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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园青坊老宅 作者:杨黎光-第7部分

小说: 园青坊老宅 作者:杨黎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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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结束。湘军攻打太平军时,经常采用围而不打的战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打安庆就围城一年多,还在城外绕城挖了两道宽五丈、深二丈的大濠沟,以围困城内的太平军。这样,基本上切断了城外与城内的供应。战事连连,茶叶的运输线——长江也被封锁了,谢家的茶叶生意从此就开始衰落。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谢家也曾想东山再起,但无奈已无回天之力,只剩下宜市的这一间茶叶店还在惨淡经营,一直传到谢庆芳的父亲。
  由于店小本薄,每年收购茶叶时,谢庆芳的父亲亲自在茶场和茶叶店之间奔波,茶叶店只好留给家人看管。谢庆芳长大以后,就代母亲照管茶叶店,一位如花似玉又笑容可掬的姑娘做店员,店里的生意也会好一些。谢庆芳自小在茶叶店里长大,渐渐磨练出一份精明,摸索出了多赚一点钱的门道。
  门道就在秤上。生意生意,都离不开一杆秤。小茶叶店做的都是三两五两、一斤二斤的茶叶生意,因为有与各家茶叶店的竞争,价格是明码的,贵了别人不要,谢庆芳就在秤上动脑筋。卖茶叶是用杆秤,杆秤由上面刻有斤两秤星的秤杆、秤砣和秤盘组成。每次在称茶叶时,谢庆芳都会找出话题和客人交谈,分散客人的注意力,她右手提起秤纽,秤纽是一段麻绳,系在秤杆上,一头是装着茶叶的秤盘,一头吊着秤砣。称重量时提起秤纽,通过秤砣的移动来平衡秤杆,秤砣落在什么刻度上杆秤平衡了,就表明着秤盘里茶叶的重量。谢庆芳在称秤时,把提着秤纽的右手小指翘成兰花指,那尖尖如竹笋一般的手指很好看,可门道就在这只兰花指上。谢庆芳左手移动秤砣时,右手的兰花指会乘客人不注意压一下秤杆,于是盘中的茶叶就重了一点。谢庆芳就是用这个办法使卖出的茶叶重量多一点,也就一点点,不能太多,太多了客人会发现的。但这一点一点的积累,也就是她比别人多赚一些的秘密。久而久之,谢庆芳摸索出一套娴熟的“压秤”技巧,并乐此不疲,因为每翘一次兰花指,都会多出几毫几分的利润。
  这一点一点的积累,锻炼了她的精明,但却改变不了她的家道中落。
  是什么支撑着精明的谢庆芳,一直待在木讷拘谨的齐社鼎身边,并且为他养育着儿女呢?
  这是谢庆芳心中的一个秘密:谢庆芳发现了齐府里的一个秘密,一个天大的秘密,为了解开这个秘密,她年复一年地整整等了三十多年,直到今天。
  现在听说齐府要拆了,她把解开秘密的最后希望寄托在齐社鼎身上,可偏偏在这时候,齐社鼎不能说话了。那心中的煎熬,怎么不让谢庆芳失魂落魄呢?
  她日夜守在齐社鼎的身边,只盼着齐社鼎早日醒来,帮她解开那个守了三十多年的秘密。
  ·4·
  第四章
  曹老三出院了,是曹老四用板车拉回来的,其实曹老三只是切了手,腿并没有受伤。但他精神上受的刺激太大,变得很萎靡,身体就显得很虚弱。他坐在板车上,伤了一只手指的左手缠着绷带,吊在脖子上。一路上,两兄弟也不说话,曹老四只是抬着头往前走。
  平时,曹老四拉板车的时候,都是像老牛拉辕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往前走。今天却挺着胸脯直往前走,因为车上只坐了一个曹老三。
  曹老四不声不响地拉,曹老三沉默不语地坐着。两兄弟和两姐妹不一样,两姐妹可以有说不完的话,两兄弟却默默无语。
  今天一早医生就给曹老三开了出院证,可是曹老四白天没有时间,等到傍晚送完货以后,才到医院把曹老三接回来。
  回到老宅时天已经黑透了,曹老四在大门口将曹老三放下,又拉着板车绕到老宅后门。他的板车每天晚上是停在后院的,老宅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住在后进的人家,不会将东西放在前院。尽管前院也放得下曹老四的板车,他还是不会将板车停在前院。
  曹老三下了车,一个人往家里走,刚到二进的天井,住在二进西厢房的钟贵珍手上端着一盆洗碗水从房里走出来,正要往天井水沟里倒。从张家射出的灯光,正好照在曹老三身上,钟贵珍抬头,看见一个人手缠着白色的绷带吊在脖子上,垂着头直往里走,竟把她吓得手一抖,瓦盆“啪”的一声掉在青石板上,摔得粉碎。钟贵珍紧张地喊:“谁?谁呀?”
  那清脆的一声响,又把低头往里走的曹老三吓了一跳,他停在天井里,抬头见是钟贵珍一惊一乍的,苦笑笑说:“是我,曹老三,像见到鬼一样是吧?”
