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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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充满了间谍和多事者，我们认为最好不要在旅馆会面。所以我的朋友维瑟思，荷兰银行总裁，将他的书房交由我们支配。他住在基泽运河附近，那些运河坐落成同心圆圈，形成阿姆斯特丹的特色。他的屋舍前是一条运河，花园后面是另一条运河。这座房屋，作为荷兰过去光荣的商人府邸，有一个狭窄但极为幽深的可以用来散步的小道，屋舍的设计使得货物能直接从运河上的驳船中被安排到阁楼里去，它可能成为住处或货栈之一。在他早期生涯中，维瑟思博士做过爪哇银行总裁，在他长长的书房里，窗子向后延伸在运河上空进入黑暗，来自东方的爪哇灯具、影像、酒柜和一切笨拙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小摆设，覆盖着I7世纪荷兰的舒适的高贵和尊严。没有人在那儿，天下着不小的濛濛细雨，我放眼向运河望去。这时我开始奇怪于导致我发电报通知梅尔基奥尔的冲动，因为在我离开英国之前，大脑中没有这样的念头，这次会面能达到什么可能的目标呢？然而，我极度希望见到他。终于，门开了，梅尔基奥尔走了进来。
我们这两个曾如此经常地在敌对、礼节和拘束中互相见面的人，能毫无阻碍地会面，是很不平凡的。那些巴黎谈判似乎是可笑的，属于一场梦；在一刻的感情局促之后，我们坐下来开始了一次漫长的闲谈，像两个普通人那样。他告诉我关于在魏玛的最后日子；以及在条约上签字的斗争；他自己的辞职；这些日子如何曾是所有岁月中最可怕的；埃尔兹伯格如何精心背叛，向英国政府的一个代理人出卖在诺斯科、戴维和他自己之间的一次秘密内阁会议的决定，在这会议上决定在任何事件中他们必须签字，他，梅尔基奥尔，如何认为，劳合·乔治最终决定抛弃向着中庸的努力，是不知道这个决定。梅尔基奥尔的感情是向着德国，和他自己的人民带给他们自己的虚假和屈辱，而不是向着我们。那时，第一次，我也最清楚地理解，东德居民如何向东看而不是向西看。对他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对俄国的战争；最困扰他的是，关于黑暗势力的考虑，这股黑暗势力现在可能正在从东方兴起。我也比以前更好地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一位严格的，正直的道德家，一位犹太法学者。违犯承诺，违犯法律，体面举止的衰退，一伙人背叛承诺，另一伙人不诚实地接受不可能的条件而无实行之心，德国接受他不能履行的条件，几乎和协约国强加他们无权强加的东西一样是有罪的——就是这些违背戒律的罪过，如此严重地伤害了他。
当我们谈下去时，上午过去了，这开始对我而言显得荒谬：我们不应公开地一块吃午餐，像任何其他一对一样。因此我请他到我的旅馆，在那儿，一位德裔美国犹太人，保罗·沃伯格，梅尔基奥尔的汉堡伙伴的兄弟，他以前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美国领导性金融家之一，他也成为我的客人。我们外出穿过阿姆斯特丹漫步，梅尔基奥尔，这个很了解它的人，在路上带我去看古代贫民院的庭院，他说，它最完美地传达给他这个城镇的亲密气氛。这是个迷人的所在，安定和隐居的象征。
我的书那时没出来，我随身带有我写的关于总统一章的草稿。午餐后，我将它读给他们听。为求清静我们上了楼，这次没有去梅尔基奥尔的卧室而是去了我的卧室。我注意到这两位犹太人的反应。沃尔伯格，出于个人原因，憎恨总统，对他的窘迫感到一种高兴；他笑着，咯咯笑着，认为它是一个极好的打击。但梅尔基奥尔，当我读时，变得更严肃了，直到结尾，他显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这，就是幕帘的另一面，既不是深邃的原因，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也不是庄严的邪恶。
对《我的早期信仰》的导注
下面这篇文章是作为我的一篇回忆录的结果而写的。我的回忆录被读时洛德·凯恩斯不在，我想是由于他的疾病。后来送给他读。我没有把握确定凯恩斯读我的文章的日期，但装它的信封表明，是在1938年8月底。他的文章，印在这儿是9月初写的。这时我的文章在他的头脑中是新鲜的。我的回忆录的题目是关于这些事的故事：我介绍我的几位朋友给D。H。劳伦斯，他强烈地不喜欢他们，这使我非常痛苦也非常失望，这也使得我停止见劳伦斯。凯恩斯是劳伦斯最不喜欢的我的朋友们中的一个。他关于他们的感觉，从实质上说，是宗教的不宽容。他是一位预言者，恨所有那些他们的信条使他们永不能成为他的信徒的人。在我的回忆录中，我将这写了出来，因而导致凯恩斯重新审视他的早期信仰如下。
我开始认识劳伦斯和佛里达是在1912年，归因于我父亲同他的友谊。
我非常喜欢他，并且毫不怀疑他也喜欢我。我从未遇见过表现出具有如此天才的作家。我极为崇拜，现在仍然崇拜——他的短篇故事，他的诗和他的几部小说，特别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但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我反感他直觉的和武断的哲学。同时，我来自剑桥的朋友们的观念使我感兴趣并吸引了我。
