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传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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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自己在英语系中站住脚跟，他疯狂地练习听力和口语，狂背单词；为了补给自身人文素养的匮乏，他不停地买书、借书，直到母亲威胁他要断绝伙食费……
另一方面，正因为无法融入北大“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俞敏洪没有把时间花在思考国家未来和民族危亡上，虽然不够崇高，却绝对务实，一心为生计奋斗，踏踏实实地挣钱养家。
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如果不是北大这个环境，俞敏洪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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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是个感伤的话题。四年朝夕相处，一朝各奔东西，再见不知何时。
毕业，也是个激动的话题，一旦迈出校门，踏上社会，学生时代的或光辉或低落都成过往，面对的是崭新的生活。社会生活与校园生活的大相径庭，会迫使很多人在毕业后面临种种的严苛考验甚至是残酷抉择。要生存，要发展，许多人往日的志趣、理想可能伴随着大学生活的结束而烟消云散，随风而逝。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此话被广为传诵，它指出了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是基础，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其次才是精神层面的需求。“粪土当年万户侯”云云，只能是心里喊喊过过瘾。
俞敏洪毕业后留校教学，成为北大的一名英语教师。那时候教师的收入微薄，待遇也较低，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便是当时大学教师薪水低的真实写照。
俞敏洪开始了清贫的职业生涯。
8平方米的房子
1985年，俞敏洪毕业，正值北大公共英语系迅速发展，教师人才奇缺之际。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在未名湖边抱着字典散步的宁静生活的俞敏洪，毕业时十分眷恋大学校园的宽松氛围，他斗胆“混进”青年教师队伍，一个礼拜授课八节，月薪60元，就此拉开了他教育生涯的帷幕。
刚当老师那阵，学校分给俞敏洪一间8平方米的小地下室，整座楼房的下水管道刚好从他房间经过，24小时不间断哗哗地响。
俞敏洪每天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感觉自己仿佛在水帘洞里的孙悟空一般。直到四年后，学校才将他从地下转移到了地上，分给他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一刻，重见天日的俞敏洪感动得热泪盈眶，遂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北大，奉献给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我第一次在北大上课是在1985年，当时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喜欢我了，因为我很幽默。”俞敏洪承认，自己喜欢学生，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望着纯真的眼睛，渴盼的目光，他感到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在葫桥时，俞敏洪的快乐得益于生活的舒适，而现在，他的快乐更多地来源于学生们学业水平的提高。
俞敏洪沉浸在教书育人这个光荣使命的自豪和骄傲里。他常常想起曹老师，这个在他生命转折时期最重要的人，他们虽在不同的地方，却做着同样的事情。曹老师的教育观和教学观影响了他一生。“我觉得一个老师讲课的魅力不在于是对知识的透彻讲解，而在于指导学生的生活以及人生。”
不过，即使当了老师，俞敏洪依然不善于同人打交道，他的幽默虽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在教师群体里没有多少市场。他依然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轮出国潮高涨的时候，出国几乎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当俞敏洪还在为10平方米的宿舍兴奋不已的时候，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早已嗅到了国门外美元所散发出来的诱人气息。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陆北美。”俞敏洪回忆道。
222年的工资
俞敏洪寂寞的感情世界终于结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在一支蜡烛的帮助下，俞敏洪勇敢地“扑上去”，终于为自己不太成功的大学生活勉勉强强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
“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在老婆大人整日“窝囊废”的呵斥声中，1988年的俞敏洪由“醉里挑灯看三国”转为夜战TOEFL和GRE，并最终通过了TOEFL和GRE考试。虽然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撬开了出国的一条希望的门缝。
然而，时机是他力，并非自己所能掌握。就在俞敏洪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出于对当时政治环境等种种因素的考虑，美国一改前几年的做法，对中国采取了紧缩留学政策。此后的两年里，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俞敏洪出国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
经历过三次高考的俞敏洪早已习惯失败的滋味，他决心再次发挥坚忍不拔、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出国如同他从前遇到过所有的困难一样，是一座大山，而他照例用自己愚公般坚定不移的意志，一点一点挪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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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原本以为自己至少能申请到一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但美国教授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子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俞敏洪自嘲地说。
1992年，俞敏洪终于等来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录取单，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奖学金。在那个年代，美国大学的学费最低也得两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两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对于俞敏洪北大任教每个月120元的工资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算再有“愚公移山”的毅力，在美国读书的四年学费也需要俞敏洪222年的工资，真可谓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不久之后，事情有了转机，美国的一所二流大学答应给俞敏洪提供3/4的奖学金。虽然大部分学费是有着落了，但剩余的1/4的学费（5000美元）要靠他微薄的月薪支付，还是难以支撑。一介布衣，充其量就是比别人多掌握了一门语言，除了贩卖知识，俞敏洪还能怎么筹钱？
于是俞敏洪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此时，中国的出国大军如决堤之海，汹涌而起。随之而来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各式TOEFL和GRE培训班。走投无路但却心思活络的俞敏洪把眼睛盯在了校外培训上，他和其他三个同学在校外培训班代起了课，打起了小工，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
