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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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没有把丹斯克给予波兰，而将丹斯克规定为一个“自由”城市，却又把这个“自由”城市包括在波兰海关关境以内，授权波兰控制河流和铁路系统；并宣称，“波兰政府应承担该自由城市丹斯克的对外关系事宜，以及该城市公民在国外的外交保护。”
　　　　条约将德国河流系统置于外国控制之下，宣称使那些“天然地不止为一国提供入海口，提供或不提供船舶换乘的河流系统”国际化。
　　　　像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总统之故，法国政策的诚实、清楚的企图——限制德国人口和削弱德国经济体系，借助令人敬畏的自由和国际平等的言辞获得了表达。
　　　　然而，在总统之道义地位同其头脑昏聩的分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刻是：由于他的顾问们的怯懦，他最终使自己被说服，各协约国政府在抚恤金和各项津贴上的开支，应被公平地视为“德国陆海空侵略给联合与联盟国家的平民们带来的损害”，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战争花费不能这样看待。这是一场漫长的宗教斗争，在拒绝了许多不同争辩之后，在作为诡辩家艺术杰作前，总统终于有条件地投降了。
　　　　工作终于完成了，总统的良心，未受丝毫触动。无论如何，我认为，他的性格，使他留给巴黎一位真正厚道人的印象；大概他至死也会真诚地确信；实际上，条约没有包含任何与其以往言论相抵触的东西。
　　　　可这工作做得过于彻底了，这个戏剧最后的悲剧性插曲即归功于此。布洛克道夫·兰茨的答复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已经在特定保证的基础上放下了她的武器，但条约在很多方面与这些保证相抵触。可这恰恰是总统无法承认的；在孤独思索的苦役中，在向上帝的虔诚祷告中，他没有做任何有失公正、有失正确之事；对总统来说，承认德国的答复具有说服力，就等于损害他的自尊，破坏他心灵的内在平衡；他倔强天性的每一种本能，都起来进行自我保护。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是不可忍受的，每一种下意识的本能，都密谋着去阻止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究。
　　　　如此一来，克里孟梭便将数月前似乎离奇和不可能的建议——即不听德国人的——推向了成功。只要总统不曾这样尽职尽责，只要他不曾对自己隐瞒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即使在最后一例，他还处于能够恢复已丧失的立场、获得一些很可观的胜利的位置。然而，总统被僵固了。他的双臂和双腿被外科大夫捆扎成特定姿态，它们必须被重新分离才能调整。令劳埃德·乔治先生－－在最后时刻，他盼望他敢于保持的全部中庸－－震惊的是，他无法在五天内说服总统，使他明白曾花在五个月时间向他证明的正义、正确的东西中的错误。使这位老长老会教友摆脱困惑，毕竟要比以前使他陷入困惑更难，因为前者关系到他的信仰与自尊。
因此，在最后一幕，总统立场坚定，拒绝妥协。

第二章　劳埃德·乔治先生：
一个片断
　　　　我本来希望在此处结束这一章。但是，读者会问，英国首相在最后结局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英国在最终责任上占多大分量？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非常确定的。至于第一个问题，谁来描绘这条能将扫帚柄缠住的变色蜥蜴呢？劳埃德·乔治这个人物尚未涂好底色，我并不渴望这项任务。
　　　　英国之自私的，或者如果你愿说的话，合法的利益，如现实所示，与“十四点”的冲突并不像法国与“十四点”的冲突那样重大。舰队的覆灭，海运权的剥夺，殖民地的放弃，美索不达米亚的宗主权——这里没有很多总统所渴求的东西，即使从其公开声明的角度看；尤其是当英格兰——其外交的温和性一如既往，未如法国人头脑的逻辑强硬所阻碍——愿向可能被要求的任何事情让步时，英国自身对德国舰队没有欲望，德国舰队的覆灭是裁军的一个步骤。海运权的剥夺，作为对非法的潜水艇战役——这曾是美国参战的明确理由——的补偿，是停战前形势下的一种特别措施。对于殖民地和美索不达米亚，英国不要求任何排他性的最高权力，它们有国际联盟的托管权原则的规定。
　　　　因而，当英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巴黎时，英美谈判者之间似乎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地平线上只有两朵乌云——所谓的海洋自由，以及抵押于赔款的首相选举。令人们普遍感到惊讶的是，第一点从未被总统提出来；这种缄默，大概是他认为因英国在其他更重大事务上的合作，而应该明智地付出代价；第二点比较重要。