因而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迟或早，劳伦斯将会训斥我，既然我永远不能严肃地接受他的哲学。通过他会见我的朋友们，这份原已出现的裂痕越被加深了。我最后一次拜访，同劳伦斯呆在一起之后，他写给奥特兰·莫雷尔女士——我也曾将他介绍给她——在一封收入他出版的通信集的信中：
“我们有戴维·加尼特和法朗西斯在这儿和我们一起度过周末。当比勒尔来时，累且有点茫然若失，心神不安——我爱他。但，我的上帝，听他谈话使我发疯。听这些年轻人谈话真是使我充满黑色的愤怒：他们没完没了地谈，仅仅没完没了——从不，从不说什么好东西。他们每人被装在他自己的一个坚硬的小壳里，他们像从这里面说出话来。再也没有任何感觉的友善．没有尊敬——没有一片甚或一粒尊敬。我无法忍受它。我不愿有像这样的朋友——我宁可独处。他们使我梦见了一只像蝎子一样咬人的甲虫。我杀死了它——一只非常巨大的甲虫。我弄伤了它，它跑了－－但我再次追上它，杀死了它。它是我无法忍受的对这个一小群自己人的恐惧。
在同一天，1915年4月19日，劳伦斯写信给我：
“我亲爱的戴维，
永远不要再带比勒尔来看我。他身上有像黑甲虫一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他是可怕的、不洁的。我感觉我将变得疯狂，当我想到你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邓肯·格兰特和凯恩斯及比勒尔。它使我梦见了甲虫。在剑桥我做过一个同样的梦。以前，在斯特雷奇身上我稍微感到了它。但它现在整个来到我面前，在凯恩斯和邓肯·格兰将身上，昨天我在比勒尔身上又一次认识了它……你必须离开这些朋友，这些甲虫。比勒尔和邓肯·格兰特永远不可救药了。凯恩斯我没把握……当我那天上午在剑桥看见凯恩斯时，它是我生命中的危机之一。它使我发疯了，带着痛苦、敌意和愤怒……
它真是告诉我同他或同我的朋友们决裂的一个最后通牒，我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答复了这封信。以后偶然地，在停战之夜，1918年11月11日，在阿德尔菲的蒙塔古·希尔曼的房间里，我仅仅再见过劳伦斯一次。裂痕将无疑已愈合了，假如劳伦斯更经常地在英国。当佛里达定期访英时我继续看望她，并于1928年写给劳伦斯一封使他高兴的信中，告诉他我多么崇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回报，他也给我写了一封温暖，友好的信。
读者现在明白了这些事实，这些事实导致梅纳德·凯恩斯重新检查他的信仰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的信仰——当他们是剑桥的大学生时。
戴维·加尼特
第三十九章 我的早期信仰
我对1914年（邦尼说是1915年，但我的记忆告诉我要比这早一些）与D·H·劳伦斯的会见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在一封信中记述了这次见面，这正是俱乐部上次集会时邦尼所引用的内容。不过不幸的是，我对当时的谈话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依稀记得一些感受。
那是一次早餐聚会，在内维尔大院伯蒂·罗素（伯蒂在此是伯特兰Bertrand的昵称）的房间里举行。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我来之前，劳伦斯大概一直与伯蒂呆在一起，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一次集会，席间，劳伦斯遇到的都是剑桥的人士，而他并不喜欢这个集会。我记得，从我们谈话的开始，劳伦斯就神情抑郁、沉默寡言，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反对的话。整个早晨都是如此。谈话主要是在我和伯蒂之间进行的。至于当时谈了些什么，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如果我们二人单独在一起，我们是不会这样谈话的。这次谈话是专为劳伦斯安排的，我们希望他能参与进来，但看来我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了。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的沙发里。劳伦斯坐在右首，他差不多是在蹲着，还低垂着脑袋。伯蒂时不时地在火炉旁站起来，当我思考时我也站起来。你知道，在与来访者的聚会中，两位老朋友之间谈话的那种情景。我以前没有见过劳伦斯，后来也再没有见到他。多年之后，他的通信集出版了，在一封信中他说，我是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唯一支持他的成员，因为我订购了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了。不过邦尼对劳伦斯的生平作过记述，从中我可以作出一些推断。我想，劳伦斯的一生受到两方面的情感纠缠的影响。其一是集中在奥特兰身上。奥特兰始终都不仅属于一个社交圈子。除了伯蒂以外，剑桥和布卢姆斯伯里也正准备接纳她。劳伦斯、格特勒、卡林顿是她裙子上不同的几道褶边。劳伦斯对其他几位心存妒嫉。当时，剑桥的唯理主义和犬儒主义正处于鼎盛时期，这使他产生了抵触心理。我想，伯蒂使他形成了对剑桥的第一印象。这压倒了他，吸引着他也拒斥着他——这就是他另外一种情绪上的纷乱。这显然是一种教养，也显然是他感到不适的和无法企及的——这既极大地拒斥着他，也极大地吸引着他。现在，邦尼自己走入了他的生活，既不是通过奥特兰也不是通过剑桥或布卢姆斯伯里。他显然很喜欢邦尼，当他看到邦尼为剑桥所吸引时，他就妒心更盛了，正像他对奥特兰最近倾向于剑桥而心有不满一样。除了嫉妒之外，劳伦斯与战前剑桥的对立情绪也严重得无以复加。
