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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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马歇尔读到这篇文章时却大为不满，在与埃奇沃思的一封未发表的信（1892年3月26日和28日）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连续效用曲线”，他准备部分地接受，他写道：“我称它们为‘暂时’需求曲线，这里对‘暂时’和‘短期’作了细致的区分，这是一个为专门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术语，与坎宁安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他那里完全是随随便便的。经过深思熟虑，我断定暂时需求曲线（与能够转换形状的名义需求曲线相比照）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它们将会给读者造成困难，并且转移他们对更重要的部分的注意力。对它们所表达的概念，我已作过讨论。”
（接下来是对《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引述）
但对于“连续成本曲线”，马歇尔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我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其他人对它们评价很高，并著文大加称赞，而我也正想说我无法理解它们……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懂，我想他自己也不懂。在我给他写过信之后，对这一点就确信无疑了。他头脑聪明，但过于鲁莽，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理解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而事实并非如此。你的性格比较沉稳，写作也比较负责任，因而，在你运用你的强大的权威力量支持我所认为是似是而非的概念之前，我有理由请你先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把y＝f（x）作为坎宁安的连续成本曲线的方程式，那么y表示什么，x又表示什么？……我问坎宁安‘连续’是不是‘短期’的意思，他说，不！他还说，‘连续成本’也不同于我所说的‘特别费用’（第483页）。但我想这与它很相像，可以说相差无几。”
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人们会感到，如果马歇尔以更清晰的术语准确地表述了他的“名义”供给曲线的含义，坎宁安就会向他解释得更清楚。坎宁安主要是想建立更具一般性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使它们脱离普通情况下曲线所需要的那些限制性（而且一般是隐含的）假设。
他在《经济学杂志》（1903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他在这里的目的同样是使过分简化的表述更具一般性，同时更具现实性。他提出了他的反向相切曲线，这一方面摆脱了对外贸易易货理论中报酬恒定的假设，一方面又表明了各国的生产成本都取决于它们根据进出口做出调整的产出规模。
坎宁安的《几何政治经济学》并未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添加什么更有新意的内容。但这是一本出色的小书。我还记得当时阅读它时的愉快心情，那是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我参加过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兴趣刚刚转到经济学上来。在马歇尔和埃奇沃思看来，这本书重新唤起了12年前的那场争论。马歇尔手中的这本书（现藏于马歇尔图书馆）作了大量批注。关于“连续曲线”他写道：“复合曲线可能有些用处。我从未在表达特殊单位的成本时使用曲线，而只是在表达（长期或短期）名义需求和供给时使用它们。他不过是暗示了他的推理与我的曲线存在某些联系，从而使学生们陡增迷惑。”埃奇沃思在《经济学杂志》（1905年）第15卷，第62页上对这本书做了精心的评价。他依然保持着他那精妙绝伦的文风，虽然他对坎宁安不无赞同之意，但（请回忆一下1892年的通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马歇尔的不快。经济学家们是身上带刺的一群，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想到这一点或许使人略感宽慰。
第十九章 亨利·希格斯