　　　　合作，因此被赋予了可能性；它在实践中也得到了相当的实现。英、美代表团的成员们，以兄弟般的感情和相互尊重的纽带联合起来，为一种诚实交易政策和宽宏的仁爱，忠诚地工作在一起、站在一起。同样，首相也很快使自己成为总统的朋友和对抗拉丁人声称的会心与国际理想主义之缺乏的强有力的联盟。这两位强大的独裁者的联合势力，那时为什么没给我们带来好的和平呢？
　　　　应更多地从演出炉前地毯上之悲剧与喜剧的心灵与个性的那些亲密运作中，而不是从凭空推测的政治家的帝国野心或哲学中，来寻找答案。总统、老虎和威尔士女巫一块被关闭在一个房间里达六个月，条约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东西。是的，威尔士女巫——因为英国首相对这个三角阴谋施加了女性成分。我曾称威尔逊先生为不信国教的非正统牧师。让读者把劳埃德·乔治先生描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娇姬吧！这个世界中的一位老人，加上一位妖姬和一位非正统牧师———这些，就是我们剧中的人物。虽然这位女士有时候很虔诚，但还是难以期望那十四戒律会完好无损地出现。
　　　　当扫帚柄驰过巴黎昏暗的天空时，我必须努力使它现出原形。
　　　　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会议上的克尽职守，对一切公仆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他不偷闲，不享乐，没有什么作为英国首相及发言人的生活与工作便利。他的劳动量是巨大的；他将精神与精力的巨大储备，毫不吝啬地耗费于他已着手去接的艰难任务上。他对国际联盟的拥护是真诚的；他对于在德国东部边疆地区公正实施自决原则的支持，是无私的。他没有强加以迦太基式和平的愿望。他对战争的痛恨是真实的；在波兰战争期间，支配他的反战主义倾向和激进理想主义，是他人格整体中一个非伪装的部分。本来，他应当更用心地在下议院前保卫好和平，而不应当在实际上使它们倒退。
　　　　可是，在巴黎提供的这样一种性格与方法的考试中，首相的良好天性，他的勤奋，他用之不竭的神经活力，却是无益的。在那火炉旁边，需要的是别的素质－－深深根植于永恒原则的政策，不屈不挠，强烈的义愤，诚实，忠诚的领导。假如劳埃德·乔治先生没有良好的素质，没有魅力，没有魔力，那他将不会是危险的。如果他不是海妖，我们就无须害怕漩涡。
　　　　然而，对他运用普通标准是不相宜的。我如何向不认识他的读者，传达关于我们时代的这位非凡人物，这个海妖，这位山羊脚的游吟诗人，这位来自克尔特古迹的森林——常受梦魇侵扰的神秘而迷人的森林－－拜访我们时代的“半人”的任何公正印象？在他圈子里的人们，注意到了他极端的不负责任，超脱或远离我们萨克森优点与邪恶的存在——混合以奸诈、不知懊悔和热衷权力；这，赋予这位北欧民间传说中迷人的巨术师以魔力、迷醉和恐怖。驾着三桅帆船“乔治·华盛顿号”，威尔逊王子自西方而来，踏入魔力醉人的巴黎城堡，准备将拥有永恒青春与美丽的少女欧罗巴——他的母亲和新娘的合一——从束缚与压迫以及一个永恒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在城堡里，面孔有如黄羊皮纸的国王，已100万岁高龄，一位弹奏竖琴的销魂女郎陪伴着他，唱出媚人的调子。只要这位王子能够解除蔓延到他身上的麻痹，并能画着十字向天国求救，那么伴随着雷霆震响和玻璃碎裂，这座城堡将逐渐隐去，魔术师将消逝无踪，欧罗巴就会倾入他的怀抱。可是，在这个民间传说中，半个世界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人的灵魂臣服于地灵。
　　　　劳埃德·乔治扎根于虚无；他空虚而无餍足；他是一件工具，同时又是一位演员——在同伴们之前表演，而也被他们要戏；他是一个三棱镜，就像我曾听他描述过的那样，聚集光又扭曲光；当光从许多角度同时进来时，它最为光辉灿烂；一个剥削者和掮客的合一。
　　　　英国战争的主要目标（除赔款外，如果它是其中之一的话），已在会议最早的几个阶段中解决了。那时，克里孟梭因为在保护法国的主要要求方面表现迟缓，遭到了批评。但情况表明，他不加快步伐是正确的。法国的要求，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同英国的要求相比，极有可能引发更大争论；在将会议宣言推向更严峻的考验之前，基本的问题是，要使英国深深卷入自我利益的纠纷中。英国的要求，在正宴之前提供了一盘绝好的开胃小菜，使总统的敏锐味觉能适应即将到来的更浓烈的滋味。一旦首相显得对法国的要求反应太苛刻，这种程序安排就使他公开处于受指责的境地：他已首先获得了他自己想要的任何可想象的东西，而他现在出于个性的奸诈，准备抛弃对法国的承诺。在巴黎的氛围中，这似乎是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的讥笑。但是，在三种特殊的背景下，它通过对首相的影响而获得了真实力量。在两个方面，首相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无法摆脱地处于克里孟梭一方。假如总统不屈不挠的决心完好无损，劳埃德·乔治先生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些事情上随心所欲；所以，为了逐渐制服这种不屈不挠的决心，他几乎同样地对克里孟梭感兴趣。
