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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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金银混合本位制和备用币值标准表进行了嘲讽，而马歇尔总是过分担心被指斥为脱离实际或凌驾于“实业家”（这种传说中的怪物）之上，因此他就没有继续坚持。
五
我在前文中曾经承诺，要挖掘出马歇尔推迟出版他的图解方法、对外贸易理论以及货币与信用原理等成果的原由。在这些原因中，许多都贯穿他的终生，而就其结果来说，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不利的。让我们先来探讨那些有益的。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马歇尔很早的时候就已认识到，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对于做出切实可行的结论也无多大帮助。其全部价值仅在于对当前的经济生活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对工商业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了解。然而这些具体事实以及它们与个人的关系总是处于不间断的迅速变化之中。马歇尔在剑桥的就职演说点明了他的立场：“当代经济学在观点上的转变是由于人们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人本身也是环境的产物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所犯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他们对历史和统计的忽视，而在于他们把人看作一个定值，而几乎不去关心他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供给与需求的作用是机械的、不折不扣的，这与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他们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工业中的常规和制度是多么易于变化。而社会主义者们总是用过于强烈的方式感受事物，他们对人类行为的隐秘动机有所了解，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所忽略的。有一点李嘉图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们并未向世人讲清楚，甚至他们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那就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在发现某些真理时加以普遍应用的工具。我认为，只有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超越的普遍性，而没有哪一条经济学教条具有这种普遍性，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实际真理，而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
马歇尔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错误危害最甚的时候，他所持的观点以及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态度自然而然地使他不愿意在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就发表那些孤立的经济学专论。单独发表图解方法和纯理论有可能造成弊大于利的后果，因为那将会使数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目标与方法上更加混乱，从而做出不合他本意的强调。如果不对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进行苦苦探索就草率地发表那些纯智力成果，人们就会纷纷效仿这种做法，他就会成为一个错误的示范。然而另一方面，要得到相关的事实依据是极端困难的——比现在困难得多。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事情发展的速度超乎寻常，因而整理过的信息资料非常罕见，远非现在这样丰富。实际上，在1875…1895年的20年间，马歇尔对于事实资料的掌握以及他的经济学判断力都大有提高，所以，如果他在1875－1885年间发表那些著作，那将会比他在1885－1895年间发表逊色得多。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一个个人性质的原因。在关键时刻，马歇尔的身体却垮了下来，而在健康有所恢复之后，他在准备课程和培养学生上花的时间又大大推延了他的写作进程。并且，他在写作时精益求精，锱铢必较，表述力求准确，这也妨碍他成为一位写作快捷的作家。他还特别不擅于把各部分合为一体以及为使各部分间相互照应而进行改写的工作。他一直试图写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缺乏运笔如飞的能力，又不能长时间地全神贯注（这正是穆勒所具备的），还缺乏一种前后一贯的整体感（这正是亚当·斯密所具备的），而这些对于一部宏篇巨制的圆满成功都是必备的条件。
前面已经指出，他认为经济学不可能达到极致状态，同时现实世界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而他在文字能力上又有所局限，也不能用大量的闲暇来著书立说，正是这些原因使他放弃了先写独立专著再将它们合为一部宏篇巨制的想法，这难道说不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吗？我认为是的，正是那些障碍与不足之处导致了这一点。
对于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马歇尔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优势。他在188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道：“12年前，英格兰拥有或许是最才华横溢的一群经济学家，像他们这样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在同一个国家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穆勒、凯尔恩斯、巴奇霍特、克利夫、莱斯利、杰文斯、纽马奇和福西特先后离开了我们。”当时剩下的人中，再无一人堪与马歇尔并驾齐驱了。对于自己的学生，马歇尔加以精心培养，因为他们将要承担未来的经济学研究。然而，马歇尔却不愿意把半生不熟的面包撒在水面上，不愿意考虑与别人合作的可行性，不愿意让这个世界从他身上获取能够滋补的养分。他不正是在违反他自己的信条，试图达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吗？经济学的宏篇巨论或许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我们也许的确需要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洋洋洒洒的大作。既然经济事实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而孤立的经济原理又苍白无力，那么经济科学的进步与日常用途难道就不需要一些先驱和开拓者们撇开大部头的论著而埋头于小册子和专论的写作吗？我曾在前文中说道，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不失为一部杰作，但充其量也不过像是一本小册子。这里我却要说，正是杰文斯乐于与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才使他赢得了崇高的个人地位，产生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杰文斯的所有经济学著述都属于小册子的性质。而马尔萨斯在《人口论》出版第一版后，想把它扩展为大部头的著作，这却反而毁掉了《人口论》。李嘉图最伟大的著作也都是一些风行一时的小册子。穆勒倒是凭借他的天赋完成了一部成功的巨著，但它对教育的意义远甚于对科学的意义，而且当新一代的辛巴德们已经在海上乘风破浪之时，他不也像个老人一样只能枯坐一旁吗？只由亚当·斯密一人享受宏篇巨论的荣誉就够了，经济学家们应当只争朝夕地撰写专著和短论，并祈求以此方式达到不朽。
