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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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歇尔和后期的埃奇沃思以及年轻一代却对此心存质疑。然而，尽管并未对这一根本基础的成熟性进行彻底的考察，我们仍然对建立于其上的那些上层建筑抱有不可动摇的信任。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对概率论的贡献相比，他对统计学的专门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从1885年起，他陆续发表了一些内容比较广泛的文章，其中，在1885年的《统计学杂志》50周年纪念集中刊登了他的“统计学方法”，在1910年的《国际统计协会公告》中刊登了他的“概率计算在统计学中的应用”。这些文章都很重要，有着很高的价值，它们使英国的学生们能够接触到由莱克西斯创立的德国学派的思想，并从一开始就能够对那些英国统计学家关于相关关系的理论加以支持、批评或赞扬。他的建设性工作，尤其在晚年，主要集中于对他自己的“误差的一般法则”进行精益求精而又繁复无比的讨论。埃奇沃思在这里所采用的独特的处理方式，在我看来，部分是出于尽量少用假设的需要，这样他就可以从更具普遍意义的假说中得出结论，而不是把结论建立在其他统计学公式上。在目前的统计理论的逻辑基础与实用主义基础中，他在逻辑方面有所欠缺，而他使用的方法使这一点得到了弥补。
　　　　他在撰写有关概率和误差法则的论文的同时，也就是说，在1883年，他38岁的时候，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五个课题：指数，即以数学方法对经济价值的度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为他一生的研究范围划上了句号。这五项数理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是：对效用或伦理价值的度量；确定经济均衡的代数和几何方法；对信念与可能性的度量；对论据与统计的度量；对经济价值的度量或曰指数。这五项研究以及它们的推论、分支和阐释构成了埃奇沃思一生的工作。如果埃奇沃思是那种善于制造论文的人，那么毫无疑问，在1900到1914年间将会出现以“数理心理学”为题的五本论著。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他在1877年和1881年发表了两个专论之后，又在1887年发表了第三个专论《米制，概率与效用的度量方法》。这本书令人失望，没有太大的可读性（埃奇沃思本人也同意这一判断）。在这之后，他也并未从专论一跃而回到论文的写作，而是走到了与马歇尔相反的极端上，他开始沉湎于各种文札、短章、论文以及具体事务中。40余年中，他以自己睿智头脑中迸溅出来的火花照亮了（同时也使之艰涩）《统计学杂志》和《经济学杂志》的每一页。
　　　　有一次，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试图创作宏篇巨制时，他以他那独有的莞尔一笑回答我说，过于浩大的事业，比如创作巨著或男女婚姻之事对他并无吸引力。可能他把这些看作是徒耗心力而得不偿失的事情，或者说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为自己划定的事业范围。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了，“奥卡姆剃刀”使我不必多言。但这其中应该存在乐于奉献的动机。
　　　　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还是一项研究，数理心理学都没能实现它的既定目标。我想，在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把它当成是前景光明的学科是顺理成章的。当年轻的埃奇沃思选择了这一学科时，他可能期望能够做出堪与当时物理学的辉煌发现相媲美的贡献来。然而，当我提到马歇尔已经逐渐对数理经济学改变态度时，这一梦想非但没有实现，而且已濒于破灭。像原子理论那样在物理学中风光无限的学说并未在心理学中出现。我们时时处处都遇到如何把各部分捏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因为各部分之间原本是分割的、不连续的，而整体显然不同于各部分的简单加总，单纯地比较数量是无效的，小的变化就可能带来巨大的效应，而我们所做的均匀而一致的连续性的假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数理心理学就变成了从其他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理论的基石，就变成了对序数的计算，而不是度量，最多也仅是对度量的近似而已，但指数又是常常出错的，近似也不可能精确，那么以指数和近似所表达的东西也就大可怀疑了。没有谁比埃奇沃思更清楚这一切了。在他一生的智力活动中，他自始至终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根基正在逐渐松动。如果在他天性中的谨慎、苛刻、怀疑和相互矛盾之外，再加上这些困惑，那么那个巨大而沉重的上层建筑还怎么可能吸引住他呢？埃奇沃思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像是在薄薄的冰面上舞蹈。随着岁月一年年流走，命运却跟他开了个恶毒的玩笑；他越来越喜爱在冰上翩翩起舞，但同时却越来越憎恶脚下的冰面。当恶意的目光向他投来的时候，他就旁顾左右；当命运刁难他的时候，他就闪烁其辞，他把不好客的黑海当作好客海，把怀有恶意的真理卫士当作善良之人。埃奇沃思很少直面他的读者以及那些想和他探讨问题的人，他隐晦艰涩、拐弯抹角，总想一个人悄悄溜走，而一旦被其他行人喝住，他就更要紧走几步。