　　　　因此，假如他坚定地、实际地立足于总统一方，那么，就需要一种充满勇气和忠诚的行动；这只能以根本的信仰和原则为基础。可是劳埃德·乔治先生在这方面一贫如洗，政治考虑指向了一条中间道路。
　　　　因此，读者将会理解劳埃德·乔治先生如何开始占据一种表面上的中间位置，向克里孟梭解释总统、向总统解释克里孟梭；以及劝诱周围每一个人如何成为了他的角色。对于这种任务，他真是太适合太适合了；然而，对付总统，比对付克里孟梭要更适合得多。克里孟梭简直太善于冷嘲热讽了，无疑太老于世故了，实在是太有教养了，以致凭他的年纪不会被来自威尔士的这位女士的魔力所欺骗。但对总统来说，被这样一位专家所支配，是一种美妙的近乎欢乐的体验。劳埃德·乔治先生迅速将自己装扮成总统唯一的真正朋友。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处于中间位置的劳埃德·乔治先生；但他对于总统，比对于克里孟梭更为动摇不定。现在，让读者的思绪重新回到那个隐喻吧！这位首相对杉树的无法治愈的爱；他放弃此物以换取荫影的甘愿之心；当月复一月拖延不决时，他对了结此事以返回英国产生的强烈愿望。
　　　　即便如此，观察者直到这件事情结束，也从未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真理：首相较好的直觉和较真实的判断，或许曾经占据上风——他心中明白，这种和平会使他难堪，它可能会毁灭欧洲。可是，他已经给自己掘好了坑，如此之深以致他无力跳出来了；他被自己的辛劳俘获了，被自己的方法打败了。此外，在其命运的巨大危机之时，低级本能占据上风，这是他的内在存在以及他同地球上的巨神和无灵魂幻影的亲缘关系的一种特点。
这些人，就是巴黎的名人——我暂且不提其他国家的或较为次要的人们－－克里孟梭，从审美角度看，最高贵的人；总统，从道德角度看，最可佩的人；劳埃德·乔治，从智慧角度看，最灵巧的人。从他们的不相匹配和弱点中，条约诞生了；这个婴儿禀承了每位亲长最无价值的属性，不高贵、非道德、无智慧。　　

第三章　三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1919年4月29日，巴黎
　　　　4月底，威尔逊总统和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关于菲乌梅的辩论，达到高潮。部分地出自家乡舆论之故，部分地作为对总统施加压力，使之态度缓和一些的有策划的虚张声势，意大利代表团撤离巴黎，并声称：他们将不再进一步参与这个会议进程，直到总统愿意对他们重大的国家利益更加尊重为止。这件事对会议的影响效果，惊人地微弱。意大利的恫吓受到了责骂。会议完全照常进行；现在少了一个盟国，这种状态稍稍加速了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但意大利人的离去，产生了一种具有某些重要性的间接影响。它使比利时人的态度变得僵化了。因为，比利时人如此算计：尽管会议能够镇定自若地承受一位参加者的离席，但失去两位参加者，却将是真正严重的事情，将会损及在外部世界心目中的声誉。因而，在于意大利恫吓之上的比利时恫吓，或许能比前者获得更多得可观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因而，比利时代表团选准这个时机，紧锣密鼓地抱怨说，他们被四人委员会（现在减为三人委员会）不恰当地忽视了——这部分地是正确的。他们想借此机会，抬高和极大地彻底改变他们的身价。他们还有更多的优势：虽然他们同其他欧洲代表团极为不和，但他们深受——他们认为如此——美国人的欢迎。在那里，有亲笔记录的胡佛先生为他们的事情辩护；对总统来说，他们是“一群小人物”，因而宜于纳为宠物；并且，首要之处是，既然比利时的要求同美国无任何关系，这儿就有了一种机会，可以使美国人以他国人民的代价，实践他们强烈的利他主义嗜好。
　　　　这就是那种氛围——在此氛围中，1919年4月29日的三个委员会会议，因听到比利时人的委屈而搁置。委员会听到了比利时人对赔偿支付之优先权的要求；还听到了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情形，德国应该对全部“战争费用”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承担补偿之责，其理由是，入侵比利时是破坏国际法的突破口，总统“十四点”之类的要求限制了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