  听到是曹老三的声音,钟贵珍才平下心来:“老三,怎么是你一个人?吓我一跳,出院啦!”
  曹老三边往里走边说:“老四接的。我光棍一个,哪有人陪我?”
  钟贵珍刚才的叫声并不大,但那瓦盆摔在石板上的声音却很响,周围几家邻居都打开了房门,一个个伸出头来。看到曹老三,大家纷纷走出来,有人关心地问几句,有人并不说话只是站在那儿看。
  曹老三还是低着头往里走,也不和大家说话,只是点点头。
  大家像护送似的一直把曹老三送进了他的那个楼梯间。曹老三把门关上了,大家还站在外面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议了一会儿,房里的曹老三不接茬儿,大家谈兴淡了,回屋了。
  曹老三原先和母亲曹老太、兄弟曹老四一同住在三进二楼的东厢房里,曹老四没结婚时,母子三人在一个锅里吃饭。
  曹老太本姓汤,活了七十多岁,她一生的财富就是四个儿子。在曹家她是个童养媳,没有自己的名字,随夫姓叫曹汤氏。曹汤氏比丈夫小七岁,但个子却比丈夫高半个头,她十七岁结了婚,年底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就不停地生,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最后活下来四个儿子。她三十多岁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听说她丈夫年轻的时候是个酒鬼,后来得肝病死的。丈夫死的时候,曹老太的大儿子才十六岁,二儿子十四岁,曹老三三岁,曹老四刚一岁。那一年又闹饥荒,曹家米缸里没有一粒米,郊外的树皮也让人扒光了,一岁的曹老四叼着母亲干瘪的奶头,把嗓子都哭哑了。曹汤氏想,一家人窝在一起可能都要饿死,于是把老大叫来,让他带着老二出去“搞嘴”,就是出去逃荒。自己也肩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去要饭了。
  母子们在长江边分手,一个往上游走,一个往下游走。曹汤氏对大儿子曹家旺说:“家旺啦,你老子刚死,又闹饥荒,这老天爷是不让我们穷人活呀,你带着你二弟去吧,能活一个是一个,好在我有四个儿子。等到饥荒过去了,一定要带着你二弟回来,要给曹家留一条根啦。”
  曹汤氏说这番话时,是很悲壮的。她心里认为,自己和这两个小儿子恐怕活不过饥荒了,她希望快成年的老大老二活下来,传承曹家的血脉。
  那时抗战刚结束不久,家旺和家昌两兄弟顺长江而上,一路要饭打零工到了武汉,在汉口码头上当短工。紧接着国共两党又打了起来,而且爆发了全面内战。家旺在汉口瞒着年龄参了军,是“国军”,国民党的部队,很快就开拔前线了。家昌因为年龄太小,部队没有收,就继续在汉口码头卖苦力,当搬运工。
  家昌在汉口码头打了两年多工,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国内的形势已经渐渐明朗起来,国民党政府已经如秋后的蚂蚱撑不了多久了。这时,家昌在码头上认识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在他的介绍下,家昌去鄂西参加了解放军,是“共军”。
  当“国军”的大哥家旺开拔以后,就杳无音讯,不知是死是活。而当了“共军”的家昌参军后,曾往宜市老家写过一封信,这也是他写给家里的惟一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参加的部队很快要进川,解放大西南。此后,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家昌的消息。
  曹汤氏就背着老三家胜,抱着老四家厚沿江而下去乞讨,帮人浆洗缝补。她那两只在做童养媳时就被缠残了的脚,小得像两个紫茄子,真是三寸金莲。常人走路都是脚掌先着地,脚掌软,落地时对身体有缓冲作用。曹汤氏缠小脚时,把脚缠得像一个紧握着的拳头,因此也就没有了脚掌,她走路时全靠脚后跟着地。一步一步地,直震后脑勺。曹汤氏瘦高瘦高的,两只小脚仿佛支撑不了她那高个子,背上和胸前都有孩子,她不得不把腰哈下来,使身体平衡。她就这样一直哈着腰,再也没有直起来。
  曹汤氏还会唱徽州小调,到人家门前行乞,先开口问主人好,然后拿出两块竹板敲着节奏,唱一段小调。曹汤氏的小调不是唱得好听,而是唱得诙谐,让听的人哈哈大笑,唱得最多的就是那首《宁愿嫁给种田郎》:
  悔呀悔,
  悔不该嫁给出门郎,
  三年两头守空房。
  图什么高楼房,
  贪什么大厅堂,
  夜夜孤身睡空床。
  早知今日千般苦,
  宁愿嫁给种田郎,
  日在田里忙耕作,
  夜伴郎哥上花床。
  人们听后哈哈一阵笑,接着就会一碗剩饭、几块红薯、几个萝卜地拿给曹汤氏。那时老四家厚还在吃奶,可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就将讨来的饭放在嘴里嚼碎,和着自己的口水嘴对嘴地喂给小儿子,她就这样把瘦得只有一把骨头的老四养活了。
  曹汤氏唱的小调,在徽州叫“哭歌”。是过去的徽州女人们,以一种如诉如泣的方式发泄心中郁闷的歌。