在当时，很多很小的补习培训班都因为请了诸如俞敏洪这样的北大英语讲师打起了“北大”的旗号，俞敏洪自己也掺和在里面。但北大自然以声誉为重，对这类做法一律明令禁止，并且给俞敏洪下了禁令。
俞敏洪倒也没有太在意，看着从前的同班室友包凡一、王强都已经或将要在异国他乡沐浴着欧风美雨，自己却屡屡碰壁，心里自然焦急，颇有些破釜沉舟索性豁出去的味道。
不料这一回，在北大沉默了十年的俞敏洪一朝成名，只是这次的成名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一朝成名”，羞辱与决绝
“北大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充满怨恨……”俞敏洪说。
北大的三角地，是北大仅次于博雅塔、未名湖的一道著名的景观。三角地是北大的信息流动的中心地带，所有学生举办的露天的小活动也多在此开展，各种各样的讲座信息和广告信息都在此发布，每一个北大学子都不会陌生。
俞敏洪也不例外，但北大三角地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北大对他的羞辱。
1990年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广播了对俞敏洪的处分，大意是俞敏洪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云云，处分决定是记大过。
俞敏洪没有丝毫准备，因为校方在作出处分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和俞敏洪作过事先的沟通。突然这样严厉的公开批评，如一道惊雷，炸得俞敏洪措手不及、惊慌无助。
一时之间，俞敏洪在北大成了轰动性的人物。太多的关注，太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全部涌向了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俞敏洪。令俞敏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沉默多年的他，居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了个“一鸣惊人”。
俞敏洪并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也不是一个承受不起苦难和打击的人，但是在毫不知情、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这个处分对俞敏洪来说，犹如当头雷击。为了挽回颜面，1991年9月，俞敏洪作了一个令家人和朋友都十分意外的决定——辞职，放弃北大。
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出辞职决定可是惊人大事，尤其是高校教师。当时“铁饭碗”的职业，多少人求之不得。其实，俞敏洪完全可以在北大继续教书，因为时光会冲淡人们的记忆。
很多人也许要对俞敏洪的胆识肃然起敬。可是，这背后的辛酸和无奈却是人们无法体会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北京这个大都市，一个普通的人决然地放弃公职，从此踏上的是一条随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处处遭遇冷漠都市挤迫的不归路。
俞敏洪承认自己很自卑，但自卑并不等于不需要尊严，相反，是需要更多的尊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或许俞敏洪之前心存侥幸，对北大的人文关怀充满了信心。结果，一纸休书，把他踹出了他曾引以为豪的燕园。昨日还是此家人，今日翻然成路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被北大“踢了一脚”的俞敏洪，顷刻之间成了北大的“流亡者”。以这样的收场来告别生活了11年的北大燕园，放弃自己的事业，背着重重的处分，俞敏洪的生命和生活陷入了风雨飘摇、暗无天日之中。他内心的落寞、苦闷、绝望，外人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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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小说以其独有的哲理思考特性，俘获了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粉丝”。“生活在别处”，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含义与《瓦尔登湖》里的话暗合：一个人若是生活得严谨，那他定是在异乡的土地上。
记得这是一个故事的泉源：
用眼睛去诉说的灵感，
成为这个文明世界的旅人，
我们想念在陌生的土地上，
怀着那蓝空的渺远。
其实，俞敏洪的人生轨迹不也是一个不断出走的过程？从乡村走向都市，从普通教师走向自主创业，从国内民办学校走向纽约上市，他在无意识中，遵循和实践了“生活在别处”的命题，在异乡的土地上严谨地生活，同时演绎出一篇篇特殊的生活故事。
零的起步：太阳从新东方升起第四章从草根到精英的完美奋斗历程俞敏洪传奇
砸掉铁饭碗：希望在拐角
每次演讲，俞敏洪都要提到他在北大求学和任教的经历，并且毫不掩饰当年的“痛苦”。看得出他对北大怀有的复杂的感情，“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卡尔。马克思有一句著名论断：“历史第一次重复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三次梦断留学路，上演了一场“悲剧”和两场“闹剧”之后，俞敏洪的留学大梦被北大一脚踹醒。
若干年后，往事随风，蓦然回首，俞敏洪对北大的感情由复杂归于平淡。北大让他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也让他饱受失败的折磨，但是也正是这些失败背后隐藏的机会成就了俞敏洪。高考失败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北大，被北大处分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新东方。今天的俞敏洪在面对那段不堪的历史时，显得相当的从容洒脱：“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一切都是北大给我的，不管是以什么方式给的。”
思想传统、爱惜名誉的俞敏洪感觉自己是被逼上“梁山”，不得已落草为寇。“为了挽救颜面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我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我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正是这些，帮助我抓住了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这是对羞辱的拒绝，更是对自我的挑战。
挑战的意义正在于困难与之相随。新东方的内部员工说，俞敏洪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卡丁车、滑雪这类刺激的运动。在忍气吞声继续留在北大任教和接受挑战开创新天地之间，或许俞敏洪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自己没有像他以后宣扬的那样“忍受屈辱”，而是选择了接受挑战。其实，大多时候，人的选择是性格使然。
挑战自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确证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北大十年自我价值的缺失，对于俞敏洪来说亟需一个出口，而北大的处分正给了他这样一个出口。虽然看上去困难重重，但正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所描述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则豁然开朗。”
俞敏洪自己有一个“成功三段论”，第一段就是“逾矩”。孔子说人要到了80岁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俞敏洪认为正好相反。
“如果我当年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接受大家的劝说安静地过日子，现在我可能是个农民，可能是个外语系副教授，我可能和很多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你设计的被动生活。”
我们的生活就像驴拉磨，一圈一圈在原地打转，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吃饭、睡觉、上班，看老板脸色行事，和同事搞好关系，每天都沿着既定的轨道移动，却没有前进。我们被生活牵着走，走得久了就成为理所当然，偶尔走出这个圈子四处看看，我们反而觉得不舒服。
万事皆由心动，心就是一个人的翅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有时候，与其说我们被制约在一个圈子里，还不如说是我们的心把自己圈住了。如果不能冲破心中的四壁，即使给你一片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