虽然如此，那么劳伦斯的感受中是否有一些可取之处呢？一般说来是有的。他的反应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我说过我已忘记了谈话内容，但可以想见得劳伦斯的态度是很容易被击破的——虽然不像弗兰克的态度那样完全站不住脚。因此，对于他的谈话的表面价值，认可它或估价它都是愚不可及的，但在其表面价值背后，他对生活的态度中有没有重要之处呢？劳伦斯忽略了生活中那些本来具有价值的东西，他对生活简单粗暴的理解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邦尼所写的传记使我又重新回顾了战前十多年中我们的心灵史。如果这不会令俱乐部过于震惊，那么我将在这篇投给会刊的稿件中回顾一下我们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历程，以此来说明一个空白的头脑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这些印记又从何而来，以及一个人是否应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信仰。
我是在1902年的朱迦勒节来到剑桥的。当年年底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出版了。现在这一代似乎很少有人去读它，然而它显然对我们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以及围绕它进行的种种讨论曾经统辖过一切，也许至今仍然统辖着一切。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人的信仰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这也正是年轻人的特性，在成年人那里往往就会淡化。那时我们所形成的独特的情感至今未改。正是这些独特的情感影响了我们大多数人，使我们汇集成这个俱乐部，而又与其他人分开。尽管我们这些人物各不相同，但这种影响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摩尔本人是个清教徒；斯特雷奇（这就是他当时的名字），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伍尔夫是位拉比；我自己是个非国教教徒；谢泼德是个国教教徒和（现在成为）牧师；克莱夫是个整天乐乐呵呵的家伙；悉尼…特纳是个寂静教教徒；霍特里是个教条主义者。而在那些刚刚参加进来的人中，麦卡锡和安斯沃思与摩尔有私人情谊，因而受摩尔的影响就更深。福斯特我们那时候见得不多，他那时已经成了离群之马了。只是对我们这些在1903年很活跃的人来说，摩尔的影响完全取代了麦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罗素。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压倒性的，而且是与斯特雷奇常说的“令人沮丧”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这一切都多么令人兴奋啊，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人间天堂，我们正是这新的天命的预言者，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因而即使在我们最为落魄失意的时候，我们仍然富有活力。这是如今的年轻一代所不具备的，他们只是对某些人物稍加效仿，然而非但不能超越他们，就连他们在心中的幻象都逐渐淡化了。
我们从摩尔那里获得的并不是他所给予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新的天堂的门槛，然而另一只脚却仍然深陷于西奇威克和边泌的功利主义计算以及正统行为的一般准则中。《伦理学》原理中，有一章我们是不屑一顾的。可以说，我们接受了摩尔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条。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的信仰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条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终极目标，而“道德”不过指向外物与中介。下面我将会说明，一个人如果怀有信仰，而抛掉道德准则，那将会怎样。
即使俱乐部的新成员们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