那么，马歇尔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法岂不是偏离了他那独特天赋的真实本性吗？“经济学”正如他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说的，“本身并不是实际的真理，而只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马歇尔的创造。他在将其展示给这个世界之前，早早地把它交到了学生们的手里。这一工具的建立是马歇尔那独特天赋的最主要的成就。他认为经济学不是“实际真理”，他也极力地追求这种“实际真理”，然而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的父亲曾经作为一名学生兼同事，目睹了马歇尔自始至终的思想发展历程。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甚至我还不知经济学为何物，我就听到过我父亲的慨叹，慨叹马歇尔的顽固不化，这使他无法弄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的确切所在；慨叹他的不可理喻的雄心，这使他不能把自己精神与天赋中的真正财富奉献给这个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学本来可能发展得更快，马歇尔的权威和影响本来可能更大，只要他的脾气稍稍有所不同。
马歇尔还有两个特点必须提到。首先，马歇尔过于害怕犯错误，面对批评脸皮太薄，对反对意见太容易着恼，甚至是在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一种极端的敏感使他对于批评和反驳不够宽容。这种害怕由于言语冒失而招致批评的心理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不管怎么说，偶而犯些小错毕竟无关大障，尤其是如果能及时发现，那么更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然而，说这是马歇尔的一个缺陷，是立足于他对科学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的高标准——这种高标准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望而生畏——的基础上的。
其次，马歇尔太急于做善事了。对于这一学科中那些与人类福祉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直接相关的部分，他总是不屑一顾，即使有些内容间接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如果自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就不是在追求至高无上的目标。这种观念来源于他内心的冲突，在充满了艰难、枯燥、苛刻、毫无感情色彩的理智与显然完全不同的、饱含热望的激情之间的冲突。当他的理智在追寻图解方法、对外贸易与货币理论的时候，他的内心一个传道士般的小精灵却在说，不，这样不行。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他的理智之火行将熄灭。而那个一直被压迫的小精灵却跳了出来，有一次他说道：“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就要献身于心理学。经济学离理念的世界太遥远了，如果我在这方面说得过多，实业家们就不会读我的东西。”然而他毕竟还是把那种观念保持终生。他经常讲述这样一个早年的故事：“当我开始下决心尽我所能对政治经济学（当时‘经济学’这一词汇还未创造出来）进行彻底研究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街头橱窗里看到了一幅小小的油画（画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个‘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几个先令把它买了下来，回到学院宿舍把它挂在壁炉架上，从此以后我就把它称为我的保护神，我立志努力让世间那些像画中人一样的人们都能达到幸福的境界。当时，我对经济学理论中的数学部分极感兴趣，于是我就抬头望一眼我的保护神，它把我带回到正路上来。有一次尤其灵验，因为是它把我从对终极目标的研究中拉了回来，使我开始研究喧嚣一时的金银复本位制问题。我是鄙视这样的问题的，但追求的本能把我引向它们。”这就是他的另外一种伟大品格：崇高的无私与献身公益的精神——这一点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感动——中的瑕疵。
六
无论如何，1877年，马歇尔是在帮助夫人撰写《工业经济学》（1879年出版）。按原计划，这本书是夫人为剑桥大学函授部讲师作教材用的，但随着工作的进展，马歇尔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他不仅压制那本书的发行，而且在同一题目下以完全不同的内容替代了原书。这本书改写后，基本上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并“力求适应低年级学生们的需要”。在原书中，他的价值理论不得不以简短而不完善的形式表达出来，世人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来接受，我想，马歇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11年后改写这本书。在1887年和1888年《经济学季刊》上与美国经济学家的辩论也使他进一步确证了这种印象。另外，他也放弃了那种认为对初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只需一个半指导性的函授教师辅以一本半严肃的教科书就已足够的观念。1910年，他在给1879年出版的《工业经济学》的一位日本译者的信中写道：“本书在撰写之初，是希望能够把简明易懂与科学严谨结合起来。现在看来，尽管有些专题可以写成简明的著作，但经济学的核心教义却不能如法炮制。”
正是这些情绪便他对这本书怀有偏见。实际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行家们的高度赞誉，而且这是一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小型教科书。如果说有什么初级教科书的话，那么这本书可能是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好的——比福西特夫人、杰文斯所编写的入门书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教科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本书第三篇后半部分中论述商业联合、工会、商务争议以及合作的章节，是在当代对这些重要题目首次作出的令人满意的表述。
本书脱稿后，马歇尔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1881年出国休养期间，他并没有重新回到货币或对外贸易上去，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后来出现在《经济学原理》中的那些核心理论。在这期间，他到牛津任职，又回到剑桥执教备课，参加金银复本位制的辩论，和为金银委员会作证词等等诸多事务缠身。
马歇尔最初打算以一部书涵盖经济学的全部内容。1883和1884年，他的分配理论现出雏形。1885年夏天（在湖区），他在回到剑桥后的第一个长假期中开始为这本书最后定型：“（他写道）这一年的工作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正在摆脱对这本书的陈旧而狭隘的设想，应该使那些构成经济学支柱的抽象推理居于更显要的位置，但与此同时，我未能鼓起勇气，马上投身于撰写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这部著作（逐渐润色之后）将成为我一生著述中最主要的成果。”
1886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改造自己的写作计划。这一工作在夏季住于克罗姆附近的谢林汉姆时告一段落。这时我已使全书的内容基本定型，起码就第一卷来说是这样。随后，我第一次开始着手按照排印时的设想安排各个独立的章节。”
1887年（在格恩西岛）：“在写作此书方面大有进展，并且已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安排了出版事宜。这个学年一结束，我就开始向印刷商寄校样。除了第六部分的半部内容外，其余各章节都已打印完毕，虽然还不能马上用于出版，但已具备了出版的模样。我是说，事情已经安排妥当，基本完成了。”
1888年：“长假期临近结束，我已将第五部分交付印刷商，第四部分也完工在即。之后，我准备在撰写‘正常价值或分配与交换’之前，添加进一步讨论‘生产成本’的新部分，把原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