亨利·希格斯为皇家经济学会做出了独特贡献，我们应当在《经济学杂志）中为他作一单独记述。1888年2月7日，当时他年仅23岁，他就写信给福克斯韦尔：“拟议中的英文杂志在我看来很快就会赢得一批读者。现有许多事务分散于统计学会、英国科学促进协会、银行家协会、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当代的报刊以及其他评论杂志之中，如果把这些事务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经济学会，那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组织。但我甘愿做一个行列中扛枪的士兵，作战计划应当由上级军官们去完成。”学会于1890年建立的时候，他是初始会员，并在1891年就开始为《经济学杂志》第1卷撰稿。不过，他与学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则是在学会的第二年，即1892年年末，自此直到他去世的50年中都未曾中断。一开始，埃奇沃思既是学会的秘书又是《经济学杂志》的唯一一名编辑。1892年，希格斯接替他担当秘书职务，1896年，作为一名助理编辑又与他一起主持编务。他担任这两个职务并与埃奇沃思保持紧密联系一直持续到1905年，这一年他成为首相的私人秘书，“更高的官方事务的压力”（当时的《经济学杂志》是这么说的）使他不得不辞去这两个职务。但他一直都是理事会的成员。埃奇沃思对于行政事务信心不足（虽然远不是没有能力），因此他得到了希格斯的大力协助。埃奇沃思认为他天生就是处理世间事务的人，他将会在社会公共工作中青云直上，不过，他们二人都能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今天恐怕再没有人具备这种神奇的本领了，他们二人在讨论学会的事务时是那么温文尔雅、郑重其事！我一直认为，使学会通过皇家委员会的认可以及1902年英国经济学协会过渡到皇家经济学会，都是希格斯推动的结果，与此相关的各个实际步骤也都是由他实施完成的。
他在辞去公务员的职务之后，为学会所做的主要工作（不算他作为理事会成员所担任的工作）其一是编选康替龙文集，这一文集我们已经出版，再有就是一本未完成的经济学文献书目，这一书目以福克斯韦尔的藏书为基础，是他为W．R司各特领导下的一个联合委员会编写的，这个联合委员会代表着英国科学院、皇家经济学会和戈德史密斯公司，它们分别承担了一部分实际开销。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希格斯晚年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不过这时他已无力胜任在那些细微之处进行严格地推敲了，当然这并不是像这样一个浩大工程的最重要的地方。这项工作，于他的天赋并不相宜，他只是出于对福克斯韦尔的忠诚与爱戴才接手了这项工作，另外他也虔诚地希望能从劳作与学习中有所收获。而像这样的工作，福克斯韦尔是天性厌烦的。
希格斯是个非常“善于交际”的人。在我们的学会成立当天，他又在大学学院组织了一个经济学俱乐部，作为初级的经济学会，关于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科利特小姐曾经作过记述。另外，他经常参加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宴会，其次数恐怕比任何人都要多，他还为这个俱乐部编纂了百年纪念文集。由于某种思想上的偏好，在学会的理事会上，他总是坚持使学会成为一个思想界的团体，他认为学会的成员不能像《经济学杂志》的订阅者那样随便，而应该组成一个较为个性化的团体，其成员资格应该更仔细地加以审查，成员之间也应该经常会晤、讨论问题，为此还必须有一处永久住所。他的这一主张在初次制定“章程”时遭到了马歇尔的反对，因而未被接纳，持这种主张的人虽然一直存在，不过他们始终都是少数。
他总要为这个论题做精心的准备。因而他也总是按时参加理事会的会议，即使在他已不住在城区的时候，也要准时赶来赴会。唯一的例外是在逝世前不久他访问埃及的那段时期。后来，他差不多完全聋了，听不到别人的评论，虽然他并不关心别人怎么说，不过当他在讨论其他问题时突然冒出来的时候，他的发言就完全成了独角戏。就我的经历而言，唯一能在他没说完时就打断他的会议主席是埃德文·坎南，他经常撕破喉咙，在他耳边大声喊叫，告诉他我们正在讨论其他问题，并且用手捂住他的嘴，直到他不再说话。另有些时候，如果他想知道正在讨论什么，他就摆弄他桌上的几乎失灵的电子设备，使它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一时间什么也听不到了。我希望我能对希格斯这种极具个性化的发言方式作一说明。在这个时代里，或者在上面那样的环境下，如果过于急躁，就会惹人厌烦，并且欲速不达。而如果耐心一些，就会有好的结局，其本身也富有美感，显得风度翩翩。这些在理事会上的发言虽然常常文不对题，但其本身是经过精心准备并且令人愉快的。我有时想，这些的确都值得一听，而且是他的个性的最佳体现。我想这些可能是他对那些自己曾经效力过的维多利亚政治家们的模仿。当然，他们也留下了一些可怕的习惯，也许19世纪80年代的那些内阁会议就是这么开的。悲夫，埃奇沃思、马歇尔、福克斯韦尔和坎南都已先后逝去，如今希格斯又离开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第二十章 艾尔弗雷德·霍尔
