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困境-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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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重新国有化的运动已经开始。国有企业吞并私营企业，青年人拼命考取公务员，娱乐明星争先恐后唱赞歌。而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既不再是空洞的“灵魂工程师”、又不是“臭老九”，他们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他们要书写这个年代的“金光大道”。中国不正处于新的“金光大道”上吗？它的崛起正激起世界广泛的好奇与谈论。
国家可以委任你来代表，给你提供大笔金钱去周游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开市场，让你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收获艺术家渴望的认可，享受到种种便利和自由；国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种原则，其实也谈不上原则，它只是某种模糊的地带，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它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国家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噪音，让你的声音轻易地淹没其中。
很少有人能逃避这样的诱惑。如此广阔的听众，如此丰厚的报酬，如此不可思议的自我展现机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不再需要孤军奋战，不需要顾影自怜，它可以站在权力中心。而且他们也无需过分自责，他们不是在为一个特定的政权服务，他们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服务，十三亿人需要表现自己的自尊与自信。“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情”，张艺谋喜欢这样说，他导演了奥运会开幕式。
甚至面对西方的焦虑感也减弱了。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曾经觉得一切理论、视角、技术，都是借自别人，我们只是模仿者。但现在，中国的规模和富有，给他们安慰。或许，我们从来与众不同，我们不需要追随别人，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方式。一场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再没有哪个艺术家有这样的表现机会。尽管有一位又一位的领导提出的建议，但他们也给你调动资源的无限能力，审查、规模还有新技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
如果你是被国家与市场都选择的艺术家或是知识分子，你会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国家的赞助，国内市场、还有国际的赞扬，都是从前不能想象的。但获得越多，也更怕失去。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与学者的表现，表明一些根本的东西的确失去了。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真是国家主义的拥护者——人人愿意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立场与利益。“我假装工作，你假装付钱给我”，这是东欧国家在七十年代的流行说法。而现在的中国呢，很多人遵循着“我假装爱国，你要给我真正的好处”。人人都是交易者，立场、信念、思考、赞叹，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一个富有、强大的国家，是一台充沛的提款机。有人大谈国家的长治久安，却一心掘取利益；教授们把学生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像争取商业项目一样对待研究课题；那些上街高喊爱国口号的年轻人，则很高兴他们有机会在公共场合公然表达的自己的情绪……除去短暂和具体的利益，人们其实什么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们有时拼命寻找一些更为辉煌和辽阔的东西，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只是这一连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环。一个交易者应充满了风险与成本意识，他不能直接而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顾后果去尝试、去想象、去刺穿，他们仰慕并畏惧强者，对弱者缺乏同情，他们过分灵活，什么都相信。这种精神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内核，这是我们想让世界了解的吗？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这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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