　　　　在1887年他的《米制》问世之后，埃奇沃思就再没有什么单独的出版物，只有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四次讲演被印成了小册子。直到1925年才由他自己编辑，以皇家经济学会的名义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论文选集》之卷本。在这部书中，以适宜的方式保留了埃奇沃思对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贡献，这些正是埃奇沃思本人希望保留下来的，而前面提到的《数理心理学》中的部分内容却被排除在外。
　　　　经济学论文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他本人谦逊而甘于寂寞，所以按他自己的意思并不愿意出这样的风头，但当其他人在为这件事费心尽力的时候，他也就顺水推舟。开始遴选文章、准备出版。而在出版之后，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大获成功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学术刊物纷纷发表评论，赞扬之声蜂拥而来，就好像这位与世隔绝的作者刚刚被发现一样。我想，埃奇沃思的的确确被自己所享有的世界性声望惊呆了，当然，这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虽然他还在不间断地写作学术文章，但他把他最后3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上。人们总是从他的崇高声誉出发把他想象成一个不谙世事、不理俗务、高高在上、耽于抽象思考，并以玄奥为乐事的人，但作为一个在《经济学杂志》中共事15年的人，我要说，事实恰恰相反，作为一个编辑，他在实际工作中很有天份。他工作准时、老练，在一切日常事务中都堪可信赖。他总是不能发现自己文章中的排印错误，但对别人的文章却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对什么是好的“校样”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对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并且屡试不爽。他常常利用自己作为编辑的权力严格地使稿件保持简洁，并且施加影响，优先考虑那些有时事价值的文章，而限制对方法论或类似的东西的拖沓冗长（在他看来，德国的刊物就深受此害）。我比较喜欢那些分量重的文章，所以常常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竟和埃奇沃思对立起来了。是他建立了这本杂志的国际声望，并且十分看重把这种声望保持下去。我敢肯定，在英国的经济学家中没有比他更精通外文的了，而且，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也是交游最广的。埃奇沃思是个好客之人，外国的经济学家，无论知名与否，很少有人到伦敦去而没有受到埃奇沃思的热情款待。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使全世界的经济学能够一气同心，他还努力在各个地方发现对经济学有天赋的人，并以爱尔兰和西班牙传统中特有的优雅风度来对待他们。他的耐心是无所不包的，虽然自己声望卓著，但对奖掖后进却不遗余力，以至于让人们感到如果这不是在对他们有意讽刺，那就实在太过分了。他的所有的奇异、古怪都局限在写作之中，而把自己出色的实际工作能力，精明强干的风格都奉献给了《经济学杂志》。
　　　　凡是认识埃奇沃思的人一定都会对他形成强烈印象。但这并不是说描述他是件容易的事。他和蔼、热情、谦逊、喜欢自嘲、言谈幽默、能够直视人的内心世界；但他也自制、生硬、有城府、骄傲、敏感、拘泥礼节、着意谦恭，对外部压力却绝不低头。马歇尔在谈到埃奇沃思的家世的时候，常常会说：“弗朗西斯是个迷人的家伙，但对伊西德罗你可得小心提防。”
　　　　他的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非常人之所能及。70岁之后，他还经常爬山，在帕耗斯普莱热，他一大早就下到冰凉的水中游泳，要不就是不知疲倦地行走在牛津郡的草场上。他总是在工作、在阅读、在校对、在“确证参考资料”（他尊重权威，而不愿意用自己的话表达任何东西，这使他浪费了大量时间）、或者是在纸片上专心致志地演算深奥的定理（据玛丽亚·埃奇沃思记载，这也正是他祖父爱做的事情），要不就是在写信，总之，他不问收获，而只是勤勤恳恳地耕耘不止。在他临终之时，他已经很难用口头做什么完整的表述了——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始失眠并且精神焦躁，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对于写作，他甚至在80岁之后还毫无问题。最后，像他希望的那样，他在工作中死去。