我们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得知艾尔弗雷德·霍尔于1938年11月6日去世。这一天刚好是他8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学会建立的第一年，他就被选为学会理事会的成员，从1892年开始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07年，他成为学会的查帐员。在过去的大约25年里，他是学会的名誉会计员。
他生于1850年11月4日，是亨利·霍尔的第五子，是那一历史上著名的银行家家族的核心人物。在伊顿公学，他获得了汤姆莱因数学奖金，并作为一名奖学金获得者来到剑桥的圣约翰学院，1873年他以数学学位考试第十四名的成绩毕业。他与H．S．福克斯韦尔恰为同代人，当福克斯韦尔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二人就已相识，但他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则是在此之后。他从未为自己的数学成绩而感到骄傲，晚年之时，他常常说自己把时间花在数学上真是一件憾事，他希望自己本来学的是古典文学。后来，他转而学医，并获得了外科医生的资格，但他从未攻读医学学位，而是接受邀请参加了舰队大街的一家家庭银行。他后来一直把这当作一次正确的抉择，他说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因为他完全没有“猜想”的能力。
1882年，他成为霍尔银行的合伙人，自此他保有这一身份直至1925年退休。在英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霍尔银行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私人银行。在20世纪的伦敦私人银行界中，艾尔弗雷德·霍尔是仍然享有稳固的地位并受人尊敬的少数几人之一。贝奇霍特曾在1870年的《隆巴德大街》上撰文颂扬伦敦的私人银行家，把他的这些颂词用在霍尔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我想读者定会原谅我在这里引用这一已为人熟知的段落。“他被认为表现着，而他也的确时时表现着，将金钱上的精明和受过教育的良好素养合而为一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社会的其他阶层中是不多见的。那个时代，商人阶层比现在要粗鲁得多，而许多私人银行家却都知识广博、旨趣高雅，甚至在现在，这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样一种身份的确是得天独厚的。这种行业可以代代延续，银行的信用业务从父亲传到儿子，儿子在继承财富之时也继承了高尚。从事银行业必须警惕，然而并不劳碌。即使是大宗业务，银行家也可以确信他的交易是万无一失的，因而不必劳心过度。他的一部分时间和头脑可以随时用来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而且，一位伦敦银行家只要他本人愿意，他就可以步入世界上最是人文荟萃的社交团体。世上恐怕再也没有比作为一个伦敦私人银行家更幸福的事了，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有了。这样一个阶层能否延续下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恐怕是大可怀疑的，意识到这一点令人沮丧。”
1673年，这家银行成为一项家庭产业。自此以后，由父传子，不间断地沿着父系传下去，直到今天的第九代传人成为该银行的合伙人。1690年，他们迁移到舰队大街，此后他们一直在这里开展经营活动，从未因开设分支机构而引起混乱“；也未因合并而缩小规模；既未被任何的世事更迭而搅扰；也未在两个半世纪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动摇。因为他们既不好高骛远，也不滥用“猜想”，因而避免了许多风险。他们为塞缪尔·佩皮斯、约翰、伊夫林、纳西瑟斯·勒特雷尔、罗杰·诺斯、约翰·德荣登；为哈利、哈利法克斯和戈多尔芬提供服务。伊顿学院1714年在这里开设帐户。作为国王学院的财务管理人员，我在这里有一个已经开设了200多年之久的帐户。这段时期，艾尔弗雷德·霍尔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工作一天，夜晚也不例外，因为霍尔银行的合伙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古老的习惯，就是要有一人晚上睡在营业所，以便第二天早上亲自开张营业。多年之中，艾尔弗雷德每周都要在舰队大街睡三个晚上。他经常带人参观银行后面石子铺成的小花园，花园尽头有个游泳池，早晨他都要在这里游上片刻。
他要花一些时间处理银行业务，但还称不上事务缠身，因而他还完全可以过上一种学者式的生活，并成为朋友们谨慎而热情的好伙伴。在伦敦郡的第一届议会上，他作为一名进步党人成为霍尔伯恩的代表，他还是本届金融委员会的主席和第二届议会的参议员。他是慈善机构协会的创建者或起码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对于该组织的活动他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