者。这生动地指明了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的美国人，是指他在干坏事时不再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类词时，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妨碍。同一个词，美国是指坏人；日本则指好人、有修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工作、致力于无私行为的人。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麻痹，就不再能有罪恶感而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就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他想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第六官的障碍才能消除，这才是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当你考察日本人的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时，如果你脱离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就会成为不解之谜。如前文所述，他们那种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该是日本人身上多么沉重的压力。他们的精神驾驭术，其哲学的真正意义，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说不清楚。任何文化，其道德规范总要代代相传，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长者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局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截至本章，我们只从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各种观点。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这些观点有更清楚的了解。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日本的育儿方式是喜欢思考的西方人所想不到的。美国父母训练孩子准备适应的生活，很少象日本那样要求谨慎和自制，而且，父母从一开始就教育婴儿，他们的小小愿望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我们规定一定的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要让他等待。稍后不久，每当婴儿含手吮指、或触模身体的其它部位，母亲就会敲他的手指加以禁止。母亲常常不在孩子身边。而且，母亲外出时，婴儿必须留在家里。当婴儿恋奶仍然甚于其它食物时也要让他断奶。如果是用奶瓶喂养，则不给他奶瓶。有些食物对身体有益，孩子就必须吃。不按规定，就要受罚。美国人会很自然地没想，日本幼儿一定会受到加倍严格的训练，因为日本幼儿长大以后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十分小心谨慎地严格遵守道德准则。
但是，日本人的作法并非如此。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象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在美国，我们这种曲线是倒过来的，幼儿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益成长而逐渐放松，待至他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掣肘。在我们这里，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要受到约束。按照日本那种模式来安排人生，美国人连想都想不到，似乎那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
但是，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人生曲线，其安排在事实上都确保了一个人能够在壮年时期尽力参与该国的文化。在美国，我们依靠增加壮年期的个人选择自由来保证达到这一目标；在日本，则依靠最大限度地约束个人，尽管这个时期人的体力最强、谋生能力最高，却仍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修养），能够产生靠自由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虽然日本人在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却不是终生受约束，幼年和老年时期则是〃自由的领地〃。
对孩子娇纵的国民都非常希望有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象美国的父母一样，他们要孩子首先是因为喜爱小孩是一种快乐。但日本人要孩子却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如果断绝了家族血统，他们就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这在美国却不是那么重视。每个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儿子，他们要儿子是为了自己死后有人在佛坛灵前跪拜，是为了绵延家系，传宗接代，保持家门荣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来总要取代父亲，但这并不是撇下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仍然管理〃家务〃，以后再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让给儿子，那他自己那种角色就没有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连续性意识使成年的儿子对依靠父亲不象西方民族那样感到可耻和不体面，即使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要比美国长得多。
妇女需要儿子也不仅是为了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妇女只有当了母亲才有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最不稳定，即使不离婚，也不能指望有一天能当婆婆，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行使权力。为了延续家系，她的丈夫可能收养子，但按照日本人的观念，不生孩子的妻子仍然是个失败者。日本的妇女希望多生子女。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平均出生率是千分之三十一点七，甚至比东欧多子女的国家还高。美国1940年度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七点六。日本人母亲生孩子的年龄很早，多数是在十九岁就生孩子。
在日本，分娩与性交一样隐秘。产妇在阵痛时不能大声呻吟以避免让人知道。母亲要提前给婴儿准备新被褥和小床，因为，新生婴儿不睡新床不吉利。贫苦家庭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净，作成〃新〃被。小被褥也不象大人的那样板硬，而且很轻。据说娃娃在自己的床上睡得更香。但在心灵深处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其根据仍然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婴儿的睡床虽然靠近母亲的睡床，但直到婴儿长大，懂得要求与母亲同睡时才和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也许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那时，婴儿才由母亲楼着睡。
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不给哺奶，因为日本人要等着流出真正的奶汁。三天后，婴儿随时叼奶头，或者是吃奶，或者是叼着玩。母亲也以给孩子喂奶为乐事。日本人相信，哺奶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乐趣。乳房不仅供给营养，而且供给喜悦和快乐。婴儿出生后的头一个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觉，就是由母亲抱着。三十天后抱婴儿去参拜当地神社。参拜后才认为婴儿的生命扎根在体内，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