　　　　埃奇沃思终生未婚，但这并不是由于他缺乏感情。是他难于共处的性格，而不是他对生活的观念阻碍了他与别人构成真正亲密的关系。他没有获得本应享受到的那么多幸福。但
从很多方面来说，他的品性更适于这种单身汉的生活。他只需要不能再少的生活用品，他不愿意为任何家庭责任所牵累，他也满足于这种没有私生活的日子。没有人像他那样不断地游走在教员休息室、图书馆和俱乐部之间，并为能在这些地方获得一点惬意之感而恋恋不舍。他的财产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什么瓶瓶罐罐，甚至没有多少书籍（他更愿意附近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没有贴身的记事本，没有文具和邮票。红线绳和胶水是我能想起来的归他所有的仅有的东西。但他对自己的仪表很讲究，总是按自己的风格精心装扮。他的长相更像西班牙人，而不太像埃奇沃思家的人。前额宽阔、鼻子很长、脸色带点绿色，胡子是精心修剪的短髭，双手比较粗大，他的相貌高贵，但有时他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似乎衣服不合身或身体不舒服。他在牛津万灵学院的住所是座简朴的房子。在伦敦时他住在弗农山5号，还有两所孤零零的房子，耸立在汉普斯特德的悬崖上，俯瞰平原，那是他在50年前在这里住过一周之后就买为己有的。每年夏天，他总要回爱尔兰小住几周，这时他住在金斯敦的圣约翰俱乐部。饮食问题他就到饮食处或万灵学院的餐厅、或阅览室、萨维尔、艾尔贝马尔等地方解决。看书，他就到大英博物馆、达布林的三一学院或皇家统计学会的图书馆去。
据说他在埃奇沃思镇度过的童年时代里，总是爬上苍鹫的窝去阅读荷马的作品。看来，他总是呆在那些远离凡尘的地方。

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
　　　　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圣约翰学院堪称剑桥经济学的摇篮。1868年，马歇尔由数学转向伦理科学，同年，福克斯韦尔也参加了伦理科学的学位考试，1870年参加这项考试的则是亨利·坎宁安。圣约翰学院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马歇尔和福克斯韦尔奉送给剑桥大学，他们两个相互比照，相互补充，除了同样真诚之外再无相同之处。我认为，是圣约翰的校长，伟大的贝特森博士施加的个人影响使圣约翰与三一学院一起鼓励对伦理科学展开的新的研究工作，而这时在剑桥大学，年轻教师们从事这样的研究却得不到任何的捐助。当三一学院把兴趣重心转向哲学（西奇威克和詹姆斯·沃德）、法学和历史学（梅特兰和威廉·坎宁安）的时候，圣约翰的兴趣完全转向了经济学（马歇尔与福克斯韦尔）。的确，这个学院为这些学科独自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60年代初，J．B梅厄和J．B．皮尔逊被任命为学院伦理科学的讲师，而在1868年和1875年，分别由马歇尔和福克斯韦尔继任了这一教职。在从1873年到颁布“新规则”以及取消伦理科学高年级学生的那段时期里，从后来取得的成就看，伦理科学学生比数学学生更出色，而这时的18名伦理科学考试一等荣誉获得者中，有9名来自于圣约翰。
　　　　福克斯韦尔最初讲授逻辑学、心理学和哲学，而把经济学留给马歇尔。但1877年，在（福西特获得教授职位之后）马歇尔离开剑桥去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负责人时，福克斯韦尔与亨利·西奇威克和J．N．凯恩斯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经济学教学的光荣任务。这一状况持续了8年，直到1885年马歇尔作为教授重新回到剑桥时为止。从这时直到1908年这段马歇尔担任教授的时期里，无论在教学上、授课上、还是制定政策上（尤其是在1901年设立经济学学位考试这件事上），福克斯韦尔一直是二把手。值得回忆的是，福克斯韦尔第一次对学位考试进行监考是在1874到1875年，与杰文斯一起进行的，这时詹姆斯·沃德和J．N．凯恩斯正在校读书。而他最后一次监考是在1900年到1901年，这时则是A。C．庇古和D．H．麦格雷戈正在校读书。30年之后，他又正在主持皇家经济学会，可见，对剑桥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经历了非常大的跨度。他从未离开过剑桥，尽管他与伦敦大学关系密切，到他去世时，虽然他已经不再参与教学，但按他在剑桥的居住时间计算，正是他在剑桥的第205个学期。在60余年中，福克斯韦尔一直是学院的讲师和导师，他在剑桥只获得了这两个职务。
　　　　对于自己没能获得其他职务，福克斯韦尔常常不无苦涩地说，这是由于马歇尔对他在这一学科上的治学方法怀有偏见。“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很大分歧，而在性格上分歧就更大。以至于我非常关心的事情在你眼里却毫不重要。”这是马歇尔有一次在信中特别写给福克斯韦尔的话。福克斯韦尔是受到19世纪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