  曹汤氏在江南要饭时,在一个小洼上,曾有一位死了老婆的鳏夫请她到家里帮着浆洗缝补,她在那儿一连住了几天,把这户没有女人的人家里里外外地清洗了一遍。那男人看她手脚麻利又会缝补又会做饭,就试探着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曹汤氏真的走不动了,也背不动逐渐长大的两个儿子,她好想好想留下来,再也不外出乞讨了。可她想到了另外两个儿子,自己如果留下来,儿子们回到宜市,到哪里去找母亲呢?曹汤氏婉言拒绝了,又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继续上路了。
  饥荒过去以后,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到宜市,但她日盼夜想的两个大儿子,却一直没有回来。曹汤氏盼啊盼,一盼就是多少年,一直没有见到两个儿子回家。想得太苦的时候,她就会低声地唱:
  生男啊,
  不知啊,
  娘亲苦。
  生女啊,
  报了啊,
  父母恩。
  生男啊,
  也是空;
  生女啊,
  也是空。
  唱着唱着,曹汤氏双鬓渐白,唱着唱着,已经是曹老太的她,就把一切都想通了。她对人说:“活着就是过日子。儿子死了,你也不能陪着他去死呀,日子不是还要过吗?我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于是,她照顾着身边的两个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女们。
  经历过太多苦难的曹老太,有着很多自己特别的生活逻辑。后来小儿子曹家厚娶了一位农村姑娘,生了两儿一女,全部由曹老太一手带大。她带孩子有许多让媳妇不满的地方。比如夏天给孩子们洗澡,为了节约水,她会把三个孩子放在一个木盆里洗,两个男孩又特别顽皮,每天都是一身灰一身泥的,结果洗澡盆里就成了一盆泥汤。媳妇尽管是农村来的也看不过去,就说:“老太,水太脏了,换一盆水吧。”曹老太却理直气壮地说:“只有人脏水,哪有水脏人的?”
  解放初期“肃反”的时候,有干部来调查老大曹家旺的情况,找到曹老太,问她有没有大儿子的消息。
  她坐在那儿低头择菜,头都不抬地说:“死了。”
  干部又问:“死了?尸首埋在哪里?”
  她反问说:“都被炮弹打成灰了,哪还有尸首?”
  干部悻悻地走了,曹老太继续择她的菜,连头都不抬一下,好像问的不是她家的事。
  又有一天,民政局突然来了人,说接到上面通知,她二儿子曹家昌在进川剿匪时牺牲在川西了。差不多已经十几年没有听到二儿子消息的曹老太,好像听别人家的事一样,没掉半滴眼泪,提着篮子到江边洗衣去了。
  后来,民政局给曹老太送来一本“烈士证书”,是塑料皮的,曹老太就拿这个塑料皮当钱包用,用它夹了家里的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每次从证书里拿粮票去买粮时,都会骂:“要这个破本子有什么用?还不如配一点粮票给我,我们家两个大肚子汉儿子,总是吃不饱。”
  一天,民政局又派来了一个干部,要在曹老太家的门楣上钉一块上面写有“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那时曹老四还没有结婚,曹老太在帮别人带孩子,一个月有几块钱的收入。曹老太刚刚把这个孩子哄睡着,想抽空洗菜给两个在码头上做工的儿子烧饭,这时民政局的干部来了,老太又是没好脸色给他,径直下楼去洗菜了。这位民政局的干部一脸的没趣,就想找块地方把牌子钉上去完成任务就走人。没想到在门上钉钉挂牌子时,把刚睡着的孩子给敲醒了,那孩子立即哭了起来,曹老太生气了,从楼下跑上来把民政局的干部骂得狗血喷头:“捶、捶、捶,捶你家的死人头啊?挂那个破牌子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还不如发几块钱给我花花!”结果,刚钉了一根钉子的民政局干部,被曹老太气得扔下牌子就走了。直到老太太死,门楣上那“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还是用一根钉子歪挂在那里。
  一生都哈着腰的曹老太,患有肺气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难过,喘气的声音楼上楼下的人都听得见。有时候邻居们听到她哼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仍然爬起来,给两个上班的儿子烧早饭。
  曹老太对生活不满的最大宣泄就是骂人,谁都骂,谁都敢骂。但她也不糊涂,文化大革命中,她快七十岁了,就是不敢骂街道居委会的丁主任,因为当时曹老三被打成了“坏分子”,主要由街道居委会管制。有一次,住在一进的四斤儿指着刚刚离开的街道居委会丁主任的背影,逗她说:“老太,你不是说,你谁都敢骂?你骂丁主任给我听听。”
  曹老太指着四斤儿骂了起来:“折寿的!”然后非常明白地说:“谁都敢骂?那不害